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香港《明报月刊》九月号刊登了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的又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报禁怎样开?”—－ 逐省开放﹐杜绝特许权。相对他在今年四月的“讨伐中宣部”一文﹐这位文人学者的行文﹐或者是受到了内部明示或是暗示的压力。
记者致电焦国标任职的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员室告知“不能通传焦国标教授﹐找不到他。要找的话﹐写信过来。”记者问，发传真或电邮真的可以？教员室职员又回答﹐“还是写信吧。”
今年四月，焦国标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后﹐北大校方找他“恳谈”，要求他“顾全大局”。有人建议他出国进修暂避风头，他已有心理准备，可能要回乡务农。就连远在河南偏僻的乡下的焦国标的中学老师﹐也因怕受牵连﹐不敢打电话给他。京城的报章，目前也不敢约他写稿，有的周刊则要求他不要用真姓名。焦国标家中电话和手机常被骚扰，一些网站留言甚至骂他是“汉奸”、“有这样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
在海外﹐看了焦国标的文章的文人学者不禁担心﹐焦国标会否成为另一位蒋彦永﹐被软禁甚至被施行思想再教育。原因是“讨伐中宣部”一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焦国标呼吁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焦国标又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他指摘这些行为是对传媒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最残暴的蹂躏”，为有钱有势者封杀对自己不利的报道提供渠道。
目前﹐中宣部对传媒设立的禁区包括:不许报道民工欠薪、上访、疫情，不许提反右、文革、六四和哈尔滨宝马案等“敏感”问题。最近几个会议上则反复强调，各类“政治噪音”正在增长:有鼓吹新自由主义，提倡民主自由、多党制；主张司法独立，告别专政；鼓吹新闻自由，中立宪法；特意歪曲、炒作三农、失业、贫富分化。听到中宣部一口气叫出二十五个不准报的时候﹐这位四十一岁的北大的学者焦国标，去年十二月终于火了。他说中宣部的每一次“不许”，都是对最起码的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他并罗列出中宣部的十四种大病：包括愚昧、枉法、冷血、智弱、权钱交易、为无数的罪恶捂盖子、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等。
焦国标还提出拯救中宣部的上下二策。上策是撤销中宣部，下策是改造中宣部。何以撤销是上策呢？因为英、美、欧洲等文明国家都没有宣传部，只有纳粹德国有宣传部，并有过一个出名的部长。焦国标说﹐中宣部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焦国标强调，别的部委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接受舆论监督，那么谁来监督中宣部？中宣部是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呢?这是对六十万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份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
其实﹐过去提出解封大陆报禁的著名学者﹐有过刘宾雁、胡绩伟、钦本立﹐而今年则涌现了《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和北大的焦国标。而外界对中国开放新闻媒体一直抱有莫大的期望。非典期间的经验证明﹐企图掩盖真相﹐只能使当局处于尴尬被动的局面。只有提高度透明，才能赢得世人的信任和尊敬。
不过﹐要开放报禁﹐谈何容易﹐香港的专栏作家古德明就指出﹐大陆新闻出版的丑事﹐今年头几个月﹐已是罄竹难书。一本《中国农民调查报告》描写农民生活，被禁了；《二十一世纪环球报导》发表改革派言论，也被禁了；去年揭露沙士疫情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喻华峰、李民英，因“贪污”被判入狱十多年；网上论政的杜导斌，则因“颠覆国家政权”被起诉。古德明认为﹐西方的保护记者协会把新中国列为五大恐怖国家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梁丽娟也指出﹐“报社在中国的地位尴尬，因为机关不像机关，事业不像事业，企业不像企业。当查税的时候，报社就是企业；当投保的时候，报社就是事业；当整人的时候，报社就是机关。”
最近﹐中国广播电视总局下达文件﹐严禁内地电视广播的主持人和主播模仿港台腔，并将这种限制视为是精神“净化工程”。海外评论认为﹐这是以公权力直接干预民众选择生活的方式。胡锦涛不断鼓励和主张的“三贴近”，似乎并没有被中宣部官员重视，甚至另行透露别的讯息，即胡锦涛在党内的位置正在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不断箝制，甚至是蔑视。原因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北京腔和港台腔并存，并不是天立刻塌下来的事情。
如何解封中国的报禁﹐焦国标提出有三：一是某年某月全国一起彻底开禁。二是头一年先开彻底开几个省；次年后再几个省。。三是像国家订立五年计划一样﹐制订开放报禁的五年计划。又例如，每年可以允许每省创办五份私营报纸，五家纯私营电台、电视台，和网站。。他说：“一份自由的报纸比一千个法庭更能保护社会公平。一张自由的人民日报比一千个中纪委反腐败的效果还好。一个自由的中央电视台检视腐恶的功能，远远超过一万个国家审计署解封报禁的方案。”
他同时提出，要像佛教大师那样“当头棒喝”。焦国标说，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与他同是河南人。由河南人抓意识形态会让人不放心。因为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但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意识形态过敏。焦国标列举了一九四二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人。二十年后的一九六二年，河南饿死的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但上边却未必是他们猜度的那样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焦国标说﹐要“防火防盗防河南人”，我们不能听任全国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