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2日讯】 Ⅲ
“584”工程告一段落，94年1月我到贵州黔南，黔东南自冶州几个县世行贷款造林工程基地及毕节地区联合国粮农计划署拨款资助的“中国3356工程”基地，二十天时间的所见所闻令人难忘。
寒冬腊月，有时下雪，有时霜冻，城里人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呆在家里烤煤烤电器，即使是在教室里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毛衣毛裤、皮衣皮鞋。乡下人也有火烤，但他们很少有空闲烤火，无论天气多么冷，他们都有许许多多杂事做不完。要喂牛放马，要梨田挖地，要栽菜种麦，要修房子，要补工具，要到邻里、亲戚家去帮忙……一年到头做不完，一辈子也干不完。干活时忘掉冷，一旦停下来或是走在路上，刺骨的寒风，头不由自主地缩进衣领里，手也想插进衣包里，可不是提就是挑或是扛，一会儿要摸这个，一会儿要抓那个，手那儿有空。放牛的小孩几个挤在一起取暖，或是燃一两堆小火，或是蹲在大石脚或是两手牵着塑胶布遮雨，一站一蹲一挤就是半天，浓雾笼罩使他们只能看到十米远，夜幕临近，这个问：“看见我的牛没有”？那个喊：“瞧见我的马没有”？，嘴唇开裂，手脚生痛疮，冻僵了一整天，回家还要把弄湿的衣裤鞋袜烤干，可大人又不停地喊“把这东西拿去”，“把那东西拿来”，又气又恼。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少代，有些地方已有所改变，有些地方仍继续，也不知要继续多少年。
早上约九点钟，到一个叫周覃的小镇转车。天下着毛毛细雨，从口中呼出的小水汽在车窗上立即凝结成冰花，车上的旅客都在各自的坐位上缩成一团，车窗关得严严实实，窗上的冰花使人看不见外面的一切。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一六十开外的老汉用布带缠在腰间，布带插有一把镰刀，衣服裤子有好些个疤，袖管裤脚还有好几个洞，脚穿草鞋，沿着公路左边低着头、弓着腰往前走。等车的人们手不是插在裤包里就是插进袖管间，没有人注意那老汉，老汉也从没转过脸，不声不响悄悄地、慢慢地消失在不远处的浓雾中。
七十年代，有不少的中老年人穿草鞋，到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没有人卖草鞋，这老汉的草鞋一定是自已编，谁知道他穿了多少双草鞋。我问店铺的老妈妈：“这么冷，你们这儿还有人穿草鞋？”老人回答：“你不要奇怪，这儿的农民穷得很”。在看守所时，牢犯们说：“这样的事情乡下不少”，家住城边的牢友黄说：“我们的车子在邻县县城附近加油时，树上结着冰花，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光着脚，背上背着一捆柴，看到她踩在冰冻的路上，我们替他打寒噤，不知道她是否有儿子”。爬雪山，过草地有这样的镜头，二十世纪末，导演们想也想不出来。
跟着赶马车去拉柴火的农民走了两个小时就到扬拱和水尾乡交界，那儿是世行贷款造林的一个点，杉树刚栽两、三年，还很小。又走三个多小时到扬拱乡政府住地。天已差不多黑尽，好几家人的门还是闭着，两个妇女在用碓子舂米，我上前问话，穿着黑土布做的比长袍稍短上衣的年轻妇女摇头说：“我不听！我不听！”意思是我讲汉话她听不懂，恰好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从对面的房子出来，他会讲一些汉话，我同他到屋里坐。
扬拱乡大部分是水族，该县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水族和侗族的房屋构造差不多，有三层，地下层（第一层）是堆放柴火、家俱和煮猪食、喂鸡等等，第二层是房间、堂屋及煮饭的地方，用木板做一个差不多１平方米、20公分高的木盒当作火坑。以前木材多，房屋里的隔板和墙都是木枋子，外观还好，只是里面隔板不多，显得空荡荡。第三层即楼层是堆放粮食的地方。
