【大纪元6月19日讯】《一》、我被软禁的日子
首先，在本文开头，感谢朋友们在我被软禁期间对我的关心。在此，我向他们道一声：我平安地回来啦！
2004年6月2日中午11点，济南市公安局政保处两个人，一个姓郑，一个姓曲。说请我到外面吃饭谈谈，我说有什么话在家谈吧，他们说不行，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我跟他们上了车，在市区绕了个大圈。我说看你们把我带到哪里？“济南市开了许多新路，让你看看变化”。汽车由南往北行驶，车辆很多，因为济南市一些路段正在修整、拓宽。这时，车子又往西，再往南，前面就是济南市公安局，我说前面就是你们的“总部”，姓曲的说是不是去坐一坐，我说随便。但汽车并没有进他们的“总部”，而是又往西方向驶去。在西郊长清与另一辆汽车会合，已有三个人在那里等候，汽车三拐两拐，来到一家饭店，我也不客气，酒足饭饱之后，跟他们上了车。现在，汽车多了一辆，人也多了三位，两个酒鬼开车横冲直撞，经过一条小路时，对面的车挡住去路。姓郑的冲人家嗷嗷叫，我说你叫喊什么？让一让不就过去了，你这样叫喊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职业病又犯了。他自知理屈“嘿、、、我们车老板在车上，敢挡我们的路。”酒话。汽车向西南方向继续行驶，离开济南约50多公里，两辆车进入山区，在大丰山齐长城宾馆停下。软禁目的地已到，齐长城宾馆没有客人，其实，这个宾馆就是公安局的一个点。
在宾馆里，我不像一个宾客，我去哪里都有人跟着，不能出宾馆半步。山上的风景也只能站在视窗观看，转来转去也就只能在宾馆地盘里转。6月3日，宾馆来了些客人住店，我问陪着我的人，他说这些人是来开会的。晚上吃饭，酒、菜吃的差不多时，姓郑的说，老车再来一瓶白酒，我说可以，不过要把灯关掉，六个人每人身边点上一支蜡烛。他们听了这话，五个人像触电似地同时站起来，离开餐桌走出包间，退席了，不玩了。于是，我就找服务小姐要蜡烛，服务小姐的迎宾笑容全无，紧张地说声没有，就离开了。我来到宾馆小卖部，一位政保处的人说，没有人，门锁了。那些所谓开会的人，都在以严肃目光注视着我，其中还有一位穿着警服。找不到蜡烛，我就回到房间去了。
6月4日，我宣布绝食24小时。他们大发雷霆，“中央早已定论，你纪念‘六四’十五周年是违法的。”我反击道“纪念死去的人如何违法？是哪个法律规定的，你敢不敢再说一遍？敢不敢对你所说的话负责？”那位政保处的人没有回答。反而又说“车宏年，海内外的人说你主张暴力。”我笑了笑“有没有我不去考证，但事实会证实的。”但他这句话使我不安，如果没有这一说法，也许这也是对付异议人士的一种方式，想致我于死地。“我已给你们阐明多次，不妨今天再重申一次。和平、理性、公开、非暴力这一主张、立场没有变。政治和解，解决国内突出的政治问题；民族和解，解决国内突出的民族矛盾问题；民主和解，解决专制腐败问题。这一三大和解，解决方式没有变；最终永久地废除一党专制，完成实现宪政民主、多党政治。人民的自由、权利、福祉、私有财产切实得以保障。”
他们又不玩了，留下一个看守的，走了。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两个人试图将我抬到餐厅去，但他们没有把我从床上抬起来。他们吃完晚饭后，“老车，大厅里有少数民族佤族歌舞。”我说“不去，你们去看吧。”6月2日晚，我已陪他们看了佤族歌舞。
6月5日，我和政保处的人8点起床。吃完早餐后，我就问“今天可以把我送回去了吧。”“你说了算。”一位政保处的人回答。他们收拾行李时我就估计今天要把我送回去，大约九点左右我与政保处的人上车返回，刚出宾馆不远，还没有走出大丰山，另外一辆车息火，发动不起来了。天还下着雨，雨越下越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那辆车才发动起来，在路上时跑时停，又是加油，一旦回到家已是11点10分，这时雨也停了。
《二》、三大互动效应
回来后，我就投入紧张地工作中，看看来电显示。在第一时间向国内朋友报我平安回来的消息，并抓紧了解这次“六四”十五周年纪念还有谁在拘押中，当得知南京的杨天水、北京的刘小波还没有获得自由。于是，张林、李国涛、许万平与我等人发起了呼吁营救。
“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有十多人被软禁，上百人（这是保守数字，可能要数倍于这个数字）在6月3日和4日期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和问话。6月13日上午接到南京杨天水先生的来电。这样，“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前被关押、软禁的异议人士全部获得自由。尽管当局采取的行动较温和，虽与以往不同，但监控面范围扩大了，动用人力物力比以往都下了功夫。如此使当局下这样的大功夫，是今年上半年的三大互动，三大互动是中国走向民主作出崭新的尝试。
2004年2月24日，丁子霖老师等124位“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发出了《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的公开信》。2004年2月24日，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蒋彦永大夫向最高当局递交了《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建议》。被誉为说真话的英雄。2004年3月，江棋生先生《呼吁良知 打破沉默》一文，拉开了2004年上半年体制内民主改革派互动与民间异议人士互动的序幕。2004年2月1日，《自由评论》网友温冬见在杭洲西子湖畔访问了江棋生先生和章虹女士，大胆地提出《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这一理念的出台，加上某些条件和机遇的到来，三大互动悄然孕育而生：一、中共体制内的互动；二、西南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三、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
一、体制内改革派的互动
