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罗苑韶巴黎特稿)巴黎郊区暴动持续并往外地扩大，法国总统席哈克十一月十四日晚间发表全国电视谈话指出，这是一场意义危机、寻求模范危机及认同危机。但所谓“郊区”、“意义、模范和认同”，对仅有浮面法国印象的外国人，到底代表什么？
观光客到法国造访巴黎，参观旅游地点多集中在美丽的古典城区。而发生暴动的郊区城市距离巴黎市边界至少十五公里。巴黎市在行政区划分上属于法国岛 (Ile-de-France)，整个区域交通网络便利，民众使用地铁、快线区域车、郊区火车和联运公车，可以轻易抵达巴黎市区，使得巴黎和周围郊区城市生活机能紧密相连。郊区暴动对巴黎市来说，虽然不是发生在家门外马路，但是心理感受这些郊区城市如同邻居。
郊区有着杂陈的景观。有些郊区多为独栋小房屋，有些是独栋屋混合集结式高楼。早年在郊区盖高楼是为解决住房不足问题，于是提高建蔽率，提供住房空间，这些后来被称为Cite的高楼社区规模不等，居民人数自数千到数万人都有。在当年一栋栋新楼房盖起的时代，新入住户是令人艳羡的对象。
然而许多城市里的高楼社区普遍面临老旧问题，居住品质下降后，中产阶级纷纷离去。爆发青少年暴动事件的巴黎郊区便集中在许多老旧不堪的高楼社区。这些高楼社区虽在政府重点加强辅助的都市计划中，无奈计划比社会变迁慢得太多。
法国指称需由政府加强补助建设的区域为“敏感城市区域” (ZUS)，这些城区普遍缺乏各项资源，包括住宅、教育、社会建设等多重生活面向问题，都有待加强。
法国在一九八四年计有一百四十八个“敏感城市区域”，多数集中在巴黎市和郊区；到了二零零五年，全法有七百五十二个“敏感城市区域”，全国只剩九省区内没有任一“敏感城市区域”。
这样一张显现明显差异的法国地图，让人体会“敏感城市区域”确有理由“敏感”：ZUS平均失业率百分之二十点七，是全国失业率的两倍；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的ZUS家户收入在最低缴税额度下 (2001年资料)；每五千居民拥有医疗院所数目，ZUS为六点五所，远低于全国平均的十四点六所。
以烧出第一把火的克丽西苏波 (Clichy-sous-bois)市为例，城市半数人口低于二十五岁，平均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市内三分之一家庭为外国人，居民平均所得低，地方税收比同规模城市少百分之四十。
这样的郊区正是暴动事件的背景。在中产阶级陆续离开后，留在高楼社区里的多属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一群，失业率高。在这次连续暴动事件中，许多外国媒体见高楼社区里多是移民家庭，也包括不具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于是归结于种族和文化因素。
但法国自学者至一般民众，多半将城市郊区问题归因为社会因素，而不赞同外国媒体断然所指的种族和宗教问题。也就是说，出生成长(在郊区)地点因素重于父母亲原籍。
主要肇事者郊区十多岁青少年这一代，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没有看过父母亲工作 (经济不景气超过十年)，父母亲因为没有工作，没有信心、心情不好、又怨身为父母不能多给孩子些什么，已不知如何指导自己孩子。
孩子们到上学年龄，很快认定学校价值无用。郊区普遍认为，遵守学校规定、继续升学并不能保证取得好工作、任意买想买的东西 (总体经济低迷，客观环境失业率高)，也不能进而拥有自己的房间或公寓，那干嘛上学呢？孩子们不明白学校有任何意义，造成郊区孩子们缺课和辍学比例都高。
家长和学校都无法为孩子们带来“意义”和教导“价值”，郊区青少年第一个认同的对象便是同侪团体“郊区文化”。郊区讲自己一套“黑话”，青少年发展自己一套语言，说话、用字和措辞方式纯属“郊区”，又因为少上学，这些青少年逐渐变得不会说“正版”法语。
郊区发展出自我营生逻辑，不上学、习惯在街上游荡的青少年自然跟街上的其他郊区青少年混，于是有人便学着做“街上生意”，例如贩毒，让青少年发现街上赚钱原来一点并不难。
城市郊区环境三十年来任其自然转坏，一直有治安问题。二零零五年九月初的一项数据显示，全国一至八月有两万车辆遭焚毁，三分之二是蓄意纵火造成。今年六月二度上任的内政部长沙柯吉决意铁腕改善城市郊区治安问题，七月底即规划部署全国特别警力必要时进驻协助敏感郊区治安。
然而全世界要到十月二十七日开始的这一场郊区青少年连锁暴动，延续一星期左右，在十一月初燃烧全球媒体。全世界吃惊地看着地图上标示艾菲尔铁塔、塞纳河浪漫风景和最新时尚的巴黎的另一个灰暗面貌。
