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按：写作此文之时，已是元宵佳节。亲朋好友虽是陆续聚集而来，但仍未消散我着此文章的坚决。银波顺便在此打个广告：大年十五之后，我将接连推出普通中国人关注得最为紧要的一系列现象分析实论，以此开拓出更为务实和求真的文章风格。
今天所谈的宝安，如同诸位所知，它与龙岗一道，乃是深圳六区之首。宝安区于1993年1月1日挂牌成立，下辖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石岩、龙华、观澜、新安、光明十个街道办事处，其外来人口达至380万之多，几近全区户籍人口的11倍。此地南接深圳经济特区，北连东莞市，东濒大鹏湾，临望香港新界、元朗，堪称深圳的工业基地和西部中心。中国新年前后，我先后收得一批宝安民工资料，透过对这个特殊地区、特殊群体的关注，至今已是如梗在喉，不吐不足以释然。
一、宝安的劳务纠纷问题，首当其冲地出在监察力量渗透浅薄，扼杀了解决问题的最佳契机。
若从官方传媒的角度来看，如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方面，民工问题的确被宝安视为头等重点。《宝安日报》一直持续地关注着这一问题，但多是报喜不报忧，如劳动部法制司司长闫宝卿到宝安区督查、调研，宝安区劳动局累计追回欠薪3.4亿元，松岗劳动办仲裁派出庭结案率达99.4%等。然则从我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些报导也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宝安劳务纠纷问题的突出与泛滥，而且他们这些新闻与服务还仅仅是敷衍塞责的浅薄报导。
劳务纠纷问题的严重性，也可以从宝安的治安状况之中得到明证。据悉，近年于宝安发生的刑事案件，98%以上皆是外来人口所为；而出租屋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如地下加工、窝赃分赃、吸毒贩毒、卖淫嫖娼、制假售假、非法传销、杀人抢劫等，则约占全区刑事案件的30%，个别地方高达50%。这就是社会恶性循环。无论顾虑宝安的人口构成，还是顾虑宝安的人才构成，我们都应从彻底解决劳务纠纷问题——尤其是300多万外来工问题——开始，来整体上保障宝安的平衡发展。而第一线者，应是监察。
目前宝安监察不力的状况，可谓形形色色。我举四个临近中国新年的例子。
（一）宝安西乡凤凰岗连瑭富通电子厂。厂里有个打了三个月工的未成年民工，叫胡治，他要回四川老家上学。这个小民工的辞工书虽是被老板批了，但老板三番五次失信于他，不给他工资。那么这个民工就向宝安劳动局和西乡劳动站投诉，等待的结果就是劳动部门仅仅打了个电话给厂里，人又不来一个。而这个老板，似乎也并没有把劳动局打来的电话当一回事，小民工要工资回家上学的计划被迫取消。这种监察不力，叫做人浮于事，与作秀无异。
（二）宝安松岗潭头四工业区鸣达电子厂。厂里民工的工资低至极点，有的民工四个月加起来才1000元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个月才只有10多天的班可上。很明显，即便是放假，也应得工资，这是法律所定。那么究竟是多少呢？好，部分民工跑到宝安劳动局，然后又跑到松岗劳动站，得到的答复相差一倍。前者说是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来算，后者则说是40%。这种监察不力，叫做地方割据，各执一词，各行一政。
（三）宝安黄田岗贝工业区12栋林海电子厂。厂里每个月都是第二个月3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并且发工资又不出示工资单。该厂有两分工卡，一份是正常上班时间的卡，一份就是加班卡。厂方公然把民工用“卡钟”考勤出来的工卡，拿去涂改后，再来计算上班时间。无论加到多晚（下午6点～12点，有时赶货加通霄），厂方也只计算四个小时的加班时间，到月尾还用“涂改时间”这种手段来克扣民工的血汗钱。这下民工不服，跟厂方理论，说要到劳动局去告厂方，不料厂方的回答竟是：“我们在劳动局有熟人，每个月都有交钱给劳动局的，就算你们告了也不怕，也告不准的！”这批民工不信，偏要告，打了无数次电话，又跑去劳动局多次，但从来没有人亲自到工厂理会。民工于是绝望了，准备辞职，但老板不批，并且还说“要辞工就扣300多块钱”，然而这批民工的底薪只有350元。这种监察不力，叫做包庇袒护，且从中获利，是典型的官商同谋，沆瀣一气。
