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知识分子是最坏的一群中国人吗?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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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3日讯】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于我一直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因此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保留的态度。然而,近年来我的诸多观察,逐渐证实了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导致“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而在当代中国,由于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群体难以吸纳优秀知识分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因此幕后充满了跑官和卖官的黑幕,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古代还要糟糕。

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以罪人之身作全国巡回演讲,向其他腐败分子“示警”。李真的想法可谓“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知识分子气息。

李真从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教师。后来,他担任了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秘书,由此飞黄腾达,三十多岁就成为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李真大概也要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的钜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着: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最后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级别较高的贪官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可见,知识和学问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准,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的官场,从政即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从政即意味着“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泛政治化”依然是一个显着的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辐射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于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其中的许多学者都已经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何清涟、吴敬琏、茅于轼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我都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京城四少”和他们的老师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着破坏“自由主义”的本质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比如,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润滑剂”;再比如,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危机四伏,他们却口口声声地说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储蓄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中去。

中国的经济学出现了一种“环中南海现象”(任不寐语)——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之类的职务,他们为自己以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某种“敛财”的本事而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因为他们“不经意”之间透露的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学者吴敬琏因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股市的黑幕,而遭到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的攻击。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恬不知耻的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们,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少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后诸葛亮般的论断。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也有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他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并论竭力证其恐怖行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么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断使用着最时髦的学术用语,而他们的论文中也经常地夹杂着最复杂的英文单词。这些不过是外在的包装罢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自己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于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我想,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他们的骨子里却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他们内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由于戴着学术的面具、拥有话语的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他们对大众有着相当的蛊惑力。因此,其危害远远大过某一个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重要标尺。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陪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史达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的那些所谓“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应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于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分子了。”

沿着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分子也有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余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表演,已然丧失了人的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流氓本色暴露无遗。李敖一直没有能够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民主化到来之后,他却离民主越来越远。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与权力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如许倬云先生所说:“知识分子应该可以排除许多偏见。用理性分析,他会发现现多被人推崇为权威的信仰,只是一些无知的呓语;甚至许多一向被认为神圣的制度,也只是一堆人为的造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类似于“政府”、“国家”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分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悲剧。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连一些知名物理学家也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资讯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分子要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资讯管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分子是教育和资讯传播的管道,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对于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今天,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知识精英”已经投靠完全权力阶层,他们竭尽所能巩固着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也加剧了社会资源和资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而信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凌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天平盛世”。对于这些选择与权力者(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分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么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转载自《议报》第193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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