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6日讯】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温家宝总理的演讲似乎是很实在的，他把在中国做总理的难处表露了出来，但我对他的观点却不怎么认同，我认为他只是用专政的思维去做总理，而不是用民主的思维去做总理，这当然就会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高度是永远达不到老子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境界的。
1。人多不是理由
温家宝总理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中国有13亿人口，我常常给大家介绍一个13亿的简单、但却很复杂的乘除法，这就是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是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准，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这个见解很有见地，但却有虚幌一枪的味道，这就是什么问题都可以往13亿这个概念上推。13亿是很棘手，但既然有了这个13亿，总不能把人口收回去，不能老是消极地怕这个13亿，而是要积极地想办法。这种类似的人口问题，不是只是中国才有，以中国的国土之大，还并不是密集到无以为继的地步。日本几个岛屿面积只有37。8万平方公里，就集中了1。27亿人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岛国日本的资源条件比中国要差，人口密度比中国要大，但人家日本却同样做得很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因此人多并不是一个治不好国家的很充分的理由。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口，而在于政治，政治决定了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这个关键问题。日本通过强化教育立国和技术立国，将人口负担转化成了人力财富，这是日本得以崛起的深刻原因。而中国呢？中国的总理们呢？他们并没有把教育立国作为一项根本国策，宁愿把钱用到提高高收入人口的福利上去，也不愿意投到贫困人口的义务教育上去，以致还要靠希望工程这类民间捐款去杯水车薪地救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每年教师节，所谓的领导人也只是做做样子，开开会，喊两句口号。
政治上的无能和无耻决定了人口只会永远是负担，也给中国的总理们提供了一个掩饰的台阶。中国13亿人口，也是因为不民主的政治造成的，毛不是说人多力量大吗？而现在的计划生育，却是血腥的，已经出生的婴儿，都可以从母亲怀里夺走，当着母亲的面加以杀害，为的就是控制人口。我们同样主张计划生育，但计划生育必须是人道的，而不能是血腥的，不能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就去摧残生命，这同样是不民主的政治在作恶。
要解决人口问题，首先要有一个民主的良好的政治环境。日本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人口出生率1990年开始降至1。0%以下，日本人已经不愿意多要孩子甚至根本不要孩子，2010年日本人口将开始过渡到负增长。这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很得力很周到措施，良好的社会保障、高度城市化、高教育水准，都是日本人口降低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控制人口，不能只着力于强制，而要重点搞好降低人口的环境和综合措施，这正是需要中国总理去认真做好的，是做总理的一项重要责任。
如果下决心把教育搞好，真正做到教育立国和技术立国，人口负担就可以转化为人力财富。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农村没有获得财政支持的义务教育，应试教育窒息了教育的活力，在教育体制中没有技术教育的地位，绝大部分人口是半文盲和非熟练劳动力。要改变僵化和落后的教育现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民主政治，从制度上保证教育的独立地位。建立一个具有宪法地位的独立的中央研究院，来掌握教育权、考试权和技术教育，教育经费按固定的财政比例配置，脱离官僚控制的教育体系，才能有效地实现教育立国和技术立国的目标，才能根本地改变中国的固有命运。
2。总理的职责
在繁杂的国务面前，总理并不需要事无巨细，总理的职责就在于要把握好经济结构这个主题，使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不出问题，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和健康增长。
中国改革25年来，年均增长率为9。4%，温家宝总理似乎很得意，好像这完全是共产党的功劳。我却不这么看，而且觉得共产党做得很差，共产党的总理们做得并不好。能做好的做不好，能避免的不能避免，能做到的做不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上的骄人成绩，而是人民在有限的自由下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个成果是人民自己争来的，而不是中共带领人民取得的。
农村分田到户，就是小岗村24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己争取来的；市场经济，也是人民冒风险冲破公有制的牢笼，自发的走向市场之路实现的。现在人民不再需要提心吊胆了，也是人民靠自己的力量争来的，中共只是被动被迫承认现状罢了，中共的总理们又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不可否认，中共的官僚们对改革开放也很积极，但他们并不是要为民众谋福利，只不过是趁改革之机捞好处罢了。改革开放，获得巨额利益的就是官僚和官僚附庸集团，近30万亿的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留下的是百孔千仓的国营企业和银行。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以腐败为代价向官僚购买来的，这个代价不可谓不大，后果不可谓不严重。改革开放是官僚们的掠夺运动，改革完了，国家的底子也淘空了，这还有什么成绩可言呢？
