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2日訊】河北省官場的腐敗是中國當下吏治混亂的一個典型。繼兩個省委書記的秘書先後被判處死刑和死緩之後，前省委書記程維高也被調查，經過上層政治運作，得以免遭牢獄之災，僅僅是開除黨籍、取消正省級待遇。此時，“反腐英雄”郭光允方才浮出水面，受到諸多媒體的讚美。但是，程維高雖然被查處了，但他失去的僅僅是黨籍和省級待遇，而揭發他的“反腐英雄”郭光允卻在看守所待了三個月、在勞教地呆了兩年。這樣就算是“正義得以聲張”了嗎？這樣就算“反腐英雄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嗎？
一九九五年八月，郭光允向中紀委和河北省檢察院寄去揭發程維高的檢舉材料。耐人尋味的是，這些材料很快就落入程維高之手。程隨即展開“反調查”，用郭的話來說就是“調動專政力量，鎮壓群眾，鎮壓民眾，踐踏人權，對人民搞白色恐怖，那時候全市查電腦，清查檢舉人員，確實非常恐怖”。隨後，郭光允被抓進看守所、被抄家。三個月後，郭被判勞教兩年。
在看守所，郭光允經歷了非常痛苦的過程，他被冠以“政治犯”之名，在中國這是一種讓人“萬劫不復”的命名。曾經有六個年輕的刑事犯罪分子二十四小時倒著班監視他。他在看守所的三個月，大概有十多盞燈一直都沒有滅過，根本沒法睡覺。後來每天提審兩次。同時，郭還被要求學習提審程式，即每到一道關口都得說“立正，報告，我是某某號犯人，現在提審”，經同意之後，才讓過關，到提審室一共有六道關口。在勞教期間，郭光允還有兩次被追殺的經歷。一次是他在勞教所發現了他所揭發的省建委領導、程維高親信李山林的司機郭玉林，此人是專門派進來對付他的；還有一次是勞教所的一把手吳玉良，曾經秘密議論要把郭光允整死。在如此險惡的處境中，他是怎樣活下來的呢？
郭光允之所以能“絕處逢生”，是因為勞教所“幾乎百分之百的犯人”都在保護他。郭光允對央視的記者說：“我買飯的時候，有犯人說對我說，聽說你是為老百姓伸張正義被判刑的，這樣的人我們得保護你。”這大概是他在絕望中聽到了最溫暖肺腑的話了吧。能夠看清是非並勇於維護正義的，居然是這些監獄中失去自由的犯人，這就是中國活生生的現實。
另一位良心犯歐陽懿在四川的監牢之中也同樣的經歷。歐陽懿因為在網路上發表政論文章，而被地方安全部門擴大為一個重要案件，最後被判刑三年。他剛剛被送進牢房的時候，以為會遭受嚴酷的下馬威。沒有想到的情景發生了，一名黑社會老大出身的牢頭命令“獄友”們起身歡迎之，並立即命令手下給歐陽讓出那塊僅次於自己位置的床鋪。這位有點俠客味道的老頭大聲吩咐手下說：“歐陽老師是為老百姓寫文章而被判刑的，跟我們這些壞人不一樣，今後誰也不准欺負他！”
犯人有犯人的“潛規則”，官場有官場的“潛規則”。以郭光允和歐陽懿在黑牢中的遭遇為例，犯人的“潛規則”顯然比官場的“潛規則”高尚，犯人也比官僚更有良心。當然，誰也不願坐牢，但是在坐牢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若發現牢房中還存在著一絲尚未泯滅的“天良”，那也是一種難得的安慰。犯人大多來自民間和邊緣社會，有的犯人雖然犯下了重罪，但與那些喪盡天良、苛政猛於虎的中共官僚相比，卻還殘存著些微的良知。對於敢於挺身對抗權傾一時的封疆大吏程維高的郭光允和秉筆直書、為民請命的歐陽懿，他們懷有相當的敬意，並自覺地為他們編織成起一張“保護網”。不然，郭光允和歐陽懿兩人都是一介書生的羸弱之軀，本已備受折磨，若再受到刑事犯們的刁難，他們也許就真的就走不出監牢了。
中共建政以來，荼毒千萬生靈的所謂“勞動教養”、“勞動改造”制度，是對憲法的侮辱，對人權的踐踏，是中共諸多惡法惡政中最為突出的一種。它可以不經法庭的正式審判，由公安機關隨心所欲地作出長期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決定。而公民則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無法抵抗也無法申述，只能默默接受這種比宣判徒刑的罪犯還要悲慘的命運。“勞動教養”和“勞動改造”制度，是中國的司法體系和政治思維仍然處於專制時代和“前現代”的標誌之一。它完全不符合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中的諸多條款，如“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三條）、“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九條）、“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權由一個獨立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開的審訊，以確定他的權利和義務並判定對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條）等。但是，作為此宣言的簽字國，中共政權卻數十年如一日地利用“勞動教養”、“勞動改造”等類似于中世紀奴隸法令的、“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對民眾進行野蠻統治。中共的“專政機器”正是運用這種“雷霆”般的打擊力量，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嚴厲鎮壓，對諸如法輪功修煉者、基督教和天主教地下教會信徒進行殘酷迫害，它甚至還成為驕橫貪瀆的官僚們懲罰異己分子的工具——從郭光允一案可以看出，他們運用這一工具已經是得心應手了。
罪犯之惡，遠遜於官僚之惡和制度之惡。郭光允和歐陽懿在牢獄之中反倒受到罪犯們的保護，這一事實對中共政權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嘲諷。相似的情況，還可以在更多“良心犯”的回憶錄中讀到。中國的監獄中，依然關押著世界上為數最多的“良心犯”，成千上萬的中國公民因為堅守良心和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被迫坐牢。我曾經讀過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王丹母親的獄中回憶錄，她與被關押在一起的女犯們相處融洽，她幫助女犯們寫家書、寫訴狀，而女犯們也尊敬地稱呼她為“老師”，把最好的飯菜留給她吃、把最好的地方留給她睡覺。她在員警和專案組工作人員身上很少發現有正常的人性存在，而在因為各種各樣原因犯罪的女犯們身上卻時時發現人性的火花。詩人和作家廖亦武也有過類似的經歷，在為“六•四”而坐牢的時候，他與許多刑事犯人都成了好朋友，甚至在出獄之後還保持著聯繫，他卻沒有一個官僚朋友和員警朋友。
一個普通的囚犯顯然比曾經高高在上的程維高之流以及更加高高在上的某些“黨和國家領導人”更有人性中良善和真誠的一面。對於像郭光允、歐陽懿和廖亦武這樣的勇士而言，他們寧願成為囚徒們的朋友，而不願成為官僚們的朋友——只有同流合污，才能成為官僚們的朋友。他們有過成為官僚的朋友和走卒的機會，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們深知，在中共“優敗劣勝”的體制下，身居高位者一般都是沒有人性、沒有感情的“政治動物”。於是，這個社會最後的“正義”居然自存在於監獄之中——這也許是中共宣揚的“依法治國”的惟一成果吧。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