（四）更为常见的，如宝安公明第6工业区冠华科技公司。厂里拖欠民工工资好几个月了，没有发过，民工们就跑到公明劳动站，但该站不管。这种监察不力已经发展到了极端，叫做彻头彻尾的不闻不问。
许多时候，矛盾总在此时激化。若民工罢工、静坐、示威、游行等，问题就不仅仅是劳务纠纷问题了，而是政治冲突，刑事手段便赶紧从中插进来了。一个本来极其简单的小事情，经过设着层层关卡的办事障碍，最终民工彻底绝望，那便真的疯狂起来了，酝酿成一桩乃至几桩大事件，如此反复，实际上是在严重吞噬社会的生命力——亦即互动可能和互动能力——，更遑论对当地治安的冲击？
二、宝安的劳务纠纷问题，出在企业和劳动中介机构无孔不入的盘剥与欺诈，以及由此导致的反作用。
这是十分明显的。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今天，廉价劳动力无论从社会资源、活动能力，还是从信息来源、传播媒介、维权渠道等诸多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可能、也最容易受害的弱势群体。从这种几乎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仔细观察过去，诸位看到的是他们心有不甘地丢弃劳动果实，听到的是无助、彷徨，以及来自底层的报复的呐喊。这些声音，至少我本人已经听到，并且已听过无数次了。请听最近这些最真实的声音——
（一）宝安石岩第一工业区兰博玩具厂。一名民工说：“我们真的是受不了啦！快过年了，我们都要回家。可是老板不给我们结工资，我很气，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好多的员工因为辞不到工，都是自离的，都把工资丢在了这个兰博厂。老板赚黑心钱，他该死。我明天就要回家，最迟也就是明天早上要拿到钱，不给的话我连路费也没有了。我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他要是不给我们钱的话，后果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二）宝安公明长圳裕同印刷厂。一名民工说：“难到国家的法律是‘只讲，不执行’的晃子吗？我们真的好累，我们需要公平、公理，我们需要休息！厂里生产忙，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的老板、管理者，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所谓的‘人性’就是这样的吗？21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吗？21世纪的特区就是‘特’在这里吗？我们好可怜！”
（三）宝安福永津润声实业有限公司。一名民工说：“都快过年了，我该怎么办呢？难道在这个公司里工作了一年，到最后的1080元钱还是领不到吗？打工妹的钱就那么的无所谓吗？这个中国新年我还以为我会开心地过呢，没想到辛勤工作了一年，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为什么呢？我想不明白一个公司也不可能多了这1080元钱，他们就会有多开心。可是我们打工妹们呢？那可是我的报酬啊，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啊！”
（四）宝安福永某电子厂。一名民工说：“前几天我的一个手指因工受伤，被机器压了一下，去医院花了300多块钱，要求老板报销，老板不肯，说我是自作自受的。我请假一个星期养伤，老板不肯给我算工资，还说我误工那么多天，把我上个月的工资都扣住不放。就快要过年了，我好想回家啊，可是连车费都没有。帮帮我啊，我该怎么办？”
（五）宝安沙井旺纬音箱厂。一名在生产部工作的民工说：“他没有权力说打我就打我啊。我胆小，当时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我就递交了辞工书，是急辞工。作为一个打工妹，我不知道怎么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
（六）宝安公明世通职业介绍所。一名求职民工说：“我是一个残疾人，来自广西。经世通介绍了一个星期，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我要求退钱，就是220元的手续费。以前说没有找到工作，全部退还的，可现在他们只退10%。我要求退150元，他们不退，还打人。结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有签字退还了我30块。那时候我身上就只有这30块了，而我朋友又刚刚回家了。几天过后钱用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到最后，我抢劫了一个女孩子，看到她在地上哭喊，其实我也不想啊，我也是被逼的。”
