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4日讯】Ⅱ 廉 价 劳 动 力
廉价公民不仅其产品廉价，其劳动力也廉价。近一、两年工人下岗是最受人关注的社会焦点之一。朱先生信心十足，立志要理顺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由于社会体制本身的缺陷，“补漏洞”方式会使朱先生力不从心，事倍功半。几十年来一直是老大哥，突然间降格丢了饭碗，心里难以适应，“我们不知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到头来留下有权有势的吃香喝辣，我们却被遗弃了”，还听说有人因生活所迫而寻段见，悲剧！在其它国家失业也很平常，没多久人们会适应的，只是有很多不平。农民不是失业，而是本来就没有多少事做，农民问题是个永恒的问题，除非一百年后中国是否有可能像西方世界那样农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政府没有忘记九亿中国农民，只是做好事时雷声大，雨点小，损害农民利益时无风无雷却大雨滂沱。农民自知身份卑微，只要饿不死冻不死，许许多多的不平他们能置之脑后，如果生存都难以维持，并出现盖世英雄，几百年来一次农民革命，至于小打小闹是野火烧不尽。
二十年来，中国不止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出门打工——民工，有的到沿海或是大城市，有的到小城小镇，有的到工厂，有的到矿山，有的去栽树，有的去挖煤，有的搞电站，有的修铁路，有的建房，有的筑街，补鞋的、拉板车的、掏下水道的、到饭馆里洗碗的、到城里当保姆的……只要找到活能挣钱，什么都干。他们就是中国一个新的阶级——民工，这个庞大的队伍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电影电视反映他们的生活，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们，但几乎没有人，没有集体或组织包括政府去关心他们的权利。中国的民工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个其权利被人类忽视的群体，他们的世界是随意的、无序的世界。
在扬拱的一家农民吃了晚饭，主人去叫五、六个老乡来闲聊，他们讲述一个刚离开此地没几天的林工的故事，使我每当看到林场、看到杉林、看到荒坡，就会闪现那悲伤的故事。
林工三十多岁，从两百多公里外的某县来找活路。林场已请当地人把杉苗栽好，林工的任务是看守，以防牛马践踏幼苗。那个负责人叫他砍草，年终时另外结算。林工为了能在回家之前多挣点钱，拚命地干。当负责人下乡来“视察”时就给他带来米和油。他们站在山顶上，拿出纸和笔，“你砍的这一片只有二十亩”，“那一片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亩”，“好好干，年终时结账，得一、两千块钱回家，你老婆和孩子肯定高兴得不得了”。的确，补疤的衣包里揣上千把块钱回家，家里人还以为做梦一般，就像城里人摸奖得了一部轿车，不过农民的喜悦之情常常是藏在心里，并不喜形于色。
那几片山坡究竟有多少亩，林工从哪儿知道，砍了五百亩，负责人说只有两百亩，他无可奈何，你替他卖力，钱在他手上，他说的就是真理。老板（负责人）每一个月来一次，并允诺十月份来一次，腊月初来结账。已到了冬月，粮食早已吃光，草也已经砍完，老板的车一直没出现在乡村公路上。林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不想放弃那千把块钱，也不想借了人家的粮不还而溜走，翘首以待。他又到邻近的寨子去讨粮，老乡们劝他：“你回家去算了，那些人是骗你把草砍完，他们不会再来的”，林工还抱有希望，等到腊月十几，还是不见老板踪影。他不知道老板住在县城的哪个地方，即使知道他也不一定能要得到工钱，“没在家”是那类人耍无赖的常用而又有效的手段。大家都知道他到村里讨了好几次粮，他不好意思再去，也不想等死。他空着手而来，差不多一年后，他空着手回去，并且还欠当地人几十斤粮。