现在5%的人口掌握着80%的社会财富，权贵社会主义取代了极权社会主义，人民的生存权是以特权为代价贕买来的。极权社会主义中，人民没有生存权之可言；权贵社会主义中，权贵们扔给人民一个生存权，是因为他们捞到了比在极权状态下更大的好处，加上他们也没有能力从精神到肉体控制人民了。
在腐败泛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情况下，经济是高速增长了，但经济结构却出了裂痕，经济大厦随时都可能倒塌。经济结构出了大问题，但中国的总理们却无动于衷，他们只是热衷于为垄断资本服务。一部反垄断法，改革开放25年了都没有搞出来，别说什么遗产税和赠与税了。
中国要养活13亿人口，并要让13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总理的肩上是有着千斤重担。中共建国以来已有好几个总理了，却并没有看到他们做过什么有效的努力，不是大话就是空言。李光耀、蒋经国式的人物大陆是找不出的，新加坡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证了政治的清廉，台湾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缩小了贫富差距，实现了民生主义，中国大陆哪里能望其项背呢？何况新加坡和台湾在经济腾飞的时候政治上也并不民主，它们却做得很好，这只能证明大陆的领导人不行，缺少高瞻远瞩的眼光，缺少防患于未然的胆识。
改革开放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摸着石头过河，胸中没有蓝图，使绘图变成了涂鸦，毫无规划和目标可言，没有任何成算，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官僚随意定夺的试验场。中国并不是没有专家，是因为专家在政治上没有地位。蒋经国治理台湾，政治和经济是分得很开的，经济方面的官员都是最好的专家，实现了专家治国，所以台湾经验卓有成效，在收入分配、物价稳定、资本培养方面都控制得很好。
而大陆银行的资产负债是银行自有资产的数倍，而这个黑洞最终要用纳税人的钱去填补；证券交易也纯粹是一个钓鱼的圈套，资本市场搞得乌烟瘴气。可恶的是，官员缺少才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们能够浑水摸鱼，因为水清则无鱼可摸。所以归根结底，又归到了不良政治上去。作为行政总执行长的总理，对此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在民主国家，这样的总理早就下台了。
中国有13亿人口，面临着这种恶劣的政治局面，生存是大成问题的。温家宝总理谈到了西部贫困的农村，谈到了3000万贫苦农民，谈到了6000万残疾人，谈到了2300万城镇低收入人口，似乎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但我认为他也只是把贫弱阶层作为争取民心的筹码，并没有下决心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们把贫弱阶层的总数加起来，估计也只占人口总数的10%，对于总人口来说，并不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包袱。对这些无力养活和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口，就必须实行福利针对穷人政策，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贫弱阶层最起码的生存权。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掌握实权的政治家们缺少起码的人道和良知。所谓的救济，那纯粹是可有可无的政治施舍，并不是贫弱人口应有的权利。
中国农民工的处境比狄更斯、德莱塞小说中的场景还要悲惨，他们没有任何劳工保护措施，处在受剥削被剥夺的状态下，到处都有血汗工厂，劳工问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中共的总理们并没有积极去推行劳工立法，反而严厉压制维护劳工利益的自由工会。
一个总理的职责，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最起码的社会公正。没有社会公正，经济增长就会埋下隐患，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的。维持一个民生经济体制，是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的主要措施，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和健康增长的基础，也是解决13亿人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的唯一出路。民生经济体制是要保证经济结构有利于民生，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怎样建立一个民生经济体制，就需要从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和社会保障三大政策入手，从资本、土地、劳动生产三要素的角度去规范经济结构。只有调整好了经济结构，民生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小康或者民生社会的目标才能达成。
3。无限地挖掘有限的潜力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潜力是有限的；由于经济落后，政治不良，资源配置扭曲，使有限的潜力更为有限。这些都是造成中国问题成堆、危机重重的重要原因。
要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消除贫困，实现基本的社会公正，虽然有很大的难度，但也并不是做不到。日本所面临的局面和中国是相似的，条件甚至更为严峻，战后日本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做到了消除贫困，实现了社会公正。这说明只要有政治决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日本是怎样做到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学习日本经验对中国来说确实极端重要。政治和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背景塑造的，中国与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这就说明中国有学习和嫁接日本经验的土壤与条件。
