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4日讯】2005年1月17日，中共前总书记仙逝，对于这位在15年半前因政治原因未经组织程序被废黜，从此淡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高官，人们更多的记忆是他15年半前那个夜晚对着电视镜头讲的那番话：“我们老了，无所谓。”这似乎成了这个老人标志性的发言，那个画面也似乎永远定格为他的标志性形像。这同17年前，他当选中共总书记面对海内、外记者时的洒脱、机智、幽默、甚至是狡黠截然相反，透出无尽的无奈。这无奈反而让人缅怀，因为没了政治诡辩、充满了人情味的言辞，是人们从中共高官那里罕有听到的。
但是，多年来，人们谈论起他时，多少带有些许失望。人们习惯把他同那之后的前苏联“8．19”事件的叶利钦相比，抱怨他没能向前走一步，在拿下虚伪的面纱后像叶利钦那样站到坦克车上，面对军队的刺刀和冲锋枪高喊一声“不许开枪”！我曾就此同朋友讨论历史的偶然与必然问题。有没有这样的偶然性：他站出来振臂一呼，89年的中国历史就此改写？我说，决定历史发展主线的是必然性，任何偶然必须具备必然的条件，否则偶然不可能出现，就像孙中山的10次武装起义未能动摇满清的根基、而几个兵痞的一阵乱枪就能打倒一个王朝一样，兵痞的乱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时机不具备，任何偶然都无济于事。15年前的这个老人有没有可能以一个偶然的举动，一举成就中国的“8．19”？答案是否定的，没可能。当时的历史不会给这个老人改写历史的机会。他只能无奈地在非组织程序下走下政治舞台，淡出中国的政治圈子，就此沉寂，任由中国的政治舞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戏子、政客招摇十数年。
多年以来，我和朋友们谈史论故时时，总是对80年代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深深缅怀。我们对80年代初期流产的“清理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记忆犹新；对80年代中期流产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记忆犹新；对当时中宣部所倡导的“宽松、宽容、宽厚”的舆论政策也记忆犹新。而这一切，无不都打上赵氏的痕迹。我不知道他是否属于戈巴契夫、叶利钦之辈，但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终究没有给予他戈、叶之辈的条件。我们甚至无从听到他的真实心声，而只能从那无奈的“我们老了，无所谓”的慨叹中，体味它传导出来的不满和抗争。难怪海外某些媒体把他称之为“光绪”。
但是，2004年底，我从海外的媒体上看到老人对海外记者讲述的1989“政治风波”真象及他的想法时，我发现他不是光绪，甚至有点像戈、叶。今天的中国如果出现15年前那样的情景，就有中国的叶利钦站到坦克上、对着人民的子弟兵高喊“不许开枪”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样的偶然事件，中国的历史就有了改写的可能。因为，今天的中国具备了这样的偶然走向的条件，就像经过了孙中山10次武装起义的洗礼之后，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的偶然，都可能成为压死满清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人对海外媒体的回忆已经成为一个宣示：中共的“潜规则”已经被打破，党的成员已经可以蔑视他们曾奉为至上的组织原则，不通过组织、不经过组织批准，向外界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虽然，由于中共官方的舆论封锁，国内大多数人听不到这个老人的真实心声，但是，他的讲话在中共高层引起的爆炸性效应是无可置疑的。我宁愿把它看作是对中共组织原则的迟到了15年的宣战，对自己效忠一生的组织的反叛。
我们不知道，老人对媒体讲话的时候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是，他留给世人的这番讲述，成就了他形像的最后光辉，给他80年代奉行的自由政策一个完美的注解。
毋庸讳言，他效忠了一生的这个组织，今天坚守的舆论政策比起他任党魁的80年代落后不少。16年前，他倡导的“宽松、宽容、宽厚”今天已经变成了中共宣传部门在舆论阵地上的严防死守，大有不战死沙场决不罢休之态。老人的讲话也成为轰向这个舆论阵地的猛烈炮火。老人去了，他留给人们的不再是“我们老了，无所谓”的无奈，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历史关头的冷峻思考和真实的心声。至少在我的心中，他不再是无奈的河南老乡，而是一个思想超前、富于胆气、勇于背叛的中国脊梁。（2005年1月21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