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乱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泽东论拆迁问题》摘自1956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事件回放
2005年8月7日上海市召开市人大常委会起，有二百余上访冤民，在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对面——上海商城（即五星级波特曼酒店）门口约1000多平方米供游客休闲的广场上，持续了一个半月（计十几次）的和平请愿。他们时而高唱国际歌、时而义愤填膺地呼出“要法治，不要人治”“还我人权，还我家园”“废除劳教恶法”……等泣血之声，其中一部分人还手执标明冤情、呼唤民主法制的状纸，抗议非法拆迁致无家可归等各种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合法上访却被枉法关押等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剥夺的状况，以冀引起当政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重视，并向路人宣传法制、宣传国家政策，接受各类媒体的报导。期间，先是商城周围新安装了三个摄像头，不断有市区政府、市公安局便衣人员到现场观看，但有冤民向他们申诉时却都沉默不答。9月9日静安区稳定办领导吴洪深等到现场对着群众恣意拍照且出言不逊，激发民众的愤慨，毫不畏惧的张奋奋等人当即受到吴洪生的威胁。
9月14日，市、区公安局动用大批警力在商城和周围马路、公共汽车站布控，只要见有上访嫌疑，即便是逛马路或在公共汽车上、甚至过路人，就无任何理由、手续强制拖上警车押到半地下室、空气极闷的静安区动迁信访办公室，接受警察“涉嫌非法集会、示威”的盘问。马亚莲、凌敏华依法抗争、坚持要求下才拿到传唤证，警方未向其他人出具任何法律手续。
那天，聚集在信访办的警察人数远超被拖进去的民众，且态度极其凶蛮、粗暴，其中尤以吴洪深为甚。只要不配合他们站队、拍照、登记的指令，无论男女老幼、病弱身残，轻则厉声呵斥、恐吓，重则动手即打，曾在商城“得罪”过吴洪深的张奋奋更是首当其冲成为被报复、迫害的对象，以吴洪深为首的一帮恶警先是用拳敲打张奋奋的脑袋，后一拥而上痛殴张奋奋且无所顾忌地不理张奋奋“警察打人”的呼救……。（见证人证言）
那天，所有被抓捕的冤民都再次领教了警察“执法”的残暴、狠毒，为此无不唏嘘、悲叹、刻骨铭心。之后大部分人被居住地警署领回后释放。张奋奋刑拘37天后释放，劳教释放不久的陈恩娟行政拘留十天；魏勤上午在家中就被警察带走，行政拘留15天。
9月15日，吴雪伟被静安公安分局带走，在未出具过任何拘押手续情况下，被取保候审。
事隔一个星期，9月21日、22日黄浦区裘美丽、虹口区毛海秀也分别被静安分局无任何手续带走后刑拘。23日上午6：30时，毛海秀的姑丈张信义刚下大楼正准备骑上摩托车送13岁的女儿上学时，被虹口警方无手续强制押到虹口分局，并被戴上手铐后刑拘。而让人极度愤怒的是，所有这一切竟全都当着他幼女的面，之后警方才将她送到学校。现在即便对待真正犯罪的人都要人性化处理，采取强制措施时避开未成年子女，而张信义仅因维权遭到政府痛恨而致其女也被警方以毫无人性方式对之。由于妻子王丽卿不知其夫被拘，致年幼女儿最后独自横跨五个区晚上20：50时才回到家。事发后，目睹了这一惊恐场面全过程的女儿每天梦中惊醒、哭喊、茶饭不思……。而更让人匪夷和愤懑的是，尽管家人多方投诉，但直至张信义被释放，警方仍拒绝依法出具家属通知书。
9月26日、29日、10月11日又有童国庆、杜阳明、周敏文、谈兰英、沈咏梅、郑培培、奚仁娣被刑拘，其中沈咏梅、郑培培是到北京上访，于9月29日被强制带回上海后送进看守所。
所有被抓人员的罪名都是涉嫌“非法集会、示威”，除张奋奋外，其他刑拘的人在被关一个月左右都全部转成15天治安拘留后释放。
目前，还会有多少维权者被抓尚不得知，但政府在不进行任何对话、沟通情况下，就对本已冤深似海的百姓采用镇压措施的结局令原本对政府尚存一丝信心的民众痛心、绝望，然早就一无所有的众多上访维权者显然已被逼入生存的绝境，他们除了义无反顾，别无其它选择。
谁之罪？
