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6日訊】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做了一場《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溫家寶總理的演講似乎是很實在的，他把在中國做總理的難處表露了出來，但我對他的觀點卻不怎麼認同，我認為他只是用專政的思維去做總理，而不是用民主的思維去做總理，這當然就會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這種高度是永遠達不到老子所說的“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境界的。
1。人多不是理由
溫家寶總理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中國有13億人口，我常常給大家介紹一個13億的簡單、但卻很複雜的乘除法，這就是多麼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可以變成很大的問題；多麼大的經濟總量除以13億，都可以變為一個很小的數目，這是很低很低的人均水準，這是中國領導人任何時候都必須牢牢記住的。”這個見解很有見地，但卻有虛幌一槍的味道，這就是什麼問題都可以往13億這個概念上推。13億是很棘手，但既然有了這個13億，總不能把人口收回去，不能老是消極地怕這個13億，而是要積極地想辦法。這種類似的人口問題，不是只是中國才有，以中國的國土之大，還並不是密集到無以為繼的地步。日本幾個島嶼面積只有37。8萬平方公里，就集中了1。27億人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39。3人。島國日本的資源條件比中國要差，人口密度比中國要大，但人家日本卻同樣做得很好，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因此人多並不是一個治不好國家的很充分的理由。
中國的問題不在於人口，而在於政治，政治決定了人口是負擔還是財富這個關鍵問題。日本通過強化教育立國和技術立國，將人口負擔轉化成了人力財富，這是日本得以崛起的深刻原因。而中國呢？中國的總理們呢？他們並沒有把教育立國作為一項根本國策，寧願把錢用到提高高收入人口的福利上去，也不願意投到貧困人口的義務教育上去，以致還要靠希望工程這類民間捐款去杯水車薪地救濟落後地區的教育。每年教師節，所謂的領導人也只是做做樣子，開開會，喊兩句口號。
政治上的無能和無恥決定了人口只會永遠是負擔，也給中國的總理們提供了一個掩飾的臺階。中國13億人口，也是因為不民主的政治造成的，毛不是說人多力量大嗎？而現在的計劃生育，卻是血腥的，已經出生的嬰兒，都可以從母親懷裏奪走，當著母親的面加以殺害，為的就是控制人口。我們同樣主張計劃生育，但計劃生育必須是人道的，而不能是血腥的，不能為了完成計劃生育指標就去摧殘生命，這同樣是不民主的政治在作惡。
要解決人口問題，首先要有一個民主的良好的政治環境。日本沒有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其人口出生率1990年開始降至1。0%以下，日本人已經不願意多要孩子甚至根本不要孩子，2010年日本人口將開始過渡到負增長。這是因為日本採取了很得力很周到措施，良好的社會保障、高度城市化、高教育水準，都是日本人口降低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控制人口，不能只著力於強制，而要重點搞好降低人口的環境和綜合措施，這正是需要中國總理去認真做好的，是做總理的一項重要責任。
如果下決心把教育搞好，真正做到教育立國和技術立國，人口負擔就可以轉化為人力財富。中國的問題就在於農村沒有獲得財政支持的義務教育，應試教育窒息了教育的活力，在教育體制中沒有技術教育的地位，絕大部分人口是半文盲和非熟練勞動力。要改變僵化和落後的教育現狀，首先需要建立一個開放的民主政治，從制度上保證教育的獨立地位。建立一個具有憲法地位的獨立的中央研究院，來掌握教育權、考試權和技術教育，教育經費按固定的財政比例配置，脫離官僚控制的教育體系，才能有效地實現教育立國和技術立國的目標，才能根本地改變中國的固有命運。
2。總理的職責
在繁雜的國務面前，總理並不需要事無巨細，總理的職責就在於要把握好經濟結構這個主題，使國家在經濟結構上不出問題，保持經濟長期穩定和健康增長。
中國改革25年來，年均增長率為9。4%，溫家寶總理似乎很得意，好像這完全是共產黨的功勞。我卻不這麼看，而且覺得共產黨做得很差，共產黨的總理們做得並不好。能做好的做不好，能避免的不能避免，能做到的做不到，這根本不是什麼政治上的驕人成績，而是人民在有限的自由下所取得的偉大成果。這個成果是人民自己爭來的，而不是中共帶領人民取得的。
農村分田到戶，就是小崗村24戶農民冒著生命危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己爭取來的；市場經濟，也是人民冒風險衝破公有制的牢籠，自發的走向市場之路實現的。現在人民不再需要提心吊膽了，也是人民靠自己的力量爭來的，中共只是被動被迫承認現狀罷了，中共的總理們又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
不可否認，中共的官僚們對改革開放也很積極，但他們並不是要為民眾謀福利，只不過是趁改革之機撈好處罷了。改革開放，獲得巨額利益的就是官僚和官僚附庸集團，近30萬億的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留下的是百孔千倉的國營企業和銀行。可以說，改革開放就是以腐敗為代價向官僚購買來的，這個代價不可謂不大，後果不可謂不嚴重。改革開放是官僚們的掠奪運動，改革完了，國家的底子也淘空了，這還有什麼成績可言呢？
