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7日讯】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我按通知参加了我曾为其中一员的中共陕西电视台编委办支部会议,讨论我的退党问题。我的退党声明是六月二十日写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为我已不是中共的成员了。但组织委员说还要参加﹐还要履行手续。也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向同事们表明。
会议开始后﹐组织委员先说了一下我的退党要求﹐并且念了中共党章的有关章节﹐但他没有念我的退党书﹐可能是认为太“反动”﹐太“恶毒”了吧。接着他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但没有让我申明我的退党理由。
趁着大家沉默的时候﹐我要过来我的《退党声明》﹐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写《退党声明》的经过﹕六月二十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政保处四名警察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要我讲出我与几位朋友签发要求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呼吁书的情况﹐并说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为党工作多年了﹐应该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即表示这是侵犯我的政治权利的行为﹐我不可能与他们配合﹐一个字也不对他们讲。我说中共的民主﹑法制竟然是这样﹗这使我因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而羞愧﹗他们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说我年轻﹐我没看清﹐我还认为中共能改正错误﹐我对中共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真是瞎眼了。我向警方要了一张纸﹐当场写了《退党声明》﹕（原文）
中共陕西电视台党总支﹕
我于九八年六月二十日上午遭到西安市公安局传讯﹐警方要我说出几次在政治改革呼吁书签字的情况﹐并不允许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或朋友﹐他们说我是这个执政党的一员﹐应该好好跟他们合作。一个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竟然遭受这样的政治迫害﹐这使我更加体验到中共的黑暗和专制。鉴于这个党的残暴腐败﹐我已不符合这个党的实际状况和条件。因此我宣布从今日起﹐我退出中国共产党。
马晓明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于西安市公安局一处办公室内
因警方说在他们那里写的东西不能由个人随意带走﹐因此﹐我要求他们将此声明转交陕西电视台党总支。这次传讯警方一个字也没得到﹐下午三点多将我释放。几天后﹐在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期间﹐就发生了在西安的民运人士被拘捕﹑被软禁﹑被骚扰﹑被强行带出去“旅游”的事件。我也被软禁﹐电话被窃听。警方的许多做法与特务﹑黑社会没有两样。
我在会上宣读了《退党声明》之后﹐谈了我对共产党认识的变化过程。
我是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共的。那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已饱受了中共暴政的种种灾难。反右﹑大跃进我已经有了印象。五九年到六二年的大饥馑﹐我是亲身经历﹐父亲浮肿了﹐母亲得了肝炎﹐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情况刚刚好一点﹐接着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我受共产党的影响﹐认为错误是难免的﹐有开明的人物掌权﹐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没想到粉碎“四人帮”后又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经济冒进﹐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方面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政治上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民主墙运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致发展到八九年血腥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坦克机关枪的保护下﹐中共当局拒不实行政治改革﹐残酷镇压民运人士﹐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贪污腐败向全方位发展﹐人民的财富转入私囊﹐数以千万计工人失业﹐苛捐杂税﹐层层盘剥﹐民不聊生。事实使我彻底失望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与反对改革的意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是拥挤改革的﹐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另一个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拒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二十年来仍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圈子里打转﹐使仅有的一些经济改革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中共在大陆执政时期﹐使四千到六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早已堕落成封建法西斯的共产主义党﹐一个鱼肉人民的党﹐一个对党内和党外都奉行专制的党﹐改革原来是一场骗局。 我不但因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而羞愧﹑痛苦﹐还因替共产党作了十多年的宣传悔恨。这种所谓的宣传工作﹐是赤裸裸的愚民和欺骗。它不但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我自己。现在﹐我感到我太不适应中共的实际状况﹐太不符合中共党员的条件了。我是个叛逆者﹐退出中共完全是我自愿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中共不要抱残守缺﹐不要在一党专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应该珍视现在又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彻底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要认清历史的大趋势﹐要尊重人类起码的政治权利﹐要遵守人类起码的道德准则﹐目前首先要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在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多党竞争﹑民选获胜者执政的政治体制。
说到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我们不是红毛怪兽﹐不是凭空而起﹐无端生事﹐而是对中共几十年的专制统治的理性反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一定会观察﹑会思考﹑会得出我们这样的结论。我不过是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罢了。至于我因此受到的中共的迫害和处置﹐我并不在乎。这些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都是必然的﹐不可免的。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中共那里去讨公道﹐我将按我自己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生活﹑行动。一切衡量我行为的标准只有宪法和法律﹐尽管现行的法律在一些方面还不公正﹑不合理。
我讲完话后﹐经过片刻的沉默﹐组织委员要求大家表态。到会的各位党员依次表示﹕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接着书记说﹕政治改革是要搞的﹐但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我进行三十多分钟的讲话和发言以后﹐除了书记这句话以外﹐再没有任何党员出来替中共辩解或反駮我的发言。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惊奇。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于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