而拷问造成官民对立、警民冲突的原由，不难得出：真正触犯法律，悖逆人性、理应得到制裁的恰恰是那些执掌各种大小权利、并将之玩弄于股掌间的贪官、恶官。而旧体制的弊端则是大批瘟官们得以良好生存的祸源，改革旧体制、依法治国刻不容缓。但人性天成的使然，恶官们却不会躬手让出他们手中的权利魔杖，全民参与、斗争才是体制改革的最终取向。然即便当政者中的正直官员，他们中大多数人陈旧、守利的思维定势也已将大众的参与摒弃在外，于是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可只要稍有良知，只要略有常识，就绝不会将制裁的利剑任意指向无辜、被欺凌的民众。
一、对请愿群众的殴打、拘押侵犯人权，违反最基本的法律规定。
首先，既然是执法者，理应文明执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呵斥、恐吓、打人的权力。而当前“执法者”滥用执法权利，将公共权力变成个人暴力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仍不见丝毫改善还变本加厉。一些上级领导为掩盖腐败或粉饰政绩，对基层官吏肆无忌惮侵害、打压冤民的疯狂行为眼开眼闭甚至公然指使，上访者被关押已成惯例、“法律”。
其次，退一步讲，即便是集会、示威，对他们的拘押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他们根本没有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5条 “不听劝阻的，处10—15天拘留”和《刑法》第296条 “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的行为。倒是上海执法部门在不履行劝阻、下达解散命令并派警察维护“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就断然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违法，上海警方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何况此强制措施的执行过程本身违法。更何况没有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否则波特曼酒店就会向在场参与的当事人提出警告、抗议，向警方报案，但事实上没有。警方也未能提供出任何可证明他人身体或公私财物遭损害等公共安全、社会秩序被危害、破坏的证据，更勿谈“严重”了。
2、行政和刑事等相关法律都规定违法行为必须在发生或发现时就应及时、全面、依法处置，波特曼酒店广场周围新安装的三个摄像头和上海信访部门、公安机关都曾派人到现场查看并拍照的事实，证明当时就已取证且取证不是困难之事，上海公安机关却在请愿持续一个半月，才于9月14日采用非法的“强制传唤”“讯问调查”措施并只拘留三人后，又于一周后分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刑拘已经“讯问调查”后释放的多人，其中的杜阳民请愿几次就到北京上访去了，而沈咏梅、郑培培是9月14日之后到北京上访被押回后刑拘。只能说明是上海当局蓄意整治、报复，反之就是警方无能到了极点。
3、游行示威法虽明确规定了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按照法律向公安局申请游行示威却从得不到批准。胆敢申请者还会得到公安上门监控乃至关押的“待遇”。比如上海的王丽卿、奚国珍、段春芳……等众多维权者申请游行从未得到过批准，反被监控；上海的韩忠明，因多次到北京申请示威游行，被上海黄浦区政府报复，以“聚众扰乱社会治安”将他刑拘一月。
故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政府部门违法在先，就不能将百姓无奈下的自发请愿认定为违法行为。何况根本没有人去组织过集会、示威了。
而之所以会在上海商城门口，也是因为经常有市政府领导在对面上海展览中心开会，这是全上海百姓都知道的“秘密”。比如开“二会”期间，就经常有百姓来这里向人大递交提案、建议、控告状等等，而最近又听说市领导经常在这里开会，故有很多人在这里希望以这种方式向领导传递自己的冤屈和心声，不直接到对面递交，是怕又被警察无理强行拖走后关押，全是自行而来，并非张奋奋、张信义、陈恩娟等人所聚。如果张奋奋他们有“罪”，那么所有曾来这里以这种方式向领导传递心声的其它民众也都有“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只处罚张奋奋等人，显然不公且违背法治精神。
