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2日讯】陈世忠小传
（一）
陈世忠，1937年2月1日生于上海市。父亲姓朱，据说是朱熹的后代。朱家人丁兴旺，爸爸排行第九,而妈妈是独生女，所以我从小随妈妈姓陈。我未满一周岁时，爸爸就病故了。爸爸去世后，妈妈抱着披麻带孝的我向父亲遗体告别，此后就永远离开了朱家。 我只保留一张手抄的朱家家谱。
两年后，妈妈为了从日伪统治的虎口中将两名爱国人士救出来，结果惨遭日本汉奸杀害，年仅二十周岁。以后，我唯一的亲人外祖母全身心地关怀照顾我。外祖母对我管教甚严，经常偷偷地向我哭诉苦难的家史，勉励我好好读书，为妈妈争光。祖孙二人相依为命，靠母亲留下来的微薄积蓄苦度光阴。但这种日子难以持久，加上国民党搞的“金元券”兑换，在解放前夕,我家已一贫如洗。
（二）
上海解放后不久，外婆就死于贫病交加之中。此后，学校将我的学杂费全免，而且让我申请生活救济金(人数非常有限)，后改为人民助学金，使我得以继续读书。我的功课极好，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直被选为学生会的执行委员，1952年入团后又担任校团总支委员。高中毕业后经过政审和全国统考，我被选拔到北京俄语专科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然后到莫斯科史达林机床工具学院（现名莫斯科国立工业大学）留学。我常年担任我校中国留学生会主席，主要任务是宣传祖国成就和中苏友好。
1957年11月17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接见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我荣幸地和他握了手。此后我更加关心政治。为了更好地掌握俄文，我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天长日久，我的阅读速度变得快多了。我和许多苏联老师和同学的友情保持了几十年。
留苏五年期间，我刻苦学习，终于以优异成绩获得红颜色的优秀毕业证书、奖状和机械工程师的称号。我把历年节省下来的助学金陆续购买了五箱珍贵的技术书，满怀雄心壮志地返回祖国。高教部副部长蒋南翔专门来火车站欢迎我们。我的内心激动极了，一心向往早日为国争光。
可是，欢迎之后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反修报告。一个个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马，向我们介绍中苏分歧的内幕，大肆丑化苏联，大量歪曲事实，许多谎言极其明显，只能欺骗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人，这一切使我十分反感。
我被分配到甘肃工业大学任教。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给学生讲课几乎没有效果。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情况更为严重，社会秩序每况愈下。我向高教部和国家科委毛遂自荐，希望继续研究和推广我的毕业设计课题，名为“点啮合齿轮及其刀具 dblquote。这是一项曾荣获苏联列宁科技奖的科研成果。可是，我给国家科委主任武衡的信件杳无音信，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沉重地压抑着我。
城乡人民生活越来越糟糕，后来政府承认，在全国受灾省份中，甘肃名列第一、山东第二，难怪身临其境的我感受如此之深哩！而国际上中囯共产党也越来越孤立。而且它越孤立就越强词夺理。加勒比海危机使我痛感，中苏两党之争绝非纸上谈兵，如果按照中央的主张做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会发生。我想，我的学习再好，哪怕发明一千把先进刀具，当上“刀具大王”，如果党的路线不正确，到头来还不是老百姓遭殃，免不了千百万人头落地。我痛感“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劝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法。就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白热化，并决定举行会谈之际，我于1963年5月9日从邮局给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发出两封内容大致相同的挂号信，呼吁两党在谈判中拿出诚意，既要批评对方，更要多做自我批评，消除分歧，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总之是只能谈好，不能谈坏，等等。
当然不会有任何回音，但是紧接着“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出台。我认为这等于是给中苏两党谈判敲响了丧钟，也是间接地给我的回答。我一时兴起，情不自禁地提笔加以逐条批驳，历时一周，约四万字。
正好那时我需要去苏联大使馆办理私事，我就随身带了这份材料动身去北京。可是，大使馆门口戒备森严，不但不让进去，而且把我带到附近的派出所，不给吃喝，直到晚上，把我带到“功德林”即第一监狱，搜身查出我的“评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几天后，宣布我为“反革命”，并正式逮捕。
（三）
我万万也想不到，我积极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讨论也会被打成所谓“反革命”。不是说：“这仅仅是我们的建议，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展开讨论”吗？怎么扯得上什么“反革命” 052呢？我用指甲和鲜血在白墙上写了“马列主义万岁”和“共产主义万岁”等标语。审讯员提审约200次，后来就让我写材料，要求我把对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一切不同观点都交代彻底。我估计，他们是想弄清楚，这个由党亲手培养起来的留学生,仅仅在苏联生活五年，怎么中修正主义的毒这么深呢!而我呢？也得到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本来在外面就跃跃欲试地想找党中央说说心里话，现在既然被捕了，我还有什么话不可以对党讲呢？于是，我就乐此不疲地写。每写完一篇就交出去，再要纸接着写。一共写了近百万字的材料，系统地表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矛头直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在1964年2月29日上交的“谏党”，约三万字。其主要观点有：