主人有四个孩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已到入学年龄，乡小学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到，但只有老大念书。“前一年三个儿子都念书，因负担不起，老大成绩好一点，老二、老三就回来放牛，砍柴”。“我们家有四亩田，没钱买化肥，产量不高，没有其他可以卖钱，小娃 的衣服裤子，学费和油盐都靠卖米”。三个孩子不读书，主人的理由并不充分，主要原因是他们思想落后，太笨，没有赚钱的本事，农民中这样的人很多。女主人听不懂汉话，一直没搭腔。天黑尽半小时左右，老二、老三放牛回来，两弟兄把带到坡上没吃完的午饭拿出来吃，他们把黑土布包的包谷面饭放在膝盖上，木凳上有一碗辣椒水，是早上剩下的，两弟兄用手抓蘸辣椒水吃，看来他们很饿。老大砍柴回来，也许因有客人，他不好意思吃，况且只要半小时晚饭就熟。小孩的背后燃着油松片，时明时暗，昏暗的灯光，那情景就象黑暗中的小油灯。
我没问他有过年猪没有，也没有到杀的时候，吃的是素白菜，一大碗辣椒水，有盐有味精，三分之一大米和三分之二包谷米煮起来锅巴特别香。用水泡过的包谷放到石磨里磨，大筛子把糠筛掉，小筛子把包谷米和包谷面分开，剩下的包谷面很不好吃，就是小孩放在膝盖上吃的那个饭。有客人来除了吃包谷米还要放点大米，土罐里的包谷酒放在火边温热，喝起来另有一番味道。
吃完饭，主人去叫了几个男人来一起闲谈。对于农民，计划生育、征税、 赊销款、林场乱侵占土地、民工受剥削、地方干部胡作非为是主要话题，他们牢骚满腹，越讲越激动，什么所谓的“过激的”。“反动的”语言不时要冒出一两句。（其他章节将有叙述。）天黑前碰到的年轻妇女的丈夫看起来比其他人都能干，汉话讲得好，他悄悄对我说：“他家没有床铺给你，到我那儿去睡”，他把我拉到他家。他说村里有人家要建房，他们去抬木料回来很晚，很对不起。我知道 其意思是因为回来晚让我在那一家受委屈，远方来的客人，又是关注农民利益，很难得，到这里吃素白菜，真有些过意不去。第二天他们还要去抬木料，他把路线图画好，因路上都没有人家户，不是河沟荒坡就是原始森林，叫我必须吃早饭再走。他的床铺正如我以前和以后都睡过的一样，较为简单，稻草上面是竹席，上面有一张线毡，那床被子我们两个盖起来有点窄。天没亮他就起床，我也起来，再重复那路线图，道歉了好几句才走。女主人在鼎罐里放了米，因我与她无法交流，一家人好象就是夫妇 两人。我洗好脸就动身，女主人不知如何是好，想说许多话可又讲不出来，虽说千年逢一次，她一定会因不会讲汉话而遗憾。二十分钟后到小卖部买一盒饼干，两瓶香槟酒，向着天边前进，两天后走到都柳江边，原始森林一去不复返。
原始森林是两个自治州交界，距扬拱约有四小时路程。因为是赶路，我走很快，还没到交界处就碰上两父子挑着油松片回来，他们 是扬拱人，我问他们怎么来得那么早，他们说油松片不好找，来到半路天才亮，今天运气好，现在就能回去，有时候找半天都得不到一挑。进入原始森林，树叶子大多都已落到地上，从上面隐隐约约能分辨出有人走过的痕迹，碰上两个男人，他们是下午村的人，要到邻县九阡镇去赶集。为了买一些诸如食盐、火柴之类的洋货，他们第一天赶到九阡住一晚，第二天赶集，第三天才能赶回家，从下午村到九阡要走十个多小时。有几个林老板带着民工到原始森林来砍树，同民工聊了半个小时继续赶路，到下午村时已是下午四点多。我准备往前走，到那儿买松树林的管老板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在下午住了一晚。
管老板住的那家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煮好饭就抬到房间里去，我问管老板：“没有看到他煮菜”，管老板说：“她家会有什么菜？这地方的人懒得很，有田也不会种菜”。管老板把松木板劈来当柴烧，他说：“这里有森林，可他们很少去扛柴，只好烧板子”。吃完饭，来一位老年人，他老是听不懂我说的话，他回答管老板的话时往往是牛头对不上马尾，因为他不仅不会讲汉话，要听懂都很难。我准备去拜访他们的计划只好取消。次日早上八点，我离开了管老板所说的“原始森林里住着原始脑筋的原始人”——下午村。