再次，法制宣传不仅是领导的专利和义务，任何公民也都有此种义务和责任。而接受媒体采访更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维权者呼唤的“维护宪法权威、要民主不要专制、消灭法西斯、胡耀邦赵紫阳永远是人民心中的丰碑……”等等，既表达了人民大众对当前腐败现状的深恶痛疾，对清廉爱民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怀念之情，而这二位领导人共产党也从没有将他们开除过党籍，更是与党和政府所要倡导的法制社会的要求相对应的，没有任何反政府、反党的观点和立场，更没有违背宪法的规定，何错之有？
当然，在这过程中很多民众指责“政府强盗”“警察流氓”，但这不正是因政府部门无视法律，参与违法拆迁造成大批居民因拆致贫、众多民众无家可归；公安助纣为虐、滥权乱抓无辜并动手殴打受害的上访百姓，激起民愤的真实写照吗？否则就不会引发那么多百姓的共鸣。
事实上，此次请愿正是正常上访渠道堵塞和一次次镇压无辜百姓的产物。
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也谈“死结”为什么长期打不开？
回望信访条例颁布至今已有十年之余，新的条例也出台半年有余，然为何冤民们却越来越不愿、也不敢到信访部门上访？除了信访条例本身的缺陷、无相应制度的配套以促使问题的解决使条例成为一纸空文外，更有法律条文本身的公正，也根本不能保护无辜者免遭残害的可悲原因。有法不依、与无法同的实际现状，已使“条例”等诸多法律条款实际成为某些当权者制裁百姓的“专利”工具和“地方私法”。
上访百姓到政府部门合法上访，耗尽精力、财力及至贫病交加，其结果是要么被非法关押、要么就是根本不理。
但2005年7月19日在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上，市府副秘书长柴俊勇“关于当前本市动拆迁矛盾基本情况的分析及工作建议”的讲话却将是非完全颠倒，此极其下作和厚黑的讲话，显然激发所有历尽艰辛、饱尝苦难的维权者的强烈愤慨。
此带有明显倾向侵权者角度、坚不认错且居高临下的讲话，将动拆迁中的大量严重违法行为轻描淡写的归于“不规范”“瑕疵”，将百姓的合法要求称之为“过高要求甚至漫天要价”，且以“对于被拆迁人提出的工作不规范和瑕疵，现在大多无法查实和评估。我们既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据来还原拆迁当时的客观状态，也没有对拆迁人由于一些间接因素和非法律因果关系造成的影响给予评估和补偿的依据……。”回避动拆迁中尽人皆知的严重违法行为和由此侵权行为而造成的各种后果，并将维权者的合法请求以“无法还原”“没有依据”推却。据此，受害者的所有努力、合法请求都将付之阙如。即使得以部分“解决”，也是政府的“恩赐”和“宽容”。而按此逻辑，文革纠错也当属“无法还原”“没有依据”了。上海政府如此龌龊、卑劣，比旧社会的黑帮有过之无不及。
只是在挖空心思寻找根本上不了台面的种种理由时，却忘了即便“无法还原”“没有依据”，也应由执政者承担违法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法律责任此最基本的常识，或者根本就是不顾常识。但“提出过高要求，使解决方案难以落实”的话，已自我否定前面的种种所谓理由，充分表明了上海政府因违法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心虚。试问：既无法查实和评估（即无侵权事实），何来解决方案？没有法律依据，又怎定解决方案？且过高要求、漫天要价的标准又是怎么制定的？所谓的过高要求、漫天要价才根本就是政府官员毫无法律依据的一面之词，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官本位意识。
更令人瞠目的是，此作为正式文件印发至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的“沪委办发（2005）199号”文，竟完全罔顾事实，称“……在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先后有6人被劳动教养，17人被治安拘留，15人被刑事拘留。”上海政府张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让人叹为观止，当属世界冠军。而如此厚颜无耻的言行，真让其治下的人民也羞愧难当！
