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2004年1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笔者曾在标题为《人文前沿的精彩亮相》的书评中写道：“参与对话的高增德、智效民、丁东、赵诚、谢泳，依次为20世纪30、40、50和60年代生人，四个年代的年龄跨度，没有阻隔他们精神上的沟通和思想上的共鸣，多年来的共同追求，使他们凝聚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界最为前沿也最为纯粹的一个自由主义学人群体。这部群体亮相的对话录，实际上是五个人多年来从事最前沿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活动的浓缩精华。”（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
5个月后，智效民先生的两本文集《往事知多少》和《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同时推出，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学术成果和公民情怀。从《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文科院士”应该缓行》、《关键在于体制》、《远离评奖及其他》、《呼唤学术独立》、《公布一下“两会”账目如何？》之类的文章题目中，即可见出智效民致力于公共领域内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关怀的自觉意识。
这两本文集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曾经在相关报刊上公开发表过。为了适应各类报刊的不同要求，其中不乏片面之论。特别是较早写出的《学问当如曹聚仁》、《作文当如季羡林》之类的文章，对于所点评的人物多有溢美之辞。假如作者看过曹聚仁当年为“反右派”运动进行歪曲报道和恶意辩护的一系列文章，《学问当如曹聚仁》一文，是完全可以不写的。好在这类文章只是两部文集中的少数篇章，文集中更具原创性和震撼力的，是《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张慰慈》、《胡适与“中基会”改组风波》、《柳亚子“牢骚”再解读》、《父亲与〈青年导报〉》、《开明绅士刘少白》之类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的经典文本。正是这些力透纸背的经典文本，为当下新锐学者致力于重写中国现代史，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学术资源。限于篇幅，本文只就文集中依据第一手材料写出的最具原创性的《父亲与〈青年导报〉》和《开明绅士刘少白》两篇文章略作分析。
在《父亲与〈青年导报〉》一文中，智效民并没有提到“父亲”的名字，只是说“在太原市南文化宫旧货市场买到一张1947年出版的《青年导报》，报头下面有一行小字，标明发行人是我的父亲。”经笔者询问，智效民在电子邮件中答复说：“我的父亲智力展当年做过些事情，基本上是从政的，办报时的职务是阎锡山手下的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太原市委书记吧。他影响不大，也没有什么名气，山西老点的人还知道他。文革中他写过许多材料，其中涉及到的名人不少，除了薄一波集团之外(薄在《论牺盟会和决死队》中提到过他)，还有侯外庐、邢西萍、杜任之等等，不过大多是泛泛之交，认识而已。”
由同志会太原市分会主任智力展充当发行人的《青年导报》，其实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张颔主编的一份特殊报刊，或者说由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占领的一块宣传阵地。它的幕后操纵者是智力展的老朋友、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情报人员杜任之。智力展与中共地下党员张颔、赵宗复等人，都是《青年导报》的得力撰稿人。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青年导报》被定性为反动报纸，以秘密身份或秘密手段帮助党组织占领宣传阵地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清算物件。
比起《青年导报》同人的不幸遭遇来，《开明绅士刘少白》所介绍的是更加极端的政治清算。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过两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的一个地主家庭，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的大女儿刘亚雄和大女婿陈原道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二女儿刘兢雄是中共高干安子文的妻子。刘少白自己也于1937年成为中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并与同乡好友牛友兰创办了专门为八路军提供军费的兴县农民银行。
抗日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解放区内全面展开，已经为支援八路军而倾家荡产的开明绅士牛友兰，依然被当作阶级敌人加以斗争和专政。牛友兰的儿子、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曾经牵着被铁丝穿了鼻子的父亲游街示众。这种被称之为穿牛鼻的民间肉刑，笔者4岁时曾在自己所在的河南省农村见证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的1968年，被穿牛鼻的是在自己家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略有不敬的一位老贫农。
当牛友兰死于非命的时候，刘少白服从组织安排正滞留延安，等到他回到山西老家时，迎接他的同样是被撤销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会长的政治清算和本乡本土的父老乡亲的暴力斗争。幸亏有毛泽东的直接干预，刘少白才逃过一劫保全生命。1949年以后，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度与智效民一家结为邻居。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先是安子文和刘兢雄被批斗，接着又是刘亚雄和儿子刘纪原被批斗。86多岁的刘少白尽管没有遭受暴力冲击，却再也经受不起家破人亡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打击，当他倒毙在太原城区的马路边上时，嘴里念叨的依然是要找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反映情况……
阅读智效民的相关文字，笔者一直在联想着自己的所见所闻。1989年秋天，一位叫赵建忠的同学邀请大家到他父亲的家里聚会。这位乍一看和蔼可亲的父亲，是海关总署的老处长，战争年代与刘胡兰一样是山西省某县农村的儿童团员和武工队员。当他回忆起当年的传奇经历时，竟然眉飞色舞地炫耀说：“……我们为了节约每一颗专门用来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的子弹，经常用石块把村子里的土地富农等阶级敌人活活砸死，其惨烈和刺激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军队用铡刀处死刘胡兰。”这位充满斗争意识的革命干部，与天津市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医生结婚后，坚持不懈地对妻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展开斗争，夫妻感情破裂后又坚决不愿离婚，以至于撇下4个孩子让女方独自抚养。
笔者的朋友李卫平，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80年代初，正在上大学的李卫平跟随父亲来到山西老区，走访当年的老战友和堡垒户。谈笑风生中，堡垒户老太太当着大伙的面唱起了当年的顺口溜：“八路军，游击队，不打鬼子光开会。”正是这段顺口溜彻底颠覆了李卫平从书本中接受的政治教育，进而决定了他的人生抉择。
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占据压倒性地位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用极其片面和极端绝对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替代所有个人同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性和普世公理。惨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又恰恰是同为中华民族的本国、本族、本党、本派的民族精英。即使在战争年代结束之后，针对本国、本族、本党、本派的民族精英实施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被及时制止，反而变本加厉地涌现出了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人道灾难。像这样钢浇铁铸般的历史事实，是不应该被隐瞒、被抹杀的，而且也不可能被永远隐瞒和抹杀下去。作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和学术人，唯一的职责就在于把正本清源的历史真相告诉世人。应该说，智效民就是当下中国社会中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和学术人，《往事知多少》和《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他披肝沥胆讲真话的两本好书。
转载自《议报》1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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