下乡搞社教运动时连续走了十三个小时，要不是碰上几个采茶的姑娘，不知要走到哪个角落。这一次如果不是碰上两个男人，从扬拱出发时可能会南辕北辙，因为他们说大树往前一千多米往右拐，事实上那“一千多米”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误差之大如此惊人，乡下人还不习惯文明世界的度量标准，他们最熟悉的是“鸡叫了几遍”、“那个人是属牛的”、“要走半个早上”等等。从下午村到江边“约三小时路程”，可我马不停蹄走了七个多小时，管老板也说：“我们坐拉木柴的车都要两个多小时”。要是那天管老板不把我强行留下，下午四点钟出发至少晚上十一点才到江边。天气很冷，我和管老板挤在一起睡，垫两床被子和一张纯羊毛毯，又再盖上两床被子都有些冷，天下着雨，没有电筒，没有火柴，也没有手表不知早晚，收音机和照相机还有身上的三、四百块钱尤如粪土，路上找不到人家户，伸手不见五指，全是从河里往下走［也是车路］，管老板救了我的命，否则“路有冻死骨”。上天保佑！人每到要陷于绝境时自会有救，何必为生死忧虑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此前一年，有个二十多岁的妇女肚里的“灵鸽”——［峨眉山道士灵魂附体］曾允诺我说：“只要你为众生做事，我保你大难不死”。也许我真的得到神灵暗中保护，常常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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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部、南部、东南部是三个民族自治州，虽然文化落后，但土地较为肥沃，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密度不大。农业、林业、畜牧业还有一些潜力，而到了西部就是另一景象。“纳、威、赫，去不得”，西部地区纳雍、威甯、赫章三县是极度贫困又落后，农民常常以马铃薯或是玉米为主食。多少年以来，那些地方的农民一直那样贫穷，多少年以后，他们仍将那样贫穷。在黔东南有位司机说：“到了毕节地区，你会看到从没看到过的贫穷，他们不是少数人，而是都贫穷”，“我们这里是土山，乱栽什么都有些收入，而他们几乎是岩山，栽什么都不肯长，很少看到田，土地贫瘠，人口又多”，“那不是人住的地方”！生活在土山的人们难以解释“他们的祖先为何会搬到这些岩缝中去生活”？远看可以看到石缝中挤出一、两棵树，田很少见，“在这些地方怎么能生活”？到了农民家里，正如以前报刊上报导：“家当不值十元钱”“以马铃薯为主食”等等。司机的“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共有６００多万人口，大部分是汉族。
许多农民家庭的生活就如前已叙述的战马田村的组长家和学生家。有些人栽种小麦有面条吃，以马铃薯为主食的地方他们有时就象煮红苕一样吃，有些是切成薄片晒干磨成面与包谷面混在一起蒸，有些是切成片煮或炒。农民们说大米是一块一［１斤］，他们说：“米价不算贵，可没有多少人买，除非是逢年过节，有工作的或是做生意有钱的人才买，并且有工作的他们是国家供应大米。（９４年有些地方还有供应）“３３５６”工程搞了一些坡改梯，我感到失望的是其规模比从宣传报导中猜测的要小得多，不奇怪，五十年来中国人已习惯说大话。到某林场——“３３５６”配套工程，山上的树木大多是杂木林，只相当于长江防护林工程的封山育林区，而非黔南、黔东南那样成片成片种植杉树。［其他章节有叙述］
我没走大路，顺着山梁往上爬，山梁左面有几幢木房，有瓦房也有草房，比一般的木房稍小。往上走，那儿有几块田，一口水井，井边有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位四十左右的妇女在洗衣服。腊月二十几，人们要把所有的家当都翻出来洗干净，除旧迎新。太阳快要下山，胶盆里只有一、两件，洗好的都晒在草从上、田埂边，大人的、小孩的衣裤共有十来件，都是有补疤的，我总是发现不了一件好衣裤以求安慰，兴许她们没拿来洗。没有发现被套，草从上晒有一张床单，已辨认不出床单究竟是什么颜色，什么布料，因上面各种颜色、各种布料都有，并且好几个洞还没补上。床单绝非前些年美国爱滋病患者剪小块小块各种颜色的布料拼凑而成的纪念物。这张床单也可成为纪念物，倘若把它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一个世纪后它将是二十世纪末农民贫穷的物证。
