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6日訊】香港《明報月刊》九月號刊登了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的又一篇文章﹐題為“中國報禁怎樣開?”—－ 逐省開放﹐杜絕特許權。相對他在今年四月的“討伐中宣部”一文﹐這位文人學者的行文﹐或者是受到了內部明示或是暗示的壓力。
記者致電焦國標任職的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員室告知“不能通傳焦國標教授﹐找不到他。要找的話﹐寫信過來。”記者問，發傳真或電郵真的可以？教員室職員又回答﹐“還是寫信吧。”
今年四月，焦國標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後﹐北大校方找他“懇談”，要求他“顧全大局”。有人建議他出國進修暫避風頭，他已有心理準備，可能要回鄉務農。就連遠在河南偏僻的鄉下的焦國標的中學老師﹐也因怕受牽連﹐不敢打電話給他。京城的報章，目前也不敢約他寫稿，有的周刊則要求他不要用真姓名。焦國標家中電話和手機常被騷擾，一些網站留言甚至罵他是“漢奸”、“有這樣的教授，不敢把孩子送北大了！”
在海外﹐看了焦國標的文章的文人學者不禁擔心﹐焦國標會否成為另一位蔣彥永﹐被軟禁甚至被施行思想再教育。原因是“討伐中宣部”一文中﹐開宗明義指出：“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宣部。”焦國標呼籲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都應該“鳴鼓而攻之”。焦國標又說：“宣傳部門處分了那麼多的記者、老總，沒誰敢吱聲，難道宣傳部永遠正確嗎？”他指摘這些行為是對傳媒的是非感、正義感、文明感“最殘暴的蹂躪”，為有錢有勢者封殺對自己不利的報道提供渠道。
目前﹐中宣部對傳媒設立的禁區包括:不許報道民工欠薪、上訪、疫情，不許提反右、文革、六四和哈爾濱寶馬案等「敏感」問題。最近幾個會議上則反覆強調，各類“政治噪音”正在增長:有鼓吹新自由主義，提倡民主自由、多黨制；主張司法獨立，告別專政；鼓吹新聞自由，中立憲法；特意歪曲、炒作三農、失業、貧富分化。聽到中宣部一口氣叫出二十五個不准報的時候﹐這位四十一歲的北大的學者焦國標，去年十二月終於火了。他說中宣部的每一次“不許”，都是對最起碼的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中宣部已“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落後勢力的堡壘”。他並羅列出中宣部的十四種大病：包括愚昧、枉法、冷血、智弱、權錢交易、為無數的罪惡捂蓋子、蹂躪傳媒人的是非感與正義感等。
焦國標還提出拯救中宣部的上下二策。上策是撤銷中宣部，下策是改造中宣部。何以撤銷是上策呢？因為英、美、歐洲等文明國家都沒有宣傳部，只有納粹德國有宣傳部，並有過一個出名的部長。焦國標說﹐中宣部的核心工作是“好事無中生有，壞事有中生無；好事小的化大，壞事大的化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焦國標強調，別的部委和部長都可以成為媒體“挑剔”的對象，接受輿論監督，那麼誰來監督中宣部？中宣部是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呢?這是對六十萬新聞人最起碼的職業理念的踐踏，是對幾百萬人文知識份子最起碼的人文情操的蔑視和挫傷。
其實﹐過去提出解封大陸報禁的著名學者﹐有過劉賓雁、胡績偉、欽本立﹐而今年則湧現了《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和北大的焦國標。而外界對中國開放新聞媒體一直抱有莫大的期望。非典期間的經驗證明﹐企圖掩蓋真相﹐只能使當局處於尷尬被動的局面。只有提高度透明，才能贏得世人的信任和尊敬。
不過﹐要開放報禁﹐談何容易﹐香港的專欄作家古德明就指出﹐大陸新聞出版的醜事﹐今年頭幾個月﹐已是罄竹難書。一本《中國農民調查報告》描寫農民生活，被禁了；《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發表改革派言論，也被禁了；去年揭露沙士疫情的《南方都市報》負責人喻華峰、李民英，因“貪汙”被判入獄十多年；網上論政的杜導斌，則因“顛覆國家政權”被起訴。古德明認為﹐西方的保護記者協會把新中國列為五大恐怖國家之一，可謂實至名歸。
香港的時事評論員梁麗娟也指出﹐“報社在中國的地位尷尬，因為機關不像機關，事業不像事業，企業不像企業。當查稅的時候，報社就是企業；當投保的時候，報社就是事業；當整人的時候，報社就是機關。”
最近﹐中國廣播電視總局下達文件﹐嚴禁內地電視廣播的主持人和主播模仿港臺腔，並將這種限制視為是精神“淨化工程”。海外評論認為﹐這是以公權力直接幹預民眾選擇生活的方式。胡錦濤不斷鼓勵和主張的“三貼近”，似乎並沒有被中宣部官員重視，甚至另行透露別的訊息，即胡錦濤在黨內的位置正在受到某些政治勢力的不斷箝制，甚至是蔑視。原因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需要多元化的表達方式，北京腔和港臺腔並存，並不是天立刻塌下來的事情。
如何解封中國的報禁﹐焦國標提出有三：一是某年某月全國一起徹底開禁。二是頭一年先開徹底開幾個省；次年後再幾個省。。三是像國家訂立五年計劃一樣﹐制訂開放報禁的五年計劃。又例如，每年可以允許每省創辦五份私營報紙，五家純私營電台、電視台，和網站。。他說：“一份自由的報紙比一千個法庭更能保護社會公平。一張自由的人民日報比一千個中紀委反腐敗的效果還好。一個自由的中央電視台檢視腐惡的功能，遠遠超過一萬個國家審計署解封報禁的方案。”
他同時提出，要像佛教大師那樣“當頭棒喝”。焦國標說，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與他同是河南人。由河南人抓意識形態會讓人不放心。因為向來中國災難最重的是河南，但河南災難的總根源是意識形態過敏。焦國標列舉了一九四二年河南餓死一百萬人。二十年後的一九六二年，河南餓死的人更多，禍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員官迷心竅。河南的官員大多“忠心向上”。但上邊卻未必是他們猜度的那樣意思，跟來跟去實際上是跟了魔鬼。焦國標說﹐要“防火防盜防河南人”，我們不能聽任全國輿論環境都發生河南化。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