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据希望之声记者黄薇报导)9月初，北京有多名维权人士代表，将起诉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帮国的诉讼状分别递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状告人大违约致使原告的权益受损。两处高院都明确表示无法受理此案。那么，原告为什么状告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呢？北京时间9月6日下午2时，我们电话采访了6名具状人之一，杨靖先生。
杨靖先生今年58岁，是北京居民。他说，由于递交状纸涉及的风险，所以只有三名具状人在起诉状上公布了联络电话。
杨靖：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的公民能够把不履行责任的最高一级的立法机关告上去。在此之前，哪怕持不同政见或者有些什么看法，都要受到打击的。但是我们走过这么多道路之后，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改善这种状况。打击就打击吧，这也没办法。这是必然走过的道路。
记者：你们6名具状人，代表118名原告。都是北京的居民吗？
杨靖先生：不是。基本上是全国各地的。都是由于人大不履责，立法缺位，造成了，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益受到侵犯。我们不断的上告，不断的受到挫折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虽然目前搜集到签名才100多个，但是去年是中国的上访年，我们还没有特别展开去做。我估计人数，不是目前的这么多了，可以成几何等级的增加的。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由于我们国家的体制，由于不是真正的民主宪制，积累矛盾很多。这些受到侵害的这些公民，越来越认识到，根本原因就是它不是一个真正民主宪制的国家，使我们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那么这种共识，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以后，那不管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改革开放积累下的问题，受到侵害的人……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天都在受到这种违宪和枉法的侵害。
在诉状中，杨靖先生等100多名原告自称是“人大违约致使权益受害的公民”，那么杨靖先生本人的权益是如何受到侵害了呢？
杨靖：我今年50多岁，但我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公民应该享受到的权益。我曾经办过中共建制以来的第一个民办刊物“四五论坛”，并为此坐过8年的监狱。因为那时候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既然我们的公民意识逐步的觉醒，当我们有话要讲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他们现行的宪法的规定，还有那些现行的那些法律的规定，我们都去申请去了。后来我们受到了特别严重的迫害。我曾经被判8年监狱，只不过由于我披露了我们被迫停刊的原因。我们被迫停刊的原因，不是读者不希望我们做下去，也不是我们没话可讲。我为了给读者解释我们为什么停刊，因为中共发出了一个文件，结果说我泄露国家机密。
20多年前，杨靖先生试图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而被判刑，因为所谓公民权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太陌生的词汇。
杨靖：当初判我的时候，法官，还有包括他们一些政策研究室,就是搞意识形态的人，说我们不得不判你，你这属于“意识太超前”，就是说，我在一个没有养成公民（习惯）的这个土壤，这个国家中，我提前想做公民，就判我。说判我是因为我好像一个病灶，怕我扩散。
从1949年以后，中共一直向人民灌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念，很多人认为党和政府管理人民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起诉书中，杨靖等人明确提出，宪法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是委托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关系。人大受人民委托，行使立法权，而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要通过法制来监督人大。
杨靖：我们作为纳税人来说，那么政府，包括最高权力机构，都是我们养活的。（我们）过问一下你们做得怎么样。他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当然他以宪法的形式约定，我们在（起诉书)里面谈到了，你们是我们的委托代理人，我们经过这么多的冤屈。过去都是清官意识啊，碰见一个青天啊。但是我们来想，我们的主人意识，我们是主人哪！当然这个认识我在20多年前就有，但是作为广大的所谓“良民”，这几年我通过跟他们接触，因为我广泛的接触了（他们），因为我比较关注社会问题。我看上访这个浪潮，越演越烈。上访这个浪潮，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通过跟他们接触，我们达到了一个共识，我们必须要谈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我们不能再指望青天。当然我们采取了（状告人大)这种形式，只是要表露我们要通过法制的形式来解决，不搞那种暴力革命，也不搞那种老百姓跪在地上情愿。只不过表白我们这种意愿。其实我们对于现在人大常委会的主席吴邦国先生，我们并无反感，也并无偏见。不过历史演变到这种程度了，你作为历史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不得不起诉你。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东欧和前苏联等共产国家逐步开始建立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但是中国一直强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西方的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对此，杨靖先生说，