現在5%的人口掌握著80%的社會財富，權貴社會主義取代了極權社會主義，人民的生存權是以特權為代價贕買來的。極權社會主義中，人民沒有生存權之可言；權貴社會主義中，權貴們扔給人民一個生存權，是因為他們撈到了比在極權狀態下更大的好處，加上他們也沒有能力從精神到肉體控制人民了。
在腐敗氾濫、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情況下，經濟是高速增長了，但經濟結構卻出了裂痕，經濟大廈隨時都可能倒塌。經濟結構出了大問題，但中國的總理們卻無動於衷，他們只是熱衷於為壟斷資本服務。一部反壟斷法，改革開放25年了都沒有搞出來，別說什麼遺產稅和贈與稅了。
中國要養活13億人口，並要讓13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中國總理的肩上是有著千斤重擔。中共建國以來已有好幾個總理了，卻並沒有看到他們做過什麼有效的努力，不是大話就是空言。李光耀、蔣經國式的人物大陸是找不出的，新加坡經驗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保證了政治的清廉，臺灣經驗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縮小了貧富差距，實現了民生主義，中國大陸哪裡能望其項背呢？何況新加坡和臺灣在經濟騰飛的時候政治上也並不民主，它們卻做得很好，這只能證明大陸的領導人不行，缺少高瞻遠矚的眼光，缺少防患於未然的膽識。
改革開放是在一張白紙上繪圖，摸著石頭過河，胸中沒有藍圖，使繪圖變成了塗鴉，毫無規劃和目標可言，沒有任何成算，把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官僚隨意定奪的試驗場。中國並不是沒有專家，是因為專家在政治上沒有地位。蔣經國治理臺灣，政治和經濟是分得很開的，經濟方面的官員都是最好的專家，實現了專家治國，所以臺灣經驗卓有成效，在收入分配、物價穩定、資本培養方面都控制得很好。
而大陸銀行的資產負債是銀行自有資產的數倍，而這個黑洞最終要用納稅人的錢去填補；證券交易也純粹是一個釣魚的圈套，資本市場搞得烏煙瘴氣。可惡的是，官員缺少才能是次要的，關鍵是他們能夠渾水摸魚，因為水清則無魚可摸。所以歸根結底，又歸到了不良政治上去。作為行政總執行長的總理，對此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在民主國家，這樣的總理早就下臺了。
中國有13億人口，面臨著這種惡劣的政治局面，生存是大成問題的。溫家寶總理談到了西部貧困的農村，談到了3000萬貧苦農民，談到了6000萬殘疾人，談到了2300萬城鎮低收入人口，似乎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但我認為他也只是把貧弱階層作為爭取民心的籌碼，並沒有下決心去改變他們的命運。
我們把貧弱階層的總數加起來，估計也只占人口總數的10%，對於總人口來說，並不是一個負擔不起的包袱。對這些無力養活和改變自己命運的人口，就必須實行福利針對窮人政策，通過社會保障來保證貧弱階層最起碼的生存權。這一點對中國來說並不是做不到，而是掌握實權的政治家們缺少起碼的人道和良知。所謂的救濟，那純粹是可有可無的政治施捨，並不是貧弱人口應有的權利。
中國農民工的處境比狄更斯、德萊塞小說中的場景還要悲慘，他們沒有任何勞工保護措施，處在受剝削被剝奪的狀態下，到處都有血汗工廠，勞工問題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中共的總理們並沒有積極去推行勞工立法，反而嚴厲壓制維護勞工利益的自由工會。
一個總理的職責，就是在維持經濟增長的同時，保證最起碼的社會公正。沒有社會公正，經濟增長就會埋下隱患，危機總有一天會爆發的。維持一個民生經濟體制，是保持經濟增長和社會公正的主要措施，是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和健康增長的基礎，也是解決13億人更好地生存和生活的唯一出路。民生經濟體制是要保證經濟結構有利於民生，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怎樣建立一個民生經濟體制，就需要從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三大政策入手，從資本、土地、勞動生產三要素的角度去規範經濟結構。只有調整好了經濟結構，民生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小康或者民生社會的目標才能達成。
3。無限地挖掘有限的潛力中國由於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乏，潛力是有限的；由於經濟落後，政治不良，資源配置扭曲，使有限的潛力更為有限。這些都是造成中國問題成堆、危機重重的重要原因。
要在13億人口的基數上消除貧困，實現基本的社會公正，雖然有很大的難度，但也並不是做不到。日本所面臨的局面和中國是相似的，條件甚至更為嚴峻，戰後日本只用了10多年時間就做到了消除貧困，實現了社會公正。這說明只要有政治決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日本是怎樣做到消除貧困和實現社會公正的？學習日本經驗對中國來說確實極端重要。政治和經濟形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背景塑造的，中國與日本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這就說明中國有學習和嫁接日本經驗的土壤與條件。
