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杜义龙﹕“六四”一日十五年 最难忘却漂母恩

杜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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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11日讯】 一旦听说有朋友们忆写当年的新文字,便立刻细细阅读、品味,希望从字里行间寻觅些安慰出来,释解许久以来深埋于胸中的疑问和愁思。可是每每抱了极大的希望去搜寻,每每又携着更加滞重的沉闷掩卷唏嘘。

十五年来,每逢六月来临,年年如是,如是年年。朋友们的回忆录已然如山,可我看得越多,反而心中越是烦乱如麻,究竟什么是“六四”?“六四”又给了我们什么呢?

许多朋友念念不忘的是当年的轰轰烈烈,是其后的苦难辛酸,是当局的残暴和反动,是内心的愤怒和不平,是对招安平反的祈盼和渴望;对于另外一些人,则又是棒打之后的恐惧和卑怯,是对主子格外开恩而感激涕零的叩谢,是供出知己、乱咬朋友企图自救的软弱和狰狞,是突然醒悟对往事浪子回头的庸俗聪明,是面对后辈夸夸其谈、眉飞色舞的丑态种种。

可是,还有多少人记得,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全国各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大小城市里,那些推着小车,骑着自行车,或挎着提包,或开着汽车,免费为学生们运送食品和清水的市民们。是他们支持着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的趾高气扬,是他们默默鼓励着心性浮躁而混乱的民主运动,是他们把热切的希望化为无声的细雨,滋润着脆弱的民间希望。

他们没有高深的理论,没有漂亮的头衔,没有高贵的身份。他们大多数是工人、职员、小贩儿和家庭妇女。他们在几十天里,用瘦削的肩膀,抗起了几十万人的运动。他们默默地参加进来,然后又默默地退到一旁,他们为学生流汗,为学生流泪,他们包容学生们的缺点,他们寄托着自己内心的渴望,然后回到家中,独自咀嚼真情奉献后生活的困顿。

一位姓李的银行小职员,在游行的队伍旁边徘徊,当胸前吊着一只募捐纸箱的女学生走到他身边时,他双手紧捏着一百元钱,郑重地塞进纸箱上细长的小口中,似乎要把内心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希望都装进这只小纸箱中,然后望着浩浩荡荡的队伍走远,低下头,回单位去上班。当他进入办公室时,忍不住激动,向在场的人宣告说: “我捐了一百块!我一个半月的工资!”

大家于是七嘴八舌地、自豪地宣告自己捐款的数目,几元钱的、二三十的、还有七八十的,场面的热烈与往常捐款捐物时截然相反,他们不再为了捐款的数目斤斤计较,也不用领导三番五次地动员说服,没有人威胁如果不捐款就从工资中加倍扣除,也没有人诱导捐款对评先进和升职有多大的好处。他们自己纷纷上街,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往那只小纸箱中塞。

一位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士,她说她是做服装生意的,那天特地到广场上找到学生们的负责人,捐出了一包钱,没有人记得那是多少钱。她告诉学生们,用这钱买有营养的东西吃,然后好有力气去游行,好有力气喊口号。同学们都笑了,笑得坦然,笑得豪爽,她也笑了,她笑得灿烂,笑得妩媚。

六四之后第二年,我在宝鸡市的火车站对面,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穿黑色布褂儿和布裤儿,挎着一只雪白的小木箱在卖冰棍。她坐在街道的路沿上,背后倚着一棵法国梧桐树。她不吆喝,也不走动,就坐在那里等待顾客。炎热的夏天,她那凝重的表情,却给人一丝丝地冷意。我不知道是因为同情还是觉得奇怪,非常想了解她,便上前卖了一根冰棍,然后借机与她攀谈起来。原来她有两个儿子,但是都不太管她,她非常要强,不愿意看儿子媳妇儿们的脸色,就依靠卖冰棍养活自己。每天早晨去批发两三块钱的冰棍,卖到下午四五点钟就卖完了,一天能够赚一块五毛钱左右。在我刚刚要离开她时,她突然拉住我的胳膊,小声问:

“你是不是大学生?”

我点点头说:“以前是,现在早毕业了。”

“那前年六月份的事情你知道不?”

“您是说学生运动?当然知道啦!”

“最后咋了?”

“镇压了。您怎么想起问这事情了?”

“唉——死了人了,我听说了。”老人的脸色更加凝重。

“学生娃们可怜,”她接着说,“早知道我当时就多捐点钱。”

“您也捐钱了?”我不禁吃惊地问。

“太少了,我那天身上只有八块钱,都是毛毛钱,学生娃看我老了,可怜我,不要我的,我是硬塞给他们的。”老人脸上绽出一丝笑容,“我后来又回家去取了十块钱,不过晚了,学生娃们都走光了。”

那以后,每年夏天我都能见到她,还是在那个地方,还是那只雪白的小木箱,还是那身黑色的布衣裤儿,依然是那种凝重的表情。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夏天,我领着女儿上街,特意想绕到她那里去时,发现那地方摆着一只大冰柜,是一个中年妇女在出售花色品种非常齐全的各种冷饮,生意自然比老太太红火十分。

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只好默默地把“六四”和她,都一起记在心里。

每当老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总是要讲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幕:一个老头儿,骑着一辆三轮车,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来给他们送免费的油条豆浆,下了三轮车就站在一旁不停地用条大毛巾擦汗,一边看着他们香甜地吃一边唠叨着。要他们一定要吃好,别饿着。看着老头儿蹬着空三轮车远去的背影,她忍不住落了泪,她有几次都想扑在老头的怀中哭一阵子。那时她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也想起了家中的老父亲。她说,她从天安门一回来,就直奔家中去看望父亲,扑在父亲的怀里美美地哭了好半天。事隔多年后,一想到那一段,她甚至把父亲和那段往事、那个老头常常混淆,每次都让她落下泪来。

那段时间,数不清的百姓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学生面前,向学生们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种场景,对于大学生们来说,以前只是在电影中,看到百姓们舍生忘死支援共产党军队的镜头,他们常常为之感动和鼓舞,甚至为之涕下;可现在,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却在学生们反腐败的民主运动中,又再现电影中的那一幕,然而这里被支援的不再是共产党的军队,而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共产党的军队这时却正在包围北京城,随后就对这些中国老百姓自发地,无私地支援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是为“六四”,此为记。(2004-06-03草就,搁置至2004-08-31改定)@(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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