且以下列被上海当局强行加罪关押的诸多上访人数来驳斥此文的伪说。
如上海因拆致贫的龚浩民（上访近十年未解决）、朱东辉、王巧娟、许正清分别因到北京上访、吊唁赵紫阳而劳教二年半、一年九个月、一年、判刑三年，至今在押。其中龚浩民还受到审讯时用强力光照眼睛、冬天赤脚绕操场跑步、朱东辉在看守所被剥光衣服双手反铐悬吊三天三夜至昏迷并用冷水浇、用西瓜皮砸生殖器等酷刑。
又如上海的马亚莲就因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法院正常履行信访和司法程序、上互联网揭露信访黑幕，无任何出轨、违法行为而被无视伤残、病痛以莫须有的罪名二次非法拘留、二次枉法劳教，并违法关在看守所，剥夺诉权，还在寒冷天气施以剥光下身固定在“凯迪拉克”刑架上三天三夜并用宽皮带勒内脏和呈大字型在病床上固定捆绑18天的酷刑，致整个脊椎骨病变、变形，伤脚终身致残。现贫病交加，连生存都难以维计，更无钱治病，陷于绝境和24小时候病痛折磨中。
上海的毛恒凤则在劳教场所被呈大字型于2004年8月9日—17日、11月9日—12日捆绑于床上、并用口罩加厚布蒙嘴、鼻、警察坐在她胸上、用膝盖顶下腹的酷刑。
上海的蔡文君因被非法监控，其七十一岁、装心脏起搏器的老父进京告状，竟被上海政府送进收容遣送站整治13天并没收携带药品，放回上海的当天老人即气恨身亡。痛不欲身的蔡文君为父伸冤，竟被劳教一年。
再如王水珍因进京上访，在被上海政府派来的截访人员强制押回上海途中，因在火车上搀扶跌倒在地的上访人员盛燕芬，被诬陷脱居委干部的裤子、踢伤居委会干部，此完全捏造之事竟在得到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的“重视”下，无端判刑二年。
老实、木呐的周荣华则因凌晨3点动迁组非法强拆时，在一帮民工破门而入、绑母殴周〈全身伤痕累累〉情况下，情急中为自卫、救母欲以汽油浇自身来吓退行凶者，并未真正实施，而以”纵火罪”被判刑一年。
赵凤娣一家五口人，有四人多次受到非法关押，赵凤娣和女儿李萍二次被枉法劳教且被施以酷刑，严重脑外伤过的李剑也被劳教一次。
而葛秀珍也应抗拒非法强迁被以“妨害公务罪”判刑八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上海因上访被劳教者还有吴宁、徐桂宁、戴玉英、陈恩娟、徐兆兰、刘华琳、曹仁荣、杜阳民、谈兰英、孙健、王颖、（张翠平、田宝成）夫妇、（叶根生、宣雅芳）夫妇、姚克健兄弟俩……，他们中最高者劳教三年。孙健、徐桂宁、戴玉英、杜阳民、田宝成、张翠平还被分别施以电警棍、双手反铐吊在铁栏上四天三夜、48小时提审、冬天剥光衣服、夏天晒太阳……等不同程度的酷刑。
而上海因上访被行政、刑事拘留甚至无任何手续拘押的人数更是众多，单因动迁上访被拘的就已达70多人（不完全统计），其中有的人还多次被拘，如无任何手续就被拆去住房而无家可归的沈永梅，已因上访三次刑拘。“享受”非法遣送、监控、软禁者更是不计其数，很多人由此致病。
而所谓的“违法”行为和“依法”处置，根本就是信口雌黄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整治，并试图用针药、刑具“治”成真正的精神病。如毛恒凤、刘新娟、陆春华、张忠海（出来后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后病亡），还有思维清晰、机智、文笔流畅的张奋奋；洪玲玲则在此次波特曼酒店请愿后，到驻上海美领馆询问美国人权状况和能否申请移民而被公安局违法关进精神病院，虽经家属多次抗议、交涉，主治医生也明确目前无精神病症状情况下，仍坚不释放；2002年11月29日时年75岁的孙东水、金福生二位老人因抗拒非法强迁被当场强制送入奉贤县精神病治疗中心，后因病转入其它医院，这一切都未得到子女的同意，2004年3月28日家属突然接到孙东水单位办理孙东水后事的通知，……。