杨靖：世界的大潮流势不可挡。民主、人权的观念不但深入到意识形态，而且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走向进步的特别好的趋势。我20多年前坐过牢，但是出来以后，我也没有放弃这种追求。中国老百姓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我们这么做（起诉人大），也是想使中国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提升。虽然我们起诉人大常委会，实际上还是为它好。我们想和它共同进入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去。
那么中国人常说，家丑不外扬。诉诸法庭，是不是不爱国，丢中国人的脸呢？
杨靖：没有什么“家丑不外扬”的。我们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你什么没做好，我们……先把这问题讲清楚了。然后我们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我们可能还可以相处得很好。因为中共建制以后，宪法修改或者颁布了多少次，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的，就是人大常委会对于宪法的实施，始终是有监督职能的。那么对于它的监督职能，它执行得怎么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曾经也呼喊过宪法，他也没有受到这种宪法的保护。那么这种现象不允许存在下去了。从反右开始，中共对持不同政见或者为了它好、提意见的人打压，但是它不可能压制人类走向进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要求进步的这种（趋势）。
那么起诉人大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真的能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宪制吗？
杨靖：我们按照程序已经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他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研究了各国宪政的情况。中国的宪法没有司法权。没有司法权的宪法本身就是一纸空文。我们这次这么做，等于揭破了这种状况。宪法没有司法权，（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告任何人违宪。我们研究各国宪政状况，有些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法院都可以控告任何一个政府违宪。我们就要改变（中国的）这种情况。其实，按照过去老百姓顺民的意识，我们可以请愿哪……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式（起诉人大），我们就是要喊出一种声音，我们要求的是－－民主、宪政、法制。
那么在中国，难道人民代表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吗？
杨靖：现在我们选举人民代表，只能选我们这几条胡同，就是很小一个范围里边的（人大代表)。而且它预先给你提供几个名单，没有其他的候选人。这几个（候选）人都是党员干部，不是说为我们办事的，而是它下属的人员或者党员。即使是这种基层的直选，我们也曾经做过20多年的努力。我那次被判刑，其中也包括我们想打破这种格局。我们也参加了区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我们自认为理由正当，动机都是非常高尚的。结果都算我们的罪行了。包括前一段时间被判刑入狱的何德普先生，他这方面工作也做得非常多，而且参与的时间也最久。
在杨靖等人向北京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的诉状后，两处高院都明确表示无法受理。
杨靖：他们都表示没法受理，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就打得比较准了。为什么不能受理啊？我们就走入一个怪圈了！这个怪圈怎么形成的？宪法由谁去保障啊？这个我们已经预言到了，不是我们没有研究过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啊！那么就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国人民或者世界上比较正直的人民面前了：这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吧，那么我们共同往前走吧。我们都有一个中国梦啊，（希望）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一个真正的公民。我甚至于可以跟那些高官讲，你在中国当一个高官也很不安全，你的公民权利也不受到保障的，说把你打倒就把你打倒，说把你说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教训很多的。我们跟那些高官讲，我们都要活在一个好一点的世界里边，我们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们都有免于匮乏与恐惧的权利呀！
那么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杨靖：当然我们是不放弃我们的权利了。我们由于被恐吓，或者我们自欺欺人，我们的权利已经被放弃很长时间了。既然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就要执著的做下去呀！我们还要不断的进行这种诉求吧！
那天我们去最高法（院），所谓的上访村那儿，我们都看了，境况都非常惨。而且据说当天晚上就采取了一次大的行动，（把）那些人全都装车，全都强行遣送回去了。这样终归不是一个解决办法。上访这个潮流，对于现在的政府来说，它不但是一个挑战，它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机遇。因为，其实上访人员跟党中央是最“心连心”的。你不是说你关心人民疾苦吗？人直接的疾苦告诉你党中央了，党中央对它以后的政策、决策，应该是免除了中间的官僚阶层、腐败阶层的干扰，这对（政府）来说，应该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所以我们采取这种诉讼的形式，是希望，不管你在中国身处什么位置，我们共同提升到一个更好的社会中去。这么一个善良的愿望。
杨靖先生在递交诉状后，就有便衣开始在他的住所附近逗留。在我们即将结束对杨靖先生的采访时，他告诉我们，
“公安当局就要找我谈话，很快警车就要来了。”
尽管如此杨靖先生表示，
“它可能还要抓我们，但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种高度了，我们会执著的做下去的。我们都从原来的自身的遭遇，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认识到这种高度了，而且这种高度属于文明人类一种共识，一种普世的原则，我们怎么会放弃呢！”
杨靖先生和公安当局的谈话如何，他是不是能安全回家，请关注本台的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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