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2日讯】河北省官场的腐败是中国当下吏治混乱的一个典型。继两个省委书记的秘书先后被判处死刑和死缓之后，前省委书记程维高也被调查，经过上层政治运作，得以免遭牢狱之灾，仅仅是开除党籍、取消正省级待遇。此时，“反腐英雄”郭光允方才浮出水面，受到诸多媒体的赞美。但是，程维高虽然被查处了，但他失去的仅仅是党籍和省级待遇，而揭发他的“反腐英雄”郭光允却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在劳教地呆了两年。这样就算是“正义得以声张”了吗？这样就算“反腐英雄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吗？
一九九五年八月，郭光允向中纪委和河北省检察院寄去揭发程维高的检举材料。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材料很快就落入程维高之手。程随即展开“反调查”，用郭的话来说就是“调动专政力量，镇压群众，镇压民众，践踏人权，对人民搞白色恐怖，那时候全市查电脑，清查检举人员，确实非常恐怖”。随后，郭光允被抓进看守所、被抄家。三个月后，郭被判劳教两年。
在看守所，郭光允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他被冠以“政治犯”之名，在中国这是一种让人“万劫不复”的命名。曾经有六个年轻的刑事犯罪分子二十四小时倒着班监视他。他在看守所的三个月，大概有十多盏灯一直都没有灭过，根本没法睡觉。后来每天提审两次。同时，郭还被要求学习提审程式，即每到一道关口都得说“立正，报告，我是某某号犯人，现在提审”，经同意之后，才让过关，到提审室一共有六道关口。在劳教期间，郭光允还有两次被追杀的经历。一次是他在劳教所发现了他所揭发的省建委领导、程维高亲信李山林的司机郭玉林，此人是专门派进来对付他的；还有一次是劳教所的一把手吴玉良，曾经秘密议论要把郭光允整死。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他是怎样活下来的呢？
郭光允之所以能“绝处逢生”，是因为劳教所“几乎百分之百的犯人”都在保护他。郭光允对央视的记者说：“我买饭的时候，有犯人说对我说，听说你是为老百姓伸张正义被判刑的，这样的人我们得保护你。”这大概是他在绝望中听到了最温暖肺腑的话了吧。能够看清是非并勇于维护正义的，居然是这些监狱中失去自由的犯人，这就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
另一位良心犯欧阳懿在四川的监牢之中也同样的经历。欧阳懿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政论文章，而被地方安全部门扩大为一个重要案件，最后被判刑三年。他刚刚被送进牢房的时候，以为会遭受严酷的下马威。没有想到的情景发生了，一名黑社会老大出身的牢头命令“狱友”们起身欢迎之，并立即命令手下给欧阳让出那块仅次于自己位置的床铺。这位有点侠客味道的老头大声吩咐手下说：“欧阳老师是为老百姓写文章而被判刑的，跟我们这些坏人不一样，今后谁也不准欺负他！”
犯人有犯人的“潜规则”，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以郭光允和欧阳懿在黑牢中的遭遇为例，犯人的“潜规则”显然比官场的“潜规则”高尚，犯人也比官僚更有良心。当然，谁也不愿坐牢，但是在坐牢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若发现牢房中还存在着一丝尚未泯灭的“天良”，那也是一种难得的安慰。犯人大多来自民间和边缘社会，有的犯人虽然犯下了重罪，但与那些丧尽天良、苛政猛于虎的中共官僚相比，却还残存着些微的良知。对于敢于挺身对抗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程维高的郭光允和秉笔直书、为民请命的欧阳懿，他们怀有相当的敬意，并自觉地为他们编织成起一张“保护网”。不然，郭光允和欧阳懿两人都是一介书生的羸弱之躯，本已备受折磨，若再受到刑事犯们的刁难，他们也许就真的就走不出监牢了。
中共建政以来，荼毒千万生灵的所谓“劳动教养”、“劳动改造”制度，是对宪法的侮辱，对人权的践踏，是中共诸多恶法恶政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它可以不经法庭的正式审判，由公安机关随心所欲地作出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而公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抵抗也无法申述，只能默默接受这种比宣判徒刑的罪犯还要悲惨的命运。“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制度，是中国的司法体系和政治思维仍然处于专制时代和“前现代”的标志之一。它完全不符合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诸多条款，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三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九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条）等。但是，作为此宣言的签字国，中共政权却数十年如一日地利用“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等类似于中世纪奴隶法令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对民众进行野蛮统治。中共的“专政机器”正是运用这种“雷霆”般的打击力量，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严厉镇压，对诸如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和天主教地下教会信徒进行残酷迫害，它甚至还成为骄横贪渎的官僚们惩罚异己分子的工具——从郭光允一案可以看出，他们运用这一工具已经是得心应手了。
罪犯之恶，远逊于官僚之恶和制度之恶。郭光允和欧阳懿在牢狱之中反倒受到罪犯们的保护，这一事实对中共政权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嘲讽。相似的情况，还可以在更多“良心犯”的回忆录中读到。中国的监狱中，依然关押着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良心犯”，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因为坚守良心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被迫坐牢。我曾经读过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母亲的狱中回忆录，她与被关押在一起的女犯们相处融洽，她帮助女犯们写家书、写诉状，而女犯们也尊敬地称呼她为“老师”，把最好的饭菜留给她吃、把最好的地方留给她睡觉。她在员警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身上很少发现有正常的人性存在，而在因为各种各样原因犯罪的女犯们身上却时时发现人性的火花。诗人和作家廖亦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为“六•四”而坐牢的时候，他与许多刑事犯人都成了好朋友，甚至在出狱之后还保持着联系，他却没有一个官僚朋友和员警朋友。
一个普通的囚犯显然比曾经高高在上的程维高之流以及更加高高在上的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有人性中良善和真诚的一面。对于像郭光允、欧阳懿和廖亦武这样的勇士而言，他们宁愿成为囚徒们的朋友，而不愿成为官僚们的朋友——只有同流合污，才能成为官僚们的朋友。他们有过成为官僚的朋友和走卒的机会，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深知，在中共“优败劣胜”的体制下，身居高位者一般都是没有人性、没有感情的“政治动物”。于是，这个社会最后的“正义”居然自存在于监狱之中——这也许是中共宣扬的“依法治国”的惟一成果吧。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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