我本来想过去和那妇女搭话，但是这样她会很不自在，我提起相机，选好景，准备把那张床单，那些衣裤拍下来，可妇女和小孩都看着我，妇女显得很寒酸、很难堪。她很穷，可并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没有按下快门，尽管那张“床单”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她的穷困只有天知、地知、她知、我知，别人都不应该知道。嵩山来的和尚与我闲聊，他说在河南听人们讲某下岗工人的儿子去偷别人的东西被抓到派出所，他去把儿子领回，没打也没骂，三十晚他去借了几块钱买一斤肉，夫妻俩和儿子一起吃年饭，肉里放了耗子药，一家三口自杀了。和尚没有超凡脱俗，他流了泪，继续讲：他家那地方很穷，父亲才叫他出来当和尚。父亲去世已八年，可他一直还没有回家。他说他们陕西某地有一家三弟兄，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就穿，在家的不敢见客。以前曾看到报导陕西某地的一位老志愿军一家三代三十多年一直睡他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那床被子。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被子，就用稻秧或草之类扎成一大块当被子睡几十年。这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农民的奇迹。那妇女家比他们要好一些，至少补疤的衣裤晒在刺笼上的就有好几件。
腊月二十七，我返回工作地点。一路上思绪万千，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涌现：组长的爱人借来的米和肉，山顶上小茅屋的老夫妇，卖黄苞的小女孩，因土地被林场占去而企图上吊自杀的老头老奶，在我们面前含泪述说土地被占的老妈妈，去要工钱却被毒打的林场民工，穿草鞋顶着刺骨寒风的老头，以及晒床单的农妇……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我任由那一幕幕在思维太空中遨翔，没有阻止泪水的流淌，让它流个够。正如洗衣服的妇女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寒酸，我也不想让乘客们知道我的悲伤，要是他们知道我为农民而流泪，也许会认为“那是个荒唐可笑的神经病”。他们宁愿为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虚构出来的故事情节哭泣，可不会为现实中的贫穷、苦难而掉泪。幸好他们都倒在各自的座位上睡觉。对穷人、对农民，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没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一个月后，日记、手稿被抄走，可穷人的辛酸，农民的穷苦早已铭刻在我的大脑里。
Ⅳ
“贫穷”是隐私，可又藏不住，亲戚朋友，隔壁邻居怎么能瞒得过，即使素不相识，一旦结交，贫穷的尾巴早晚要露出来。八号室有个强奸犯，牢犯们都说他是性残废。他是孤儿，到某个村子去当帮工，经人介绍与一位寡妇相识，小伙不说什么，寡妇也没意见，交往一段时间准备成家，寡妇却告那小伙企图强奸她，小伙被判三年。牢友们笑着说：“如果你有那功能，她一定和你成家，你自己不争气，脱了别人的衣服，又雄不起，她不告你脸儿往哪儿搁”？小伙又憨又笨有穷，他不上诉，因为回“家”没有饭吃。 阿胜因盗窃被判一年，很不高兴，满刑后回家就不得不自己去找饭吃。
王与妻子把分家所得的一小间房卖掉到城里租房子住，他打零工，妻子做点小生意，他用耗子药毒死别人的耕牛，被以破坏生产罪判两年［同案判五年］，起诉书、判决书把本是９５年关押错写成９４年关押，原告提醒过办案人员没引起重视，执行通知一到，王只有一个月就满刑，但他找干部说日期搞错了。干部想：提前一年放你回家不高兴，是否有些神经。干部置之不理，王又给所长反映，所长只好告知法院把日期改过来。如愿以偿，到农场劳改去了。妻子离婚，责任地被抵押，他一无所有，打工也不容易找到活干。
