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2日讯】秉笔直书﹐齐之良史。说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有四个史官﹐伯﹑仲﹑叔﹑季﹐他们其实也是四兄弟﹐因齐国权臣崔抒杀死了齐庄公﹐四兄弟先后在史书上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前三个兄弟﹐先后被崔抒杀害。轮到最小的弟弟季﹐照旧写下“崔抒弑其君”。这时﹐权臣崔抒也不得不感叹史官的风骨而最终屈服﹐没有再杀季﹐而是任由他在史书中评说自己。
这段故事说明﹐中国古代﹐具有保护历史﹑尊重历史的良好传统。的确﹐纵观各朝各代﹐即便对本朝有所忌讳﹐下一个朝代对上一个朝代﹐还都客观叙述其历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旺。其实﹐中国古代大多数君臣﹐都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文明国家更是如此。美国南北战争﹐北胜南败。但在美国国会大堂里﹐南北双方将领的雕像﹐并行矗立。美国人明白﹐不论谁胜谁败﹐他们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没有不得不面对史实的崔抒了。这是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一切都变了﹐连史学界也面目全非了﹐历史断流了。历经无数回“七﹑八年来一次”的大恐怖之后﹐今天﹐这个几近绝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经被引诱到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深渊﹐集体堕落﹐整体沉沦。
中共不仅创下了屠杀与迫害之最﹐也创下了气量狭小之最﹐凡事走极端﹐不留半点余地。面对敌手﹐一概抹煞﹐国民党失败后﹐中共史书将其写得一团漆黑﹐连国民党领衔抗日的丰功伟绩﹐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颠倒﹑抹黑。
不仅如此﹐连友军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国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支援。最后﹐连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谁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谁就改写历史﹐销毁文件﹐篡改档案﹐把失败或失势的一方﹐写得一无是处。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最后﹐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仅把人民搞糊涂了﹐就连当权者自己﹐也都糊涂了。也就是说﹐就连共产党自己的历史﹐也被他们写成了一笔糊涂账。以至于﹐文革后﹐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弥补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与南下之争﹐明明是只有6千人军队的毛泽东要北逃﹐说成是拥有12万大军的张国焘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变﹐毛泽东假国民党之手﹐消灭周恩来的嫡系部队新四军﹐周恩来写的那首诗﹐却被曲解成另一种意思（参见《司马璐回忆录》）﹔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泽东以盲目的“大跃进”﹐令中国经济崩溃。却以“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推脱。刘少奇﹐就因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实话﹕“哪里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分明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被毛泽东怀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还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无谋反之心﹐却硬被毛泽东扣上谋反之罪﹔林彪并无外逃之念﹐却硬是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设置圈套﹐逼其出走﹐在异国荒漠﹐折戟沉沙。
独裁需要谎言﹐专制需要黑幕。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领导人的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个名词“假大空”﹐也是中共的专利。面对现实﹐他们需要谎言﹐面对历史﹐他们同样需要谎言。因为﹐他们知道﹐历史﹐就是现实的镜子。隐瞒﹑杜撰﹑和伪造历史﹐是独裁者的共性。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需要人们忘记历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电台﹑电视台﹐千百家报纸﹑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个党的手中﹐没有对比﹐没有参照﹐没有监督﹐他们想把历史怎样写﹐就怎样写﹐
对共产党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任意裁剪﹑阉割﹐为我所用。在中共炮制的教科书中﹐历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简单而生硬地归为两类﹕法家和儒家。对所谓法家人物﹐则大肆歌颂﹑吹捧﹔对所谓儒家人物﹐则肆意贬低﹑丑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残暴嗜杀﹑横征暴敛﹑不择手段﹑无恶不作的暴君﹑奸臣﹐诸如秦始皇﹑曹操﹑张献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则是历代公认的持礼仪﹑怀仁爱的明君﹑良臣﹑贤达﹐如周文王﹑孔子﹑刘备﹑朱熹等。这一划分与褒贬﹐本身说明﹐毛泽东和共产党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颜。
除了任意褒贬﹐颠倒乾坤﹐他们甚至直接动手﹐篡改近代和古代历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国史。他们将太平天国的内讧﹑及其起因﹐都一古脑推到功勋卓著的杨秀清﹑石达开等人头上﹐这一彻头彻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饰骄奢淫逸﹑滥杀忠良﹑残害无辜的洪秀全。因为﹐那一段历史﹐与后来﹐共产党内﹐毛泽东监禁彭德怀﹑虐杀刘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断﹐实在具有惊人的相似﹗
共产党执政才五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由于谎言太多﹐痕迹太重﹐当权者怕露马脚﹐处处设置禁区。今天不准研究这个﹐明天不准考证那个﹔这个是内参﹐那个是机密。为此又制造出大批文字狱。于是﹐
六四成了禁区﹐文革成了禁区﹐大饥荒成了禁区﹐大跃进成了禁区﹐反右成了禁区﹐抗日战争成了禁区……最后﹐整个共产党的历史﹐甚至于﹐整个中国现代史﹐都成了国内历史研究的禁区。于是﹐在中国﹐一个具有独立思维的史学家﹐几乎已经无从下笔。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大不幸﹐也是人类史学界的大不幸。
最近﹐围绕《司马璐回忆录》﹐大家都在谈论一个现象﹐说加入中共的一般党员﹐都是傻子﹐中共的领袖们﹐则都是骗子。这是讲党内。党外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少民众是傻子﹐大多数共产党人是骗子。一些民众﹐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乱编造的历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饰的现实。
延伸地说来﹐那些从向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华人﹐有几个人﹐不是因为共产党祸国﹐而选择留居异国他乡﹖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在海外过得如意还是不如意﹐不论他（她）知觉还是不知觉于此﹐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共产党祸国的成分。至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民族的面子和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不惜助纣为虐﹐甚至充当间谍﹐迎合邪恶而糟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弃人类。他们﹐何尝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亲共的与反共的华人﹐即他们与我们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区别在于﹐他们爱党﹐我们爱国﹔他们为中国政府辩护﹐我们为中国人民辩护﹔他们贪图虚荣和钱财﹐我们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现象﹐是一场噩梦。这场噩梦﹐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过去﹐相信在中国﹐也终将烟消云散。噩梦醒来是早晨﹐我们坚信阳光的力量。
（在“九评中共”研讨会上的演讲﹐1/16/05﹐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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