日本經驗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我們可以總結為這樣一句話：日本經驗是嚴格以羅斯福新政為基礎，通過貫徹均權制、三大政策、教育和技術立國等一系列措施實現的。也就是說，日本把所有的潛力都充分地挖掘了出來。
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需要無限地挖掘有限的潛力，需要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所有潛力都充分地挖掘出來，使所有資源得到最好的利用和配置。如果做不到這一條，就很難有效地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需要有一個系統的改革方案，並通過憲法來保證這個方案能夠得到執行。
無限地挖掘政治的潛力非常關鍵，政治是決定經濟和社會潛力能否得到充分挖掘的前提，如果政治不良，別說挖掘經濟和社會的潛力，只能使經濟和社會潛力處在浪費、扭曲、閒置、封閉和消耗狀態。怎樣才能無限地挖掘政治潛力，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實行均權制。
用均權制解決政治問題卓有成效，日本的市町村自治—都道府縣自治—中央政府模式就是一種均權制。我們對孫中山先生的均權制理論稍加改造，可以表述為市鎮鄉自治—分縣自治—六權分立。分縣自治是整個民主政治的基石，沒有分縣自治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潛力就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六權分立包括兩個部分，即大三權（立法、執法、司法）和小三權（考試、監察、貨幣），大三權的目的是維護民主憲政，小三權的目的是建立良好政府。通過分縣自治和六權分立，政治方面的潛力就可以得到充分挖掘，才能建立一個民主高效的廉潔政府，才能成為扭轉中國命運的火車頭。
無限地挖掘經濟的潛力是解決中國問題最實質的部分，怎樣具體做到這一條？我認為靠的就是三大政策，日本就是靠三大政策崛起的。所謂三大政策，就是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日本在三大政策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日本反壟斷法就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為節制資本和資本大眾化提供了具體的經驗。
節制資本除了反壟斷、累進稅制和環境保護之外，還包括完善資本市場、變家族式管理為西方式管理等重要內容，只有把跟資本有關的問題做好了，經濟才能騰飛。為自由和大眾資本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是節制資本的主要目的，才能達成資本社會化和社會資本化的目標，才能為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創造條件。
耕者有其田和社會保障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扶助農工，這是解決中國問題最為重要的地方。只要農工的處境和收入改善了，整個經濟才能充滿活力，有限的潛力才能最終無限地挖掘出來。
作為一個中國總理，要有一個很明確的系統的藍圖和方案，而不能東摸西碰，毫無章法。中共是馬上得天下有一套，下馬治天下則是亂七八糟，治國的水準實在是太差，別說和西方國家比，就是和李世民比都比不上。我們不能否認中共在土改、消滅軍閥和土匪這些歷史痼疾方面的成就，但這些成就並沒有產生應有的成效，反而被一大堆錯誤抵消了。
要激發中國的活力，有一批優秀的總理是很重要的，因為總理把握著全局。中國迫切需要一些象羅斯福、李光耀、蔣經國那樣的人才，才能帶領中國走出泥淖，走向光明之地。
4。還權於民
如果要把所有的重任都寄託於總理，既不切實際，也不需要。總理只是一隻領頭羊而已，總理的責任就是別把路帶錯。要改變中國的命運，靠的還是人民自己。這就需要還權於民，這樣民眾才能成為命運的主人和潛力的挖掘者。
地方自治在這方面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只有依賴地方自治，才能真正把中國治理好。中國並不是沒有人才，而是因為政治被壟斷了。只要實現了地方自治，總理的國務就迅速簡化下來，那就不是一人治國，而是眾人治國。總理只要把精力花在全國性的結構問題上，就足夠了，這樣才能做到“治大國如烹小鮮”。
市鎮村自治和分縣自治（都郡府縣自治）兩層高度獨立的自治，使民眾直接掌握地方主權，這樣才能維護地方權益、促進地方建設和地方發展。通過地方自治和自由選舉，就能夠湧現出大批傑出的人才，成為一支龐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領頭人隊伍。中國大地上就會出現千帆競發的壯觀場面，所有的腐敗和無能就會一掃而光，就會創造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黃金時代，中華民族復興和騰飛的時代。
所以還權於民和地方自治，是改造中國的支點。只有通過法治之下的群治，才能把中國的問題解決好。做總理的，也就不需要憂心如焚了。因為憂心如焚沒有用，解決不了問題，只能說明這個總理胸無成竹。做總理的都沒有勝算，治好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怎樣做一個中國總理，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中國需要培養一批有憲政精神的傑出治國人才。如果說地方自治是支點，治國人才就是撬動中國的杆，而人民就是撬杆人。
2004年3月12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