牢犯被关进看守所，家属就要送衣裤、被褥之类，有些家属什么东西都没送，可能是牢犯在家时好吃懒做，作恶多端，故意让他受苦，也可能是家里太穷，没有东西送。不送倒好，牢友们不知底细，有些只送一、两张破床单，或送一张又破又脏的被子，，在牢友面前头都抬不起来，有些破被子都没有。至于送来的破衣裤，有些牢犯当着牢友们的面发牢骚：“怎么不把我那件放在柜子里的好衣服送来呢”？没有好的有烂的也可以，有些却是几个月没见他穿内裤，冬天没有袜子只有一、两双烂布鞋。家里不送钱，在看守所里只好几个月不刷牙，悄悄把别人不要的衣裤撕成小块擦屁股。孩子被抓进牢房，当父母的都很痛苦，无论如何都要送点东西来。某一牢犯的年老的父母沿着国道线走了二十多公里到看守所见儿子，因未判刑不准接见，两个老人摸出一把钱交给所长，总共５元钱，几乎是零票，没有其他东西要转交。 二进宫的黄看起来有些男子气，第一次因盗窃判三年，妻子另嫁他人，出狱一年多又因抢劫被关。他家离城不远，其母给他送衣服时送来了一块五毛钱，有一张五毛，其他都是一毛或两毛。干部没有登记让他签字，只是喊：“黄 ，你妈给你送了一块五毛钱”。送来这点钱不如不送还好，然而这是母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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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是A县巧洞人，他是看守所少有的罪大恶极的牢犯。他在南昆铁路建设工地贵州段作案。有私藏枪支；盗窃十一次，盗有警棍、录影机、功放机、大哥大、红塔山香烟及贵州醇之类，还有上万元现金；抢劫三次，最后一次他和他的哥哥还有另一个同案抢一个船主得七元钱，把船主杀死。侯偷得的钱不是借给这个就是借给那个，案发抓进来的就有七、八个。他必死无疑，只是希望早一点枪毙。一米四、五的个子做出如此大恶，死而无怨。他托我出狱后转告其父母，让他们给他送点衣服。国道线边有一幢小石屋，已建了近十年，我以为那可能是分家出来的年轻夫妇准备在那儿开个小卖部，不过小卖部总是没见开起来。主人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妇，两个孩子，老大只有十岁左右，屋里很简陋又很窄。火坑是一个土坑，没有用石块围起来，有三个草凳，三脚上架一口煮菜锅，看上去以为是煮猪食的小锅。虽然土坑的火已奄奄一息，两个小孩还是蹲在火坑边取暖，脚尖伸进坑灰里，两支手不时地触动那小锅，尽管都穿袜子，可裤管太段，小腿露出来一大节。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尤其是女主认得衣裤使我想起把床单晒在刺笼上的妇女，惊人相似。四月初下雨天，气候还有些寒冷。来来往往过了好多次，想不到路边的小石屋里面竟然是这番风景。
小孩带我去侯家，侯家的房子更是破烂。石头砌的房子歪歪扭扭，那门不到一米七高，房顶有些地方是瓦，有些地方是茅草，有的地方又用石棉瓦来盖。左面一间屋子一片漆黑，只有石逢透来的一点点光，那儿有一张床，楼上用竹子当楼板，上面放盛粮食的箩筐之类，不知楼上是否还有铺，中间和右间只相当于一间，一进门就是土坑，右间是石磨、煮猪食的灶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房顶上的石棉瓦已损坏得差不多，有些地方用塑胶布盖上以遮住冬天毛毛细雨，一旦下大雨不知怎么办。侯的哥哥已分家，有两个小孩，修的那幢小石屋尽管很小，可是很牢固，年轻的女主人把那小天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侯是老二，还有三个妹，大的十二岁左右，最小的只有七岁，比他的大哥的孩子大四岁。侯的父亲没在家，其母亲不到五十，但显得很苍老，三个妹妹穿得很单薄，母亲穿得棉衣有好几处棉花已挤了出来，这种棉衣七十年代老人们常穿。我不想给她们增加负担，可侯的母亲无论如何不让我走。她去割了一大块腊肉来烧。“今年吃的油都没有，养了一头大猪，已拿去卖，得点钱请他们去走路”，［意思是说去通关系］“两个二子只要有一个活下来就行了，谁叫他们把别人杀死呢”。那头猪最多不过卖一千元，一千元想救活一条人命绝没有可能，只是心里踏实多了。一千块钱对于那些人算得了什么，也许只是被“好心人”骗去而已，中院的审判官根本就不知道。牢友赵一家子把另一赵家的妻子打死，听说他家花了两、三万才被判十五年，其妻判九年，也许那钱起了作用；雷家说花了三万才使雷从死刑变成死缓；而王是民工，一分钱不花也一样从死刑变成死缓。有时花钱不花钱法官都一样的判决，不过有钱人让他们去花好啦。一年后侯判死刑，侯的哥哥判无期，老人会以为是那头猪救了命。
