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知識分子是最壞的一群中國人嗎?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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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3日訊】有人說:“中國知識分子是當今中國最壞的一群人。”由於我一直警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反智主義”,因此對這樣的說法一直抱保留的態度。然而,近年來我的諸多觀察,逐漸證實了這句話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在古代中國,科舉制度導致“學而優則仕”。當然,這種“優”是片面的——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的是對儒家經典和八股文寫作模式的熟悉。這些技巧並非與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對應。而在當代中國,由於缺乏民主選舉和科學的考試、評估制度,龐大的官僚群體難以吸納優秀知識分子的加入。通常,對官職的任命都是上級下達的,因此幕後充滿了跑官和賣官的黑幕,便出現了“學而劣則仕”的情況。這種情況比古代還要糟糕。

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前國稅局局長、黨組書記李真被判處死刑。李真的案件引發了河北省政壇的一場地震,近百名縣處級以上的官員紛紛落馬。李真在臨死前寫出了數萬言的“懺悔書”,企圖保留一條小命,以罪人之身作全國巡迴演講,向其他腐敗分子“示警”。李真的想法可謂“石破天驚”,其創意頗有些知識分子氣息。

李真從師範學校畢業,曾經當過教師。後來,他擔任了河北省省委書記的秘書,由此飛黃騰達,三十多歲就成為最年輕的廳級幹部。李真外表文質彬彬,像一個讀書人,在一次訪談中他對記者說“我工作以外的興趣就是讀書了,看的書很雜,最喜歡歷史著作和名人傳記。《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林肯傳》、《周恩來傳》……”李真大概也要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吧。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前程無量的官員,在短短的任期內卻貪汙了一千多萬元的鉅款。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著:如果本人沒有強大的價值皈依、外部又沒有嚴格的監察機制,那些企圖運用權力來改造社會的知識分子,最後往往被權力所改造。

近年來曝光的級別較高的貪官中,不少出身於北大、清華等著名學府。可見,知識和學問改變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質和教育水準,從來就沒有成為阻止官員們迅速走向腐敗的“障礙”。在缺乏透明度的官場,從政即意味著放棄知識分子的基本品格,從政即意味著“與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當代中國,“泛政治化”依然是一個顯著的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歡,政治輻射著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作為兩個“專門學科”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的整體性墮落,即是“政治吞噬學術”的典型個案。由於這兩個學科與現實政治的關係最為緊密,其中的許多學者都已經墮落成為魯迅所說的權勢階層的“幫兇”、“幫忙”和“幫閑”。

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家中,當然也有少數我所敬重的學者,比如何清漣、吳敬璉、茅于軾等人。但是,對大部分的經濟學家我都不敢恭維。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包括“京城四少”和他們的老師們),打著“自由主義”的旗號,卻幹著破壞“自由主義”的本質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必須警惕所謂的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包括某些歐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弟子”——他們把老師的“經”唱歪了)。每當官方出臺一個新的經濟政策的時候,他們不是考慮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數民眾的利益、也不考慮它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的現實,他們只是考慮如何遵從領導的意志,用學術語言來對其進行闡釋,賦予其華美的學術包裝。比如,他們拼命替越來越嚴重的腐敗現象辯護,認為腐敗是社會進步的“潤滑劑”;再比如,明明中國的股票證券市場危機四伏,他們卻口口聲聲地說形勢大好,欺騙老百姓將他們辛辛苦苦積攢的儲蓄投入到股票證券市場中去。

中國的經濟學出現了一種“環中南海現象”(任不寐語)——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和公共活動,其目的都十分明確:就是為了接近和進入權力的中心。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種種的努力,果然成為了高級官員的幕僚和顧問。有了權力的支持,他們很快就在政協、人大等榮譽機構和各類學術機構中享有了尊崇的位置,並在諸多大型企業和公司中擔任“戰略策劃”之類的職務,他們為自己以有某種“通天”的線索和某種“斂財”的本事而得意洋洋。這些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從京城到地方的時候,一般都是當地黨政要員陪同,警車開道、威風八面。我就遇到過他們“出巡”的車隊。他們一場報告會開價數十萬之巨,聽眾多是政府官員和富豪老闆,因為他們“不經意”之間透露的某些股市內幕足以成為莊家操縱股市的線索。二零零二年,學者吳敬璉因為勇敢地站出來揭露股市的黑幕,而遭到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的攻擊。在我看來,這場爭論並非學術觀點的爭論,而是人格和學術品格的對照。

比經濟學更加恬不知恥的是國際關係學。某些所謂的國際關係學家們,缺乏基本的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立場,也沒有人類共同的倫理和道德底線。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不少中國的國際關係專家(包括某些號稱新聞傳媒方面的專家)在各種媒體上粉墨登場,他們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和戰略家的招牌,發表了許多幸災樂禍的言語和事後諸葛亮般的論斷。這些人當中既有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閻學通、國防大學教授張召忠,也有鳳凰衛視“資深時事評論員”曹景行、阮次山,他們滔滔不絕地分析恐怖分子產生的根源,並論竭力證其恐怖行為的“合理性”,他們認為“使用暴力是弱者對抗強者的天賦的權利”;他們口若懸河地討論國家力量的消長,卻對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殘害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熟視無睹(死難者中顯然還有他們的同胞——我想反問的是:一個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劇的人,怎麼可能真正熱愛自己的祖國呢?)。