“——中囯共产党一切错误和不幸的总根子就在于对毛主席你老人家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而这种个人崇拜则是由于你本人的赞赏，默许和鼓励而泛滥成灾的。
——要求大家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前提是你永远绝对正确，不犯错误。如果真是这样，当然是可喜的事情。但是，严酷的事实却是我们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总是一个接一个的犯错误。其实，犯错误并不可怕，哪有做工作而不犯错误的呢？最可怕的是，犯错误而不自知，不承认自己犯错误和今后还可能犯错误。这样就孕育着犯更大错误的危险。
——你们口口声声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可是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呢？远的不说，从1957年起，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好下场呢？说得粗鲁一点，在今日之中国，你老人家放个屁都是香的，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呢？所以，你所倡导的“广言路，兼听则明”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啊，等等，都是一些无法兑现的空话。
——我认为，一个人的功与过不是一成不变的。盖棺尚且不能论定，更何况是健在的活人呢？就以你毛主席为例吧，你领导中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功不可没。可是比方说，如果有一天，你下令杀掉刘少奇的话，到那时还能说你功大于过吗¡
——退一万步说，假定你老人家真的不犯错误。但是你开创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你老人家百年之后，你的接班人尽管无论才智或威望都不如你，但也要模仿你大搞个人崇拜，要求全党全国人民绝对服从，歌功颂德，只许拥护，不准反对，那末，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更加不堪设想。
——你们提倡“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身上有许多优点，我当然应该向他学习。但是我认为，雷锋是个不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唯上级的命令是从，从来不知道要反对或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句名言蕴藏着连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危险。假定全中国人民都成了雷锋，将会怎么样呢？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好人好事到处出现，这当然很好。可是，人人都只知道绝对服从，不知道独立思考，连想也不敢想，又怎么谈得上发现党中央的错误和帮助它纠正错误呢？这样下去，以你为首的党中央不犯错误则已，一旦犯错误就没有人能够指出和帮助你们纠正，其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想到这里，我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极了。
——你们说我‘反党’，好大的帽子！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扣什么样的帽子。我希望，看到我写的材料的同志们，看看今天党内的现实，想想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勇敢地起来和我一道反党。正因为爱党，我才不能容忍党的现状。如果这也算’反党的话，那麽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反，不遗余力地反，直到你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为止。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党的表现。
——我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我希望中共中央在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方面也能给我和全国人民作出榜样来。
——我要学习你的榜样，在你背后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你吓出一身冷汗，然后认真对待自己的严重疾病。赶快回头吧，敬爱的毛主席，否则就太晚了。
——我不会写诗，姑且模仿古人的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真理故，二者皆可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陈世忠，难找后来人。”我担心，今后你再也听不到像我这样直言苦谏的声音了。”
审讯员通知我说：“根据你的再三请求，我们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上交给了党中央，尽管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必要”。
（四）
1981年，前来复查我的冤案的法院同志对我说：“你想想，彭老总比起你来怎么样？他的话他老人家都不听，又何况你呢？”其实，我并非不知道这个严峻的现实。但是我奉行的原则是“说不说在于我，听不听在于你。”作为党亲手培养的知识份子，发现问题不说出来，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被判刑后，妻子和我离了婚，我又成了孑然一身。1965年底，我被武装押送到黑龙江省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艰辛，几乎干遍了最脏、最苦、最危险的农活和建筑工地的活。在劳改期间，我努力劳动，曾经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救人，两次救火。由于这些积极表现，我被摘掉了“反革命”帽子。但是我的爱人拒绝复婚，我只得继续滞留在劳改队里，直到1977年底。