倘若是从劳改农场刑满释放，亲朋好友也许会来看你，他们对你最大的希望只是你能回家；如果你是年轻小伙或是姑娘，出门打工因找不到工作或是工作太苦而讨饭回家，来看你的人会问长问短，感叹：“出门打工不容易啊”！虽然没有喜悦，但也没有精神负担，不怪自己无能，只怪运气不好，“现在下岗的人那么多，找工作太难”，回味一下那艰难旅途会产生一种最终战胜困难的欣慰感；然而这位林工即使钻到地洞也解脱不了精神痛苦。妻子、儿女知道他找到了活路，正等着他拿钱回来买过年肉，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惊愕之余，妻子会安慰几句，可当孩子把手伸进你的衣包：“爸爸，我要糖”，“爸爸，你答应给我买新衣服，在哪儿啊”，怎么向孩子交待？其实我以及那几个农民还不知道林工是否回到家。
再跨过四个县就到某县城，我在车站附近的旅店住下。几位石洞镇的农民与我聊天，他们村有一个同伴到某县办林场——世行贷款造林工地打工，“刚过十五就去，家里的活都是他妻子一个人干，前几天（腊月十几）刚回来，去了一年才得一百七十块钱”。没有空手而归，比前面的林工幸运。他去看开往石洞镇的车，因为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到街上想买点东西回家，摸钱时才发现那１７０元钱被偷了，他想起上车去看时有几个小伙故意来挤他。他回到车上木然地坐在那儿，没有流泪，可比流泪更痛苦万分。售票员要他买票，无论怎样解释，售票员都要撵他下车，“干了一年才得１７０块钱，谁相信你？还说什么被小偷偷走，没钱就给我下车”，“穷酸相，几块钱都开不起”。受了这番屈辱，他想下去，但晚上吃、住怎么办？售票员是个姑娘，但她不理会那一套乞求哀怜，抓住他的衣服：“下去”！要是没有熟人帮他开车费，他要走到天亮。
一位中年农民到Ｂ县林场去栽树，他的运气好一些，半年时间揣二百二十元钱回来过新年。在本县县城住旅社，他没带身份证，被查旅社的警察把钱全部没收，赶出旅社，他只好到离县城不远的熟人家去住，第二天借路费回家。没有身份证，身上有钱就是盗窃嫌疑，钱被没收就算了，只要不被抓进派出所，收据之类的玩意儿谁敢问，弄不好到了派出所东问西问，屈打成招，关进看守所，等一、两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经公安部门或检察部门“查无实据”才能回家，那还不知要连生多少悲哀。都是９３年腊月十几，一个在东南部，一个在东部，一个在西南部，地域不同，情形有异，结局都相似。妻子走过去准备帮你拧东西，孩子跑过来问你要新衣新裤，问你要火炮烟花，一年半载的期望终成肥皂泡，窘境还会持续很久很久。
＊ 有荒山的地方政府可以造林，本地农民也可以造林。外地来的农民要是帮本地农户造林，他们只是开荒，土地拥有者自己栽树，承包人在杉林里栽种玉米，顺便管理，自种自收，三、四年后杉林郁蔽成林就搬走。农民与农民之间智商差不多，欲望都不高，谈不上谁剥削谁，大多时候是互相帮助，两边都有利。要是帮林场干活，情形就大不一样，虽然国家拨款，但林工上面有包工头，包工头上面有大包工，还有林场各式各样的管理人员，一层一层盘剥，到林工手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他们都比林工精明，欲望也高得多。栽树先要整地，即把荒地上的杂木、杂草砍光烧光，每亩地一个人要干一、两天，然后挖坑，每个坑约有３０公分深，比水桶略大一点，每亩要挖２５０个坑，放肥料，移栽杉苗……在某林场，我只把挖坑、购买树苗、移栽三项以林场所付的最低价格计算，至少要花５０元，这里已把从农民手中租用的土地费，林工整地费排除在外，然而一年多后，我在省报上看到该林场造林时每亩造价才３５元。挖一个坑一毛就花２５元，要是栽一棵五分就又花１２。５元，仅是这两项就要花共３７。５元。不知道林场是怎样把价格压下来。看了报道，有人高兴，有人沉默，国家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应该让人高兴，然而国家并未少花钱，精明的人捞了不少好处，干苦力的林工只分得一点残渣，花的钱越少，林工受到的剥削越深。美国人高工资是美国人民的福气，中国人做什么都花得不多是中国民工的悲哀。（林工的生活在《“５８４”工程与农民的怨声载道》中有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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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腊月份是运输最繁忙的季节，在外地工作和念书的学生及出门打工的农民都要赶回家过年。