上述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极具讽刺的是，2005年9月14日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在化解历史遗留动拆迁矛盾工作会议上的“这些‘死结’为什么长期解不开”讲话中指出：“有些‘铁案’并不‘铁’。有些同志在汇报这些‘铁案’的‘刁民’如何蛮不讲理时，绘声绘色，但讲到怎么化解这些矛盾时，对具体情况却不甚了了，讲不出所以然，或者只剩下一句话‘我们没有错’，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汇报形式，很容易误导领导的判断。结论就是：案是‘铁案’，翻不得；上访人是‘刁民’，坏得很；我们合法，没有错。 最近我和市信访办的同志与区里领导一起对八个曾到中央领导同志居所上访的动迁个案逐一进行了分析，其中有的就曾被认为是‘铁案’，是‘刁民’，但经过深入剖析，有的脱离实际，不近人理，……”说明刘云耕对基层官吏欺瞒谎报、漠视群众疾苦、无法无天的工作作风、违法言行心知肚明，也能感知百姓的艰辛。而由刘云耕：“……有关部门急求法院，希望在法律范围内予以帮助。法院千方百计寻找法律依据，……”的讲话，则清楚的昭示出上海司法不独立的现状和要竭力维护的所谓“司法权威”之虚妄。既如此就更应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调查、分析、解决，并聆听处于弱势的上访民众的说法、心声，但实际工作中，却仍只听下级的虚假汇报，百姓根本没有讲理的地方。
可怕的是作为市委副书记的刘云耕竟还认可那种：把上访老户“晾”在一边，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以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工作方法。只是认为不能长期“晾”在一边。如此荒唐的“气焰”之说，让人愤懑难当，更欲哭无泪。颠沛流离、吃尽苦头、冤无处伸的受害者依法维权的合法举动被称之为“气焰”，还要“杀一杀”整治；而真正“气焰”嚣天的动迁组流氓和基层恶官却逍遥法外，还成为整治上访者的工作组人员。
在此种情势下，“死结”怎有打开的可能？
比如王水珍事件，刘云耕书记有时间亲自去看望了被“脱去裤子”、“打伤”的居委干部，听取了他们的所谓“汇报”，却没时间、也决不向王水珍本人了解事实真相，这种不公平、公正的本身已为不可能正确处理案件奠定了违法判决的基础。
反观马亚莲在被非法24小时监控时，为了出门的权利被警察朱晓东踢肿外阴致轻伤，到处投告无门，还反被以上网发表不实文章、诬告警察予以劳教的事例，以及众多上访者被动迁组、警察、政府官员殴打甚至致死的无法诋赖之铁案的事例，从未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上门看望、了解真相，连一句赔礼道歉都没有、更甭提处理的事实，从中不难得出所谓“公正”“解决”“和谐”“诚意”根本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漂亮“说辞”。
而柴副秘书长“部分动迁户为了向政府施压，反复进京上访或长期滞留在京，其活动已表现出明显的组织化、政治化倾向。……不少动迁户在上访中不谈具体利益问题，而是将动迁与人权、腐败挂钩，以‘受害者’的面孔‘讨说法’；主动与境外媒体联系，发布虚假信息，甚至通过‘中国人权组织’和‘大纪元’等境外敌对组织或反动网站攻击政府；由频繁到各有关国家机关上访发展到多次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集体游行，甚至集体行动逐渐向街头发展。如今年以来，部分动迁上访老户先后以给中央领导拜年、祭扫八宝山革命公墓、悼念赵紫阳同志去世、悼念麦琪里动迁基地纵火案死亡居民、纪念党的生日等为由，不断滋事造势，扩大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社会稳定的大局和城市整体形象，同时牵扯了本市各级领导和工作部门的大量精力和财力。”的厥词，则对上海当局依然根深蒂固的“文革”作派、“权治”和视上访民众为“敌人”意识作出了最有力的诠释，也将他们的泼皮无赖和阴暗本质发挥到了极致。
其一、没有上海政府以权代法、蛮不讲理、推诿敷衍、打击整治的成功逼压，怎会有上访者进京申冤和申请集体游行的“施压”结果？将冤深似海、经济困顿、无家可归且手无寸铁的民众无奈进京的艰难上访，斥为是向政府施压。无疑既再现了政府官员的冷酷、阴毒；也是对信访制度、游行示威法的颠覆和藐视。既如此，就该撤销这些部门和废止信访条例、游行示威法，否则岂非成了诱上访人犯“地方私法罪”入狱的陷阱？
其二、不是“受害者”难道是“得利者”？不让“讨说法”，难道是逼民众去讨“枪法”？没有人权的丧尽和腐败的普及，怎会有那么多公然侵权案件的产生？连最基本的侵权事实都不予确认，又怎能、更怎敢谈到具体利益问题？恐怕鸡飞蛋打事小，更要招惹来诸如“漫天要价，敲诈、胁迫政府”等上纲上线后的无辜入狱之祸吧！