“没有油吃”是真的，那口铝锅除了锅铲铲的那部分发亮外，其他部分好象生銹似的。大的那个妹给我舀了一碗包谷面蒸的饭。小时候常吃包谷面饭，可这碗饭要半个小时才吞完。我没尝那腊肉，因为我吃一片，她们就少得吃一片，主人并没有发现我只拈那芹菜，否则她会难过的，幸好还有白菜。侯的父母又穷又苦，几个月后还得买棺木；大媳妇一顶要嫁人，到那时把两个孙女丢给老人，这样沉重的包袱，侯的父母卸不掉也担不起。死了很轻松，活下来倒是受苦受累。我一直不提侯要父母买的衬衣。
投资一百亿元的雷公滩电站就在A县境内，该县的财政收入因此大增，官员的荷包胀鼓鼓，国家干部多发工资，多发奖金，农民却得不到好处。以前的龙山姑娘“不管嫁牛嫁马，只要不在本地就行”，现在仍然如此。除了通火车的两个镇外，A县的其他地方比龙山好不了多少。A县和C县交界处有个还未开发的风景点——仙鹤坪，公路已修通山脚，只是很少有车。“映山红”开花时节人们还穿着毛衣，又因为下雨，我们带着学生到山脚下的寨子扎营。我们那一组住的那家是茅草房，比侯家的房子差不多大，不漏雨，在里面比在侯家感觉好多。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耳朵有点聋，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七、八岁的小女孩。男的很少和我们说话，姑娘说那是她哥哥，当问到她父母亲时，她说话颠三倒四，也许她本没有父母，不过问其他事情时倒是很顺利。房前屋后没有几棵柴，找了半天才把那顿饭煮熟。平时他们怎样烧不得而知，他们肯定不会吃生米，只是每一餐为了找柴火又累又恼。愚笨之人想的都仅仅是下一分钟而不是明天，不会提前准备。我把身上的七块零钱给她，但她家只有两碗多米，包谷面还没有磨，有一把青菜，也是亲戚在前一天送来还未吃完的，其他的我们自己有就不用麻烦。虽然我已给她十块钱灯油费，可是次日早上回来时又有些后悔，为什么不趁要米要菜时多给她一点钱以求心里宽慰呢？不过要是多拿给她，在村集市上（正好赶集）我会很尴尬，二十块钱只能让学生吃个半饱，一小时后带钱的校长赶到我们又再吃。晚上我们到牛圈上要了一些稻草拿到她家楼上，让女学生在那儿过夜，我和男学生就到牛圈上谷草堆里睡。楼上本有一堆谷草铺成床铺，上面就只有一张十多元钱就可以买到的毛毯，可能是亲戚送或是救灾物资，别无他物。女学生们说：“昨晚那个小女孩冷得哭了起来，好可怜”。牛圈右间的“楼上”谷草堆里也只有一床旧被子，也许是她哥哥的铺，睡在牛圈上是为了看守牛，这些地方牛被盗事件常有发生。回来的路上，学生们大声地一个传一个：“韦老师昨天晚上睡在牛圈里”，同事也开玩笑说：“牛粪的味道如何？和你在牢里是不是一样”？牛圈里也还有猪，不过比“山顶洞人”那一家要好消受得多。我们只享用一晚上，他们却要忍受一辈子，一代接着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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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初中时有一位同学成绩很好，因饭菜票被偷而跑回家。十五、六年过去，他成了村里的首富。他们村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你那位同学很了不起，有两千多元存款，有拿两千元放高利，粮食吃不完，养猪养鸡也很顺”。四、五千元就是“很了不起”，要是在城里，他是最无能的穷光蛋，结婚都结婚不起。“在我们村里，根本就没有哪一家能拿出一、两千元的现金”，这样的话对农民来说太平常不过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从地区一中下到某乡搞扶贫：“那个村有一大片田，除了种田卖米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八十多户人家只有二十四户杀过年猪”。