青少年在两个多星期内连续烧掉九千辆车后，获得了全国上上下下的关注与谈论。政府研商新策略，答应将近年来取消的郊区社区和社工活动经费补助重新加码；将青少年接受职工训练课程年龄降低至十四岁；预备设立自愿性公共服务契约工作；并将严格要求各城镇建设平价住宅须依规定达到百分之二十。
参与暴动青少年当中，一大部分是非洲裔小孩。身任全国整合最高委员会成员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寇斯达拉库女士指出，这些非洲裔小孩多在一九八零、九零年代间以家庭团聚因素进入法国 (父亲已在法国居住一段时间，申请合法居留后，要求家庭成员来法国团聚)。
他们住在设计给一般法国家庭的公寓，许多成员人数多的大家庭无法提供孩子们做功课的场所，有些连睡觉的地方都不够，家庭成员只得轮流睡，其余时间便到街上游逛。各城区内部很自然发展出社区团结感，与其他社区无涉。
而同族裔间也发展互助社群，形成一块被国家遗忘的土地。他们因为教育程度或职业专业程度不足，无法改善自身职业和居住状况，于是自缩在自己社群里，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差别待遇情况都解释成种族歧视。
任教于高等师范学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克黑朋也表示，伊斯兰宗教对郊区青少年来说，不会比拥有一个好工作来得重要。而他们通常在外界求职谋生遇到困难后，反过来自我解释是种族、宗教问题，深化社会不公义感受。
法国政府号召共和国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平等、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发挥博爱精神相互协助。法国政府坚持社会整合对象应是个人，不鼓励社群化趋势，政府无法面对社会中分隔不同社群的事实，反而造成各自社群内缩强化的趋势。
黑人女作家贝雅拉表示，拒绝面对事实，得到的是反效果，反而鼓励了社群归属感。
克黑朋对中央社记者指出，这场连续暴动慢慢自然会停息，但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只要城市郊区情况依旧，类似的暴动事件大有机会复发。
二十多年来，不论左派或右派政府执政，都无法对郊区问题对症下药，城市规划政策不明确，地方首长眼见中央政府的城市政策一改再改，无所适从。一九八零年代，左派的社会党政府试图重整郊区，鼓励雇主雇用年轻人、创造在地工作机会。
右派政府一九九五年起执政，则取消年轻人契约工作机会、取消郊区亲民警力，但同时多创造经济免税方案，鼓励企业到敏感市区创造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大幅拆除老旧城区、兴建新国民住宅。
许多论者认为，右派政府删减社工团体在郊区内部的活动补助，切断了政府公权力和郊区居民间的对话管道，挤压了郊区社交活动空间，导致此次青少年纵火宣泄。
青少年究竟要表达什么？他们叫嚣对警察和内政部长不满，警察强力维持郊区城区治安，普遍让青少年觉得被歧视：“我是郊区青少年等于我认识毒贩”、或“整天无所事事就偷窃”，青少年生活在破旧的郊区，看到电视上演的外在世界多采多姿，而自家社区什么都没有，普遍认为受全体社会大众忽视。
而制作汽油罐烧车十分容易，大家有样学样，跃上报纸、杂志、电视明显位置，使他们觉得很新鲜。参与纵火的大多数是未成年青少年，当中不乏十三、十四岁年纪的孩子。这些孩子只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下手，各地区则各自响应，他们彼此互通讯息，借着纵火表达“团结”。
这一批青少年缺乏意义指导和具体模范，只有向郊区同侪团体认同靠拢，这时如果伊斯兰激进主义进入郊区，传播激进想法，教他们仇视非伊斯兰社群，根植圣战思想，后果则前有伦敦七月爆炸案一例，炸弹客都是出生在英国的新一代穆斯林青年。
事件平息后，法国思索全国整合问题，达成一项共识：公共领域应尽力呈现当今法国的面貌，“黑、白、奶油” (奶油色指阿拉伯人)多重文化不但要在文化、娱乐、学界、商界平行呈现，政界、电子媒体等领域也应该呈现符合当代法国人的形象。
法国以人权国家自许，基于几世纪以来的殖民历史渊源，接纳了许多外来移民，但是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坚持教导所有来自不同大陆的移民子女“我们共同的祖先是高卢人”，或坚持给予殖民历史正面形象，那么法国将无法排除目前正在经历的危机：社群甚至社区认同，例如郊区文化，高过对共和国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