這些專家學者的言談中,不斷使用著最時髦的學術用語,而他們的論文中也經常地夾雜著最復雜的英文單詞。這些不過是外在的包裝罷了,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向權力者暗送秋波。他們假裝說自己最牽掛國家利益,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們對製造或者購買航空母艦這樣的話題津津樂道)。但是,在他們的言語和文章中,何嘗涉及貧困地區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這些弱勢群體的利益?

我想追問的是:這些國際關係學家們真的不知道“人權高於主權”這一現代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念嗎?他們真的不知道國家的利益只有與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時候才是正義的?他們真的不知道一個國家長遠的強盛只有依賴於內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們在為暴力和恐怖主義叫好的同時,也就跨越了作為“人”的底線倫理。

我想,這些聰明人是在假裝糊塗。說到底,他們真正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國際關係”似乎是最“現代”的一門學科,但他們的骨子裏卻還是戰國時期蘇秦、張儀的那套縱橫術、陰謀術和厚黑學——他們的觀點不一定是他們內心的觀點,他們之所以要這樣表達,是因為可以給自己帶來好處。他們是知識分子中的“敗類”。由於戴著學術的面具、擁有話語的霸權,頻頻在電視和報紙上露面,他們對大眾有著相當的蠱惑力。因此,其危害遠遠大過某一個貪官汙吏。

很多依附於權力的知識分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贊美者,他們向那些“有力量”的領袖獻上頂禮膜拜。美國學者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認為,對暴力的態度是判斷一個知識分子人格的重要標尺。像薩特這樣聲稱反對暴力的哲學家,卻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陪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像羅曼•羅蘭這樣滿口正義、博愛等“大詞”的作家,史達林政權在集中營中大規模殺人的時候,居然一句話也不講;像喬姆斯基這樣聲稱自己關心弱者的大學教授,在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屠殺數百萬民眾時,居然說那是美國情報局在造謠。他們的理論與實踐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國的那些所謂“國際關係專家”們,不也都是如此嗎?清華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李希光,一方面在學生中灌輸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樹立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國媒體應用自己的言論作為自己是“國際級學者”的證據。自卑與自傲怪異地集中於一身,堪稱“投機主義”、“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難怪心理學家榮格說:“在我的經驗裏面,最忘恩負義、最難應付的病人就是知識分子了。”

沿著相同的思路,臺灣學者卜大中對島內的知識分子也有尖銳的批評,他說:“有些所謂的知識分子,批評臺灣時都是自由主義者,站在法治經濟人權各方面,批評臺灣不遺餘力。但是一面對中國大陸的某某行為,例如某某門事件時,就搖身成了民族主義者,說這是應該的。這是非常嚴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齒。”這一點在李敖的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近期李敖在鳳凰衛視的表演,已然喪失了人的正常的判斷能力,他居然為毛時代的大饑荒辯護,為文化大革命叫好,流氓本色暴露無遺。李敖一直沒有能夠克服自身強烈的權力欲望,在民主化到來之後,他卻離民主越來越遠。

那麼,知識分子應該與權力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在我看來,作為知識分子,必須時刻對權力持懷疑、警惕和批判的態度。如許倬雲先生所說:“知識分子應該可以排除許多偏見。用理性分析,他會發現現多被人推崇為權威的信仰,只是一些無知的囈語;甚至許多一向被認為神聖的制度,也只是一堆人為的造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類似於“政府”、“國家”這樣的“利維坦”的“不信任”,其實才是真正的信任。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知識分子受到烏托邦思想的誘惑成為暴政工具的悲劇。在納粹時代的德國,連一些知名物理學家也全身心地去證明“只有德國的物理學才是真正的物理學”這樣的偽命題。在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的愛國熱情面前,在接受資訊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孤立的知識分子要作出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相當的艱難。我記得愛因斯坦說過:“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顯然,當一個國家裏,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資訊管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就更加嚴重。”知識分子是教育和資訊傳播的管道,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對于天平向哪一個方面傾斜具有關鍵的作用。

今天,有相當大一部分的“知識精英”已經投靠完全權力階層,他們竭盡所能鞏固著這一階層的特權、地位和財富,他們也加劇了社會資源和資訊分配的“不對稱”情況(而信息的不對稱乃是專制和腐敗滋生的溫床)。他們參與了對底層民眾的精神淩辱和經濟剝奪,在他們眼裏現在又是一個“天平盛世”。對於這些選擇與權力者(沒有得到多數公民授權的權力者)“共舞”的知識分子,我想對他們說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說過的一句話:“你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你自己以為賣得了一個好價錢。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你用什麼把你的靈魂贖回來?”

--轉載自《議報》第193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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