日本经验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总结为这样一句话：日本经验是严格以罗斯福新政为基础，通过贯彻均权制、三大政策、教育和技术立国等一系列措施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把所有的潜力都充分地挖掘了出来。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需要无限地挖掘有限的潜力，需要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所有潜力都充分地挖掘出来，使所有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配置。如果做不到这一条，就很难有效地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并通过宪法来保证这个方案能够得到执行。
无限地挖掘政治的潜力非常关键，政治是决定经济和社会潜力能否得到充分挖掘的前提，如果政治不良，别说挖掘经济和社会的潜力，只能使经济和社会潜力处在浪费、扭曲、闲置、封闭和消耗状态。怎样才能无限地挖掘政治潜力，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实行均权制。
用均权制解决政治问题卓有成效，日本的市町村自治—都道府县自治—中央政府模式就是一种均权制。我们对孙中山先生的均权制理论稍加改造，可以表述为市镇乡自治—分县自治—六权分立。分县自治是整个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分县自治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潜力就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六权分立包括两个部分，即大三权（立法、执法、司法）和小三权（考试、监察、货币），大三权的目的是维护民主宪政，小三权的目的是建立良好政府。通过分县自治和六权分立，政治方面的潜力就可以得到充分挖掘，才能建立一个民主高效的廉洁政府，才能成为扭转中国命运的火车头。
无限地挖掘经济的潜力是解决中国问题最实质的部分，怎样具体做到这一条？我认为靠的就是三大政策，日本就是靠三大政策崛起的。所谓三大政策，就是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和社会保障。日本在三大政策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日本反垄断法就是日本的经济宪法，为节制资本和资本大众化提供了具体的经验。
节制资本除了反垄断、累进税制和环境保护之外，还包括完善资本市场、变家族式管理为西方式管理等重要内容，只有把跟资本有关的问题做好了，经济才能腾飞。为自由和大众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是节制资本的主要目的，才能达成资本社会化和社会资本化的目标，才能为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耕者有其田和社会保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扶助农工，这是解决中国问题最为重要的地方。只要农工的处境和收入改善了，整个经济才能充满活力，有限的潜力才能最终无限地挖掘出来。
作为一个中国总理，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的蓝图和方案，而不能东摸西碰，毫无章法。中共是马上得天下有一套，下马治天下则是乱七八糟，治国的水准实在是太差，别说和西方国家比，就是和李世民比都比不上。我们不能否认中共在土改、消灭军阀和土匪这些历史痼疾方面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成效，反而被一大堆错误抵消了。
要激发中国的活力，有一批优秀的总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总理把握着全局。中国迫切需要一些象罗斯福、李光耀、蒋经国那样的人才，才能带领中国走出泥淖，走向光明之地。
4。还权于民
如果要把所有的重任都寄托于总理，既不切实际，也不需要。总理只是一只领头羊而已，总理的责任就是别把路带错。要改变中国的命运，靠的还是人民自己。这就需要还权于民，这样民众才能成为命运的主人和潜力的挖掘者。
地方自治在这方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只有依赖地方自治，才能真正把中国治理好。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因为政治被垄断了。只要实现了地方自治，总理的国务就迅速简化下来，那就不是一人治国，而是众人治国。总理只要把精力花在全国性的结构问题上，就足够了，这样才能做到“治大国如烹小鲜”。
市镇村自治和分县自治（都郡府县自治）两层高度独立的自治，使民众直接掌握地方主权，这样才能维护地方权益、促进地方建设和地方发展。通过地方自治和自由选举，就能够涌现出大批杰出的人才，成为一支庞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领头人队伍。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千帆竞发的壮观场面，所有的腐败和无能就会一扫而光，就会创造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黄金时代，中华民族复兴和腾飞的时代。
所以还权于民和地方自治，是改造中国的支点。只有通过法治之下的群治，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解决好。做总理的，也就不需要忧心如焚了。因为忧心如焚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说明这个总理胸无成竹。做总理的都没有胜算，治好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怎样做一个中国总理，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中国需要培养一批有宪政精神的杰出治国人才。如果说地方自治是支点，治国人才就是撬动中国的杆，而人民就是撬杆人。
2004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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