其三、没有对国内新闻媒体极端“人治”、蛮横的严控，没有缺失百姓通过国内舆论呼吁、维权、揭露的平台，没有剥夺言论自由等天赐人权和对正义网站的强加封锁，没有在国内状告无门、生计不保的悲惨局面，……，怎会有向境外媒体、网站、国际人权组织披露真相、求助联合国人权组织立案的无奈？何况联合国人权公约本就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签字同意的，是正常的合法途径，更何况假使向国际社会呼救也属违法犯罪，那末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政府也参与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联盟是否也该列为犯罪组织加以治罪？真所谓人权无国界、博爱无穷尽！
其四、耐人寻味的是，既然有上访者发布虚假信息，怎从未见有被以“诽谤”或“诬告陷害”罪经法院公正审、判入狱的？对上访者劳教、关押的不实数字和种种所谓情况，为充分证明究竟是谁在发布虚假信息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况且如果一个政府连所谓的文字“攻击”都经受不住，需以强大的专政力量对付，那么只能证明这个政府本身千疮百孔的病状已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何况不是攻击而是事实。
其五、更荒唐的是，竟连给中央领导拜年等，也被套上影响城市稳定和形象的滋事造势之帽。看来当今时代，老一辈革命者、领导人和群众打成一片、血溶于水的感人场景已成历史一去不复了；胡耀邦总书记留上访人在家吃饭、派秘书送上访人回住处且关怀备至的事迹将成为记忆中的绝唱。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冲破一切阻力悼念为民谋利、为民所想的赵紫阳总书记，除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怀念，也反证出对当前政府官员的普遍失望。而悼念麦琪里动迁基地纵火案死亡居民，既表达了对当前人权状况恶化的强烈抗议和愤慨，更是出于义愤、同情的人伦常理，是他们无可厚非、不可剥夺的权利。政府官员不将精力放在如何弥补过错、安慰民心、整肃吏治、打击违法等责无旁贷的职责上，却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监视、软禁、抓捕无辜民众，并将纳税人的钱用在他们借上访人“名义”而毫无来由的各种支出、包括买名烟名酒、旅游玩乐等花销上，还反过来栽赃在上访者身上，称是上访人用去政府大量钱款。
如黄浦区西门街道就以“西门街道是穷单位，无钞票，贫困人又太多，顶多只能给200元”打发、回绝劳教释放后生活极端贫困、无钱就医而向街道申请救济的马亚莲，却肯多出起码几十倍的钱款支付采取毫无意义的软禁马亚莲措施时而花费的大量人力和借房等费用。
此种本末倒置、侵犯人权、激化矛盾的做法岂能打开“死结”！
而二次在解决马亚莲临时房问题上“恩赐”的腔势及公然背信弃义的无赖行径、则成为揭穿上海政府根本无诚意解决侵权案之面具的试金石，也再次显露了上海政府极其低贱的品质。
2001年最高法院明确“再也不能将马亚莲扔在马路上不管了，必须先给临时住房，正式房子慢慢再谈”、“周转房必须有阳光、有煤卫，不得低于马亚莲原来的生活水准”，在上海政府和法院接访者同意情况下，马也表示如有房住就不会到北京来且还要做脚的手术，欣然跟随接访者回到上海却被关押；
2005年8月19日第二次劳教释放后，每天为居处劳顿、难以安睡且病痛缠身的马亚莲，终在历尽艰难、疲惫的据理抗争后、在得到街道司法科长郭洪才信誓旦旦、拍胸脯书面承诺于2005年11月15日前重新调整临时房的保证后，于10月17日搬进低于违法拆迁前原私房生活水准的设施简陋、煤卫小，光照时间短且寒冷的凝和路底楼临时房。现书面承诺时间早过，却无任何说法不予理睬。赔偿、购买其它必需生活用品的口头保证至今也未兑现。（搬进前，街道故意不征求马意见，购买极简陋的一个衣厨和木床，非但质次<表面稍碰即坏>，还漆味刺鼻辣眼呛人，给的是众人用过的旧被。在逼马上访北京及多次抗议、交涉下，才又添置少量餐、厨具和一床棉被，现生活用品仍大量缺乏，夜晚寒冷难耐。被动迁组损坏的电视机等至今未赔）
更卑鄙的是，采用疲劳战术于 9月29日凌晨1：30时左右才写下的书面承诺，是在不能长时保存的传真复印件上盖章的。
………。