（七）宝安沙井威昂职业介绍所。一名求职民工说：“我是一个受骗者，希望其他的工友不要再被骗啦。每天看见人一个一个地进来，我的心就好辛酸。”
三、后记
据我所知，宝安现有9000多家企业。在我视野范围之内，确切地知道侵犯民工权益的企业起码已到100家的上线，如：宝安公明永盛塑胶五金玩具厂、公明信围2公业区宏麟电子厂、西乡卓易达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西乡勒竹角村三胜电子厂、沙井捷德电子厂、沙井林坡坑工业区卓亚士电子厂、松岗塘下涌工业区扬丰机电厂、松岗东方大田洋工业区区6栋公司、福永新和村耀基印刷厂、田寮怡景工业区凯杨模具厂、鹤州万邦电子厂等。一个接一个的真实案例堆积如山，实在难以在此一一赘述。不同的是，有的企业是针对个别民工或部分民工，有的企业则是多年以来一黑到底，几乎所有在厂民工，皆是无力回天、哭天无路，可谓“顽劣之极”。
其手段，除上述之外，另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类型。比如：民工要辞工，可老板说要等招到新人才能批准。比如：正常辞工后，民工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要被压几个月，还要签一个合约，内容是民工在此几个月内不得从事同样的工作，否则这些工资老板就不发给民工。更恶劣的是工作之中的劳累与艰苦。比如：每天加班四小时，每月的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日日月月如此，根本就没有加不加班的区别，而且加班费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1：1.5来发，每个月必须上足29天班，而剩下一天是白夜班中转。一般请假不批，国庆节、劳动节，各一天，偶而还没有，中国新年顶多也就五天，也就是说，每年民工最多只享受了七天的休息时间。至于“合同”一项，那就更是企业玩手段的强项。最寻常的是出了劳务纠纷之后，民工必须依靠搜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证据，来向劳动监察部门或劳动争议仲裁庭提出申请……
曾记得我与一位杂志主编交流，席间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上面根本就没有看到下面嘛。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被云层死死地封住了似的。所谓下情上达，基本上只有万分之一的把握，这就是既丑恶又无能的官僚主义，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真正的政治能力！”此兄台信息广泛，又是激烈性情，不料最后却补上一句，“关键要看你能不能影响到伴随在他们左右的那些人”，奴性不改，半煞风景。我的个人意见嘛，是首先要做到对劳动部门行政操作的强有力监督，这个监督有它的重要标准，那就是看这些劳动局、劳动站是否尽力做到了信息的透明化和深入化，以及被看得见的实际效率又是如何。这里面，媒体的独立、教育的接轨、交流的畅通、法治的深入，以及民工自身的团结与奋斗，都是这个强有力监督体系的重要成员。
想起去年两会的时候，宝安人大代表张建国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拿出过一份提案，其核心是“加强外来人口及出租屋管理”。公平地讲，张建国先生只讲到问题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只是一个既传统又强硬的一面。我想做一个补充，那就是作为政府，更应发挥出来的、且能“可视”的另一个更大的面：服务。在我看来，实实在在、认认真真、“言必行，行必果”地化解外来人口的矛盾——尤其是他们的劳务纠纷——，乃是一项更具前瞻性的高尚服务事业，比之打击犯罪，其意更深，其面更广，且更治源头。
如若不然，数千亿张纸也装不下宝安民工的血泪史，其艰难疾苦之成功解决，将遥之远兮，不可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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