那时，我找到了我的亲叔叔，他在哈尔滨定居。叔叔的女儿给我介绍了对像，后来结了婚。有一位难友，喜欢我的为人，出狱后主动向哈尔滨的一家集体工厂推荐了我，我才得以离开劳改队，回到哈尔滨。户口就落在我叔叔的女儿那里。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直系亲属、户口和接收单位三者缺一的话，我也无法脱离劳改队。而且，像我这种情况在劳改队里是相当普遍的。
我在工厂辛勤劳动三年后，国家需要人才，开始落实政策。我又萌生了专业对口、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都是卡在政治上。尽管刑满释放，尽管提前摘帽，我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摘帽反革命”而已。有的单位连档案都要去了，结果还是退了回来，不敢要！我在失望之余，给“中国青年报”去了一封信，诉说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想不到竟然遇到了热心的好人，该报群众工作部把我的信转给了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就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表示会尽快派人来复查我的案子。
与此同时，我的落实政策也有了进展。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表示欢迎我去任教，我接受了该大学的聘请。
无巧不成书，就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北京来的同志找我谈话，复查案件，接下来就是彻底平反。两位热心的法官破例地再次前来哈尔滨，找我校的上级领导单位哈尔滨市总工会谈话，希望对我作出妥善安置等等。新学期一开始我就重新登上讲台，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爱戴的生活又沸腾了起来了！
还在两位北京法官前来复查案件时，我曾顺便向她们提起我在嫩江农场劳改期间亲眼看到的一起解放军故意杀死无辜犯人的冤案，问她们我应该怎么办。她们回答说是可以向省高级法院写检举信。因此，我在1981年4月15日获到平反后第三天即4月17日，就把检举信邮寄给了_ 嫩江省高院，与此同时，我寄出了给胡耀邦等同志的一封决心书，又向我校党支部书记递交了新的入党申请书。有趣的是，后来他说这申请书找不到了。此人早已去世，还提他干什么呢！
接下来是1984年和已经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我净身出户。
1985年春天，发生了三件事。医院决定给我做胃切除手术；我的女儿从兰州专程来看望我，体贴入微地精心照料我；不少学生带着刚刚出版的刘宾雁先生写的《第二种忠诚》前来探望，向我表示慰问和祝贺。
《第二种忠诚》引起强烈反响。哈尔滨的许多大学，技术学校等等纷纷邀请我去讲演，我讲演的题目是“我把心中的爱献给党和人民”，激起了阵阵掌声，许多听众说好久没有听到如此生动而真实的报告了。
刘宾雁等同志被非法开除出党后，我曾特地写信给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王蒙同志询问有关《第二种忠诚》是否被禁的事，他亲笔回信说，他和我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禁令。
我接到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白景富的感谢信，说我检举解放军战士故意杀人的情况基本属实，感谢我对政法工作的支援，应该学习这种政治责任感云云。
1989年1月我应邀到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出庭作证，亲眼看到了两名凶手被定性为故意杀人，判处徒刑的结局，李植荣的冤屈得以昭雪。此后，我继续投身于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份内份外的事业中去，获得奖状无数，直到退休。
（五）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我在“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里大体作了介绍。
人或许需要有一点阿Q精神，有时候我想我应该“感谢”那场全民族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它，似乎不足以证明我的“先见之明”。那麽，诬蔑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大概会是永远也洗刷不清的了。
再比方说，如果不是李占恒在全国报刊上对我发起猛攻，我又何至于落到无家可归，有国难回的凄惨境地呢？一个李占恒，再加上王忠全的亲自出马，要求对陈世忠进行“反坐”，再加上六家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指挥下同心协力地对付我一介退休书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把人逼进了死胡同，除了投奔梁山，别无他路可走！这能说不是中共中央想要“成全”我吗？
既然我安度晚年的希望成了泡影，索性面对现实，利用我那有限的外语优势，让全世界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未经粉饰的中国大陆。这或许就是我将来打算做的事情。
我衷心希望海内外的媒体积极转载我写的“致十六大的公开信”，让尽可能多的炎黄子孙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件特大司法丑闻；我期盼着哪一位文坛高手把李植荣被杀直到今天尚未了结这桩公案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其振聋发聩的影响之大可能是你我始料不及的。
2000年我成了新家，爱人是一个饱经苦难的善良的中国妇女。她对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我们决心携手并肩地走完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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