故无论当局怎样的振振有词，都抹煞不了上海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违法侵权事实，抹煞不了政府毫无解决冤案、尤其是有政府参与的动迁侵权案之诚意，却愚蠢的继续妄想靠镇压民意、制造新冤案来逼使受害者放弃维权，并将百姓逼入绝境、逼向对立面的事实。
也因此就有相信政府终将以法治国、不赞成自伤抗争的原南市区（现黄浦区）因违法拆迁而上访最高院等部门、时年37岁的张军在投告无门且再遭新创、悲愤交加、痛不欲生的状况下，于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自焚。后虽经抢救保住生命，却终身毁容，其日后惨境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颜面尽失的区政府也未“放过他”，在经前期治疗、生存无碍后，张军被投入看守所。
更有1996年指挥动迁人员殴打奚国珍丈夫致死（后在政府部门的参与、支持下毁尸灭迹）的徐汇区城开公司动迁基地组长杨孙勤，在第一次命案没给予任何追究下，愈发胆大包天，又于2005年再次策划、指挥纵火，活活烧死麦琪里基地的二位老人。在社会各界强烈抗议、监督下才被判死刑、但却缓期二年执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儿子十岁时就将其独自留在家中而到北京告状的奚国珍，却二次被无辜刑拘。
………。
可以说，每一个上访者的苦难史背后（尤其是被劳教、关押过的），都有一本被那些专靠喝上访者血的基层官吏涂改、歪曲得面目全非的伪证据，以备随时收拾不听话的上访人。
即便抛开对上海政府的某些官员有邪恶，暴虐本性和根本无诚意解决问题的指控，而是在承认上海政府确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础上，审视199号文件所传递的信息和实际状况，“死结”也是决难打开的。因为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得出的分析结论和工作方法，有些根本就违背法律，悖离人理、常识。传达到基层，更将助长基层官吏、侵权者为所欲为的嚣张。
如2005年10月25日，马亚莲找西门街道司法科科长郭洪才，要他明确答复是否解决曾答应过医药费帮困等问题，郭在要马亚莲按他思路解决房子被拒后，即指斥马亚莲是“不想解决、只想瞎搞”，并警告马亚莲如不按他们的想法解决“性质就变了”。还以“无能力”推托解决马亚莲生活困难、无钱就医问题后，竟因马亚莲讲“现在其它区、街道由党工委书记直接找老百姓谈话、关心生活等事很多，刘云耕不也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关心吗？而西门街道由你们综治办、司法科科长接待已很了不起”而大撒流氓，他拍着桌子指马亚莲鼻子吼道“告诉你，我郭洪才从不接待其他人，现在接待你已经够可以了，我在周围地区也算个人物，你还不识相，你以为自己是崂山战场上下来的？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接待你，也不再管你事，这话我都敢写给你，你给我滚出去。”郭还恶狠狠地讲“我三教五流什么人都打过交道，是黑社会早就灭掉你了。市、区政府摆不平你，我就能摆平你。今天看侬是女人，是男人就打你，你去告好了。你到市、区政府、到北京去耍好了。……”
尽管最后这位号称是“人物”的郭大人在马亚莲不断的“祈求”下，不肯履行他“敢写下来”的毫言且先“滚”了出去，但终违背了他曾指天发誓、保证调整临时住房的承诺。
由上种种，不难得出：当“法律”仍然只是充当扼杀民主、人权的利器，当“民主、法治”依然只是修饰门面的道具、只是飘浮在空中的泡沫，那末，大批如郭领导类的官吏恣意、张扬的痞子作风将愈加严重且发扬光大！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受害者啊，我们将何以为继！
二十一世纪文明、法制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竟远不及封建的宋明清时代，又怎不让人扼腕长叹！
罗梭说“当公权不守契约的时候，公民自然没有守法的义务”。在这种民怨鼎沸、却无出路的情况下，维权者还能选择以非暴力抗争的文明方式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引起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而不是采取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的方式，不正说明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和容忍为世界各国之最？对共产党反腐仍抱有一丝信心吗？