从衣着、肤色、走路的姿态，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是民工。其它人都是高高兴兴返回老家，民工却不一定高兴，尤其要那些已成家的中年农民。小伙子、小姑娘们出门打工，只要能混口饭吃，锻炼锻炼，父母对他们要求不高；安了家的人他们是家长，赡养父母、抚养孩子是他们的责任。妻子一人忙里忙外，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一年忙到头；自己出门找活做，挣不上一、两千块钱，妻子不埋怨，自己心里都会难受，更何况那些回到家时身上只有一、两百或是只有几十元的人们。有些人索性抛下妻儿老小，自己在工地上过年，要是回家那一、两百块钱的路费不是浪费了吗，寄回去要够家里人用一阵子。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
腊月二十六，下车时天刚黑，候车室外有几个妇女和年轻姑娘在招揽顾客，“住不住旅社”？“单人、双人都有”。我同七、八个民工跟着一个妇女走出车站，拐几个弯走进一条小巷的一家小旅店。两人房间每人五元，四人房间每人四元，那七、八个民工要求只住一间四人房，请主人把价格降低一点，男主人不肯，民工说：“我们自己有被子，就铺在地上睡”，最后七、八个人合住一间四人房，每人三元。能节约一块好一块，血汗钱大家都很吝惜。那天晚上，他们肯定两人挤一床，因为天气太冷。我出去吃了一碗粉，和卖粉的妇女聊了几句，回旅居时又和他们同路，那些民工和我一样，到街上的小摊点随便吃点东西，否则不会那么快。在火炉边同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正如以前和以后的许多类似场合，只要提到征税、罚款、计划生育、乡镇干部的工作作风……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有叙不尽的故事。他们离这儿还有三百多里，有几个第二天能赶回家，另外几个还要再住一晚上旅店。他们是到南昆铁路广西段去打工。“去铁路上干活挣的钱多吗”？“农民在哪儿都挣不到钱，不管多少，不出来找点活做，吃油盐都成问题”，“有技术的人一个月能挣两、三百或是四、五百，我们干体力活的一个月能挣百把块就算多的了，有些人才得几十块”。他们说有个同伴刚来时苦干一个月，月底结账，老板只给他十块钱，“他没有损坏什么东西，伙食和大家一样，干活比别人卖力，不知老板扣些什么，因为他不会算账，只给他十块钱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人敢去为他说话，都怕老板不要，我们得的钱比他也多不了多少”。
每天干至少十个小时的体力活，除了吃饱饭，每天能挣三毛钱，每小时挣三分钱，与那些“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小时最低工资五美元”相比，大家都是干体力活，你的收入只有他的千分之一，即使是那民工的同伴们，要是他们的收入是他的十倍，与美国工人相比，中国民工的工钱也只是美国人的百分之一或最多不超过五十分之一（把伙食算在内）。怪不得沿海地区已拥有数万元的农民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西方。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真理。
“那个人干了一个月，老板只给他十块钱”，其实那些民工可能还有类似的故事“那个人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得”，或者“那个人干了一个月，老板说工钱还不够支付他的伙食费”，即使有这类我曾听到过多次的类似的故事，民工们不一定对我这个陌生人讲，他们怕我不相信。当一个人借给你三块八毛钱时，你知道他很穷，可要是他一分钱不借给你，你不相信他没钱，还以为是他不肯借给你而已；得了十块钱，说明他的确得很少，可以相信，要是一分钱都不得，你会以为别人在吹牛。这些民工怕我认为他们在瞎吹，只好选那类中级水平的故事。他们用异常的目光注视着我，以为像我这类的“城里人”“有工作的人”会很惊奇。我已习以为常，因为这些故事太多太多。
