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20日讯】在一个诗人的书桌上，我发现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老头伛偻着腰，面色被风沙打得通红，背负一袋白色的重物，艰难地往山上行走。他两手粗糙、沉重地压在膝盖上，背绑的绳索由于太长而绕前胸几周。衣服褴褛，发黄的暖帽下是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没有人知道，老人默默地爬行在山道上时心里想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诗人只说他家在甘肃陇县，今年57岁，往山顶一个叫龙门洞的庙上送沙子，每趟只值一块钱！
这就是红旗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处境：背负着饥谨的威胁，忍受着贪官的盘剥，在兵灾祸乱、水旱蝗害中苦苦煎熬的结果不过是收获着无数的歧视和嘲弄。
是谁将他们推向悲哀的深处？是谁在冥冥中启动了一只不怀好意的手，使他们在看不见的绝望、烦闷和精神麻痹中度过悲惨的一生？是谁赋予了城市一份掠夺之权，而后又一劳永逸地保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今天，当我面对这样一张普通的黑白照片，良知的绞架高高竖立，我这样责问自己：比起这个背沙子的老人，我哪一样比他更高贵？凭什么忍受风霜冻馁、背负苛捐杂税的不是我而是他？城市里那些衣冠楚楚、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贵族老爷、小姐恶少们，究竟有什么资格嘲笑这些默不作声的劳动者？难道仅仅因为他出生在乡下，你出生在城里？但那不是他的错，错在他的父母，甚至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父母的父母。正像你养尊处优，与你自己的智慧无关，只说明你的父母恰好是在一堆城市的棉絮里做爱罢了。而在一个自由、平等、充满人道的社会里，一个人不会因为出身、肤色、职业、官位、性别的不同而命途各异。
我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浅薄的同情也不能使老头肩头的沈沙减轻，甚至连篇累牍的文章也不会使一个崇尚等级秩序的国家制度从此变得平等，但对一个从事人文写作的、生命尊严的捍卫者来说，我有权说出我在享用粮食后的耻辱。托尔斯泰面对俄国农奴纤草般的生命，曾这样忏悔：“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现在又教给他们什么呢？他们期待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我们总是在闲谈，互相指教，互相娱悦；而对于他们，我们甚至忘得一干二净！”鲁迅因为“一件小事”而将自己置于道德的拱架下烘烤，“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现代史上有谁像他那样将无数悲悯的想象投向那些在黑暗的境遇里辗转呼号的农民？胡风可以看作是这一精神传统的直接承继人。他说：“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这是一个沐浴过大师辉光的思想者在读完《生死场》后对农民命运的沈痛描述。
然而，我们的当代作家却全然忘却了这一“守望麦田”的宝贵传统。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他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变吓得半死，从此放弃了“宏大叙事”。私人写作是什么？私人写作就是作家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露出温软的胴体，抚摸着波浪般的曲线、嘴里发出喑喑呜呜的声音记录。叶夫图申科在《提前撰写的自传》里，曾这样描述他的诗由漂亮的形式转向对底层苦难的直接介入。他说，他的第一本诗集《探索未来的人》出版后，受到报刊界的一致好评。但当他走进书店的时候，发现他的一排排诗集原封未动。
有一个小伙子翻看柜台上的诗集，突然也走到我的小册子跟前。我怀着一种希望愣住了。小伙子翻了翻书，然后叹了一口气，把书放在了大堆上。“不要”，他对女售货员说，“这些东西难道叫诗——是鼓声！”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从此他明白了：“真正的诗歌，绝不是一辆在封闭的圈子里宾士的汽车，而是一辆“救急”车，它宾士的目的是为了救人”。然而我们的诗集被人民像垃圾一样抛弃时，却并没有使我们的诗人“感到震惊”，他们反而咄咄逼人地喝问读者，你们的素质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不围着我们签名？吻我们走过的尘土？然而他们什么时候问过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花钱买一本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诗集”？
这几年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也是这一风气的直接鼓噪者。他们秘密地接受了权贵的指令，假装“启蒙”已经过时，自由、平等的理念不需要重新普及。只要拾上几筐西方“解构”的牙唾，会背几声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咳嗽就足以使他们评上职称、分到房子了。至于农民如何交纳“提留款”，乡干部的手铐和脚镣是怎样严厉地套在农民身上，“公检法”的收粮车一到、他们为什么要拖家带口、埋伏于青纱帐和甘蔗林，就不是这些装聋作哑的学者、教授所感兴趣的了。
然而，当我们放眼北望、将目光投向俄罗斯那广袤的草场，却顿然发现我们的“超脱”不过是自私的代称，我们的“解构”不过是无耻的变种，我们吃茶喝酒、种花养鸟的小品文不是温柔敦厚，而是阳痿早泄、阴肾两亏后的装腔作势。
几乎整个人类二十世纪的苦难都集结在了这里。在动荡的莫斯科、在阴霾四布的彼得格勒、在寒冷和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囚徒的眼泪汇集成另一道伏尔加河冲过独裁者的宫殿，帝国的大厦在度过七十个罪恶的春秋以后像纸房子一样在自由的“乌拉”声中坍塌。那儿，无数的农奴遭到屠戮，无数的作家被迫放逐，无数的作品被查封，无数的平民被监禁，但俄罗斯伟大的诗魂们没有一刻停止过跃动。他们的心在滴血，但从没有放弃爱的抗争。是什么样的深沈忧愤使大诗人谢甫琴科终生行走在乌克兰苦难的梦中？请读一读他在伏尔加河上听完自学成才的俄罗斯小提手的演奏后所写的“记闻”：
感谢你，戴着农奴枷锁的帕格尼尼，感谢你，萍水相逢的朋友，高尚的人！你那把可爱的小提琴奏出了一颗受凌辱的农奴心灵的悲咽，它和千百万颗农奴心灵的悠长、忧郁而又深沈的悲咽汇合在一起……
涅克拉索夫以他全部的诗作申说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出身和教育不是修养，一个诗人必须具备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关切的修养，对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豪族财主们痛恨的修养。因而士兵的母亲，走路唱歌的货郎，用惊奇的小眼睛紧贴茅屋罅缝的农民孩子成了他笔下最高贵的意象。勃洛克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恶魔般的抒情诗人”，他曾经用相当的篇幅赞美女人“尖尖的鞋后跟”，但正是这样一个带有“颓废”倾向的诗人，却满蘸浓酽的悲悯，写下如此激动人心的诗行：“在饥饿和痛苦的煎熬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什么时候庄稼才能抽穗/忍受屈辱的人民才能松一口气？”
苏俄曾是我们的朋友，也是老师。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那片被苦难浸泡的土地、以及栖居于其上的人们那泪痕浇透而抗争不息的心灵时，我们的良知是否会因共振而发生些微的颤动？当有一天，田野大片荒芜，地里已不再长出稻草和禾苗，我们是否会为每一株庄稼的愤怒而接受良知的最后质问？
(7/19/2004)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