“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的公开信，真诚地呼吁代表和委员们“拿出勇气和胆识，果敢地就六四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并推动大会与会代表就此案进行讨论、审议。”《公开信》在体制内民主改革派引起较强的互动，海内外发表文章予以支持、声援。
胡绩伟先生、李锐先生、鲍彤先生、林牧先生等、、、发表文章，公开重申自己道德、公义立场，用真言颠覆国家谎言。他们的勇气，乃是中国人真正良心的展示。
蒋彦永大夫的《建议书》，被世界誉为说真话的英雄。其代表作品有：《英雄蒋彦永，巾国章诒和》、《刘华清、李锡铭纷亮相，是蒋彦永效应？》、《蒋彦永上书披露中共高层六四决策分歧》、《蒋彦永医生点燃了烽火，我们还等什么》、《刘荻、刘小波软禁，蒋彦永出差，吕加平失联》、《蒋彦永上书，全民反迫害浪潮渐起》。
十五年过去了，人们仍然记得那些坚持道德公义、反对残暴镇压而被传颂的名子，他们是：赵紫阳先生、万里先生、肖克将军、田纪云先生、芮杏文先生、闫明复先生、徐勤先生、吴祖光先生、李慎之先生、吴阶平先生、雷洁琼女士、杜宪女士等、、、。
丁石孙先生为法轮功说话，吕加平先生提出江泽民一些问题；41岁的焦国标先生，今年3月发表了《讨伐中定宣部》的文章，特别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被誉为“中宣部的掘墓人！”
江棋生先生在《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一文中，这样写道：“《公开信》和《建议书》是两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这两份文件以无比沉重和极具权威的事实再一次警示国人；发生在15年前的89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事件是大山一般的存在，不管是在宇宙中，在历史上，还是在人们的心中，都是如此，任谁也不能无视，不能抹杀－－－躲不过去，绕不过去，蒙不过去。同时，这两份档还以震撼人心的力度对国人的良知和勇气进行呼唤：该是在强权面前打破沉默的时候了！”
二、西南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
西南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是在今年3月8日开始的。我与万平与贵阳朋友晤面，我来贵阳的第二天，贵阳警方对我与贵阳朋友们的活动进行跟踪，我与万平加上贵阳朋友莫建刚、曾甯、廖双元、方家华、朱正元、孙光全、张重发、黄燕明、李任科、卢勇祥、陈德富等人。吾等来到公园，警方至少派了六辆大、小汽车，男、女便衣布控于吾等周围，对我们的一举一动进行拍照及录影，没有对我们的活动直接干预。3月11日，贵阳朋友们通过了《3、11意向》。
3月12日，我离开贵阳，前往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开始了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历时达近一个月，在这期间我与上述省籍的朋友们进行了认真沟通、交流，晤面的有刘建安、谢长发、周佩夫、姚小舟、张帆、王荣清、陈树庆、来金彪、杨建民、单称峰、杨天水、张林、王庭金等人。
三、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
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也引起了官方的密切关注，浙江警方打电话警告浙江朋友王荣清，南京警方多次找杨天水谈话，上海警方对李国涛活动进行跟踪，安徽警方不时对张林、王庭金传唤，我家就像自由市场，政保处的人连电话招呼不打，想来就来。尽管如此，华东地区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亟需民主英雄主义》一文，还是按既定时间与公众见面。
民主英雄主义，绝不是极权专制所宣传的为专制者服务的英雄主义。中国需要、提倡的是林肯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甘地式的民主英雄主义、曼德拉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瓦文萨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等、、、。那么，这样的民主英雄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没有呢？也许他们就在你们中间。
变动，变动，动则变，不动则不变。苏东是动、南非是动、台湾是动、、、。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特别是中共对人民的洗脑，往往把“动”和“乱”联系在一起，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更新，“动”就搞不好，就不能理解什么是“民主英雄主义”，如果没有摆脱专制所灌输的思维方式，就会把“动”和“民主英雄主义”在旧思维的支配下去类推了。再用旧思维方式去争取民主，争取转型，肯定是困难重重。不要指望天上会掉馅饼，民主不是恩赐的，哪个民主国家不是争取的！如果还念念不忘党的“恩情”，那么，就不难理解中国结为什么至今还解不开！
我们研究低风险运作多年，也搞了些低风险运作，但效果、作用都不明显。那么，到底什么是低呢？没有答案。今年三大互动，答案有了眉目。“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政府感受到来自体制内改革派互动与民间异议人士互动的压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扩大面的监控，而这一监控比以往都要温和。我们既讲互动又讲和解（前面提到过三个和解），中共体制内的互动与民间的互动，如果这一互动形成全国更大面积互动，我想风险就不在人民一方，而风险转向了官方政府一方。一旦官方政府方面感到风险越来越大，那么，妥协的一方将是官方政府，他们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这一趋向需要多方创造成熟的条件、机遇和互动。因此，合法、公开纪念“六四”就不会遥远！
2004年6月16日 写于济南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