农民不杀过年猪，逢年过节想方设法买一、两斤肉，其他时候油都闻不到。曾是某乡乡长黄说：“从外县搬迁来的那近十家苗族，他们过的就像是原始生活，除了一点包谷，木棚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破锅破碗破被子，扔到门外都没人拣，好多年没去了，谁知道他们的生活改变了没有”。 这使我想起B县的油卖乡，他们的贫穷难以找到恰当的语言文字去描述。97年我去B县时，该乡有一个苗寨被大火烧光，当时正值学校号召学生捐款支援。杯水车薪，要过上好日子，必须自己奋斗。
长江洪水的那段时间，我绕了几个弯，找到了住在山上的一个苗族寨子，。有十四户人家，我不敢肯定就是黄乡长所描述的苗寨，有些相似也有些不同，无论如何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他们那儿每家都养有几头牛，有猪有鸡，用胶管安了自来水，还有学校。那学校就是一间四面是土墙的茅草房，有几张小木凳但没有木板。星期天不上课，我进去时有几个男孩正在里面抓地上的泥灰一个打一个，脸上、衣裤上全是黄泥灰，外面下着雨，在里面玩得很开心。有个男孩很自信地说：“第一名是我，语文55分，数学51分”。他们只办一年级和三年级，老师是四年级“毕业”，一边干农活一边教这帮小孩子念书。走一个多小时到江边，第二天又走了七个小时才到乡中学住地。尽管路途遥远，走起路来我也觉得轻松，因为从大人、从孩子们
的脸上我看到他们对现状感到较为满意。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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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原因很多，贫穷的结果却相差无几。今人与古人贫富差别也许是因时代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现代人与现代人贫富悬殊是因所处的环境不同、机遇不同、能力不同、以及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有一位女中学生说：“农民不可能没有电视，没有电视怎么过得下去嘛”！事实上人们与这位女中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人们判断某一事件的真假常常都是依据已有的经验，因此许多人会以为那些贫穷的故事都是夸张的，都如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那样精炼而成、浓缩而成，因为那些故事太离谱、太难以置信，即使是当事人本身也说不出：“我为何那么贫穷”？不管怎么想不通，可现时本身却无法改变，不要因为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理论的局限性而否认其存在，正如人们对“鬼”的看法。
对农民的贫困，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能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他们不应该贫困，这些理由是徒然的，穷就是穷，你认为的稀奇事实际上很平常。贫穷是事实，然而中国人很习惯于自欺欺人，常常纵向比较，越比越兴奋，而不敢横向比较，因为越比越冬沮丧。以我们的观点，印第安部落是最贫穷、最愚昧、最落后，他们却活得很自然，可是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国家划分成两个区域，农民住一边，非农民住一边，更确切地说是把穷人分到一边，富人分到一边。当别人已跨入文明时代，你却还过着原始生活，痛苦与烦恼怎么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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