而民众们在无奈中选择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自己希望健全法制、消除腐败的心念，只能说明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严重缺失、政府工作严重缺位甚至知法犯法的恶劣现状已达到何种令人愤慨的严峻局面吗？应该好好反省的不正是执政当局吗？
只有积极吸纳民众的建言、听取民众的心声，学习各家之长，才能促进执政者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的纠正错误、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所有先进社会都早已证明了的事实和道理。
倘若一个政府脆弱到连早就处于水深火热且手无寸铁的弱民百姓基于最本能的呼号也不能容纳，需动用“武力”和本该服务于民的“执法权”来“解决”，那么这种虚张声势的本身，就充分暴露出一些官员执政能力的低下、愚蠢，暴露出亏欠于民的慌张，更暴露出强权下稳定政绩的虚假。
当然，本文也并不讳言上访者中有无理取闹者，但毕竟只是极少数，国家信访局长也承认80%以上都是有理的。最近的公安局长大接访，就令局长们深深震惊、难以入眠。但一面在讲亏欠冤民太多的“法律债、经济债、感情债”，一面却又使出让百姓寒心彻骨的敌对措施，怎能不让人们无奈地悲叹：根本就是新一轮的作秀。
更让人愤怒和看不懂的是，予以“法治”的都是被侵害者，且依据的完全是“公仆们”随心所欲订出的“私法”；而真正的违法侵权者、无理取闹者却大都逍遥法外，生活滋润。内中缘由，令人深思、值得回味！
而当前一些执掌权利之官员、公仆对法制精神、观念完全错位的理解和缺失，事实上根本就是以权至上的恣意妄行；素质与所当职责完全不相符合，甚至远远及不上普通百姓所掌握的知识之荒唐、可悲局面，正应该让老百姓好好给他们补上法制教育、领导艺术的课程。
迫切希望社会进步、因冤致贫的张奋奋、张信义、陈恩娟等民众想警醒当政者：“民主自由的潮流不可抗拒”，何错之有？作为纳税人的公民完全有权利给一些昏了头、只知在纳税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公仆”上课，并要求他们在无能行使职责时下台。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退一万步讲，即使言论过激，也当能理解，他们何罪之有！
然让人极度遗憾和悲愤的是，市民们的心声和呼号，非但没有引起上海执政当局的正确对待，反而再次动用警力予以“法办”，还任意侵犯人身权。
但是兔子也有急眼的时候，雀儿也有抗议的权利。中国老百姓的忍耐程度虽然可以达到惊人的地步，倘有一点活路可走就会忍辱负重的活下来，但如果连生存的余地都没有了，官逼民反的局面也就不远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故只有从根本上制定对造成正常上访渠道堵塞、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恶官、贪官的严惩之道，而不是本木倒置的处治受害者，才能防止非正常上访行为的发生，才是化解日益加剧、激化的社会矛盾的良方之一。
吁请所有社会有识、正义人士的关注和援手，祈请真正为民谋利、遵从党性、原则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仗义执言，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行政并全面合理、合法审查、解决冤案。强烈要求释放所有在押的无辜上访冤民。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论拆迁问题》
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最高检等各有关领导、社会各界
2005年11月30日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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