南昆铁路贵州段大部分并没在原公路附近，尤其是黔桂交界向西延伸一百多里的路段，大部分是荒山野岭，由桥梁和隧道组成，施工艰难又危险，修便道是修铁路的一部分。铁路老板都是些大老板或是铁路工程局，而修便道的老板大多是本地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上面还有老板，下面还有包工头，包工头再去找民工。一是层层转包，二是这些承包商或是包工头本事小，没能耐从国家那儿去找钱，（搞不到批发，只能搞零售，）只有在民工身上算计，他们手下的民工的日子就过得很艰难。某县政府官员以县政府的名义去承包通过该县的一部分便道，他又把便道分段包给许多小老板即包工头，包工头去找民工来干。铁路局究竟拨给他这条便道几百万还是几千万，民工无从知道，他们只是没日没夜，一个月接着一个月苦干。某一个小工程如某一小路段、某一涵洞、某一座小桥竣工时，就到结账的时候，东扣西扣，有些人是“伙食钱加你的烟钱就已超过工钱了”，有些人得几十块，有些人得几百块，这是包工头认为你应得的工钱，可这百把块钱你只能领到其中的一部分或是“等铁路局拨钱来再给你们”抑或“等我到大老板那儿要到钱才能发给你们”。为了那点工钱，他们要去找老板好几次，有时老板在竣工前就已跑掉，有时老板对这个讲：“实在没钱，我先付给你一部分，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又对那个说：“我先拿我自己的钱借给你，不要讲出去”。大家知道老板存心骗他们的工钱，但他们要么找不到老板，要么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一帮民工中不一定是同一地方的人，他们各顾各，老板们能吃谁就吃谁，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民工们愤慨之余，有人把工具偷走或砸烂以泄泄气，有些人与小老板是同村同寨，“你不给我工钱，我只好去你家拉牛拉马，账你自己去同大老板算”。有些民工火爆一点，忍无可忍，提起匕首，拿着炸药去威胁老板：“再不给我工钱就同归于尽”，也许因此会领到部分或全部工钱。在这无法律无秩序的混沌世界里，不通过这种野蛮手段你又怎能领到工钱？然而有此等勇气的人有多少？
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赚，什么道德、良心、诺言都不能卖钱，一万块钱的工钱，能扣下几千就算几千，原本素不相识，以后也没见面希望，毫无必要相互之间留下好印象，即使当时一个想吃掉一个，以后各奔东西，谁也不碍谁。有时小老板也有自己的苦处，他确实没从大老板那儿领到钱，有人甚至是先拿自己的钱给手下的民工开伙食费，民工的工钱每人几百，而大老板欠他的可能是几千几万。工程要竣工，他就到处去找大老板要钱，车费花了一大笔，求爷爷告奶奶，实在躲不开，大老板假惺惺：“我理解你的难处，但上面不给钱，你叫我拿什么给你”，“下个月我一定补，要不我到银行贷款也不会耽误你的”。大老板软硬兼施，小老板不得不就犯，不把工程搞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你一分一厘，把工程搞完，你也就失去了与他谈条件的砝码。大老板能拖就拖，拖不下去就：“只有这几千，还差一部分，要就拿去”，小包工两头为难，大老板不给钱，民工又催他要工钱，他的烦恼不压于民工。小鱼本想吃虾，免不了有时要被大鱼吞掉。我听到一些同那官员打过交道的人提到他时恨不得吃他的肉，肉没被吃掉，却越长越肥。便道修好后才开始修铁路、修车站，火车通了，大老板欠小老板的钱还没付清，至于民工，他们早就到其它地方接受剥削去了。
＊ 从浙江来的一对年青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以为到这里来打工会赚一些钱，一家子全都来，在人称“百万富翁”的老乡手下的手下干活。老乡承包一段便道，他“公务”繁忙，很少到工地去，也拖着不拿钱给手下的包工头，包工头没有钱加之东扣西扣，青年夫妇生活过不下去，又没钱回老家，他们把孩子卖给当地人。他们不像拐卖犯那样要几千几万，只要几百元作路费。现代中国卖儿卖女很罕见，这不能全怪小包工、大包工不给他们工钱，也许夫妻俩为了来打工把家当卖掉作路费，也许他们那儿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回去要被罚款，也许他们那儿很穷，出来这么久空着手回去，怎么养活孩子？两个大人随便到哪儿都能混饭吃，也许他们还可以再生，也许以后他们找到钱再回来看或接孩子回去，浙江的农村并非都像西部的人们所想的那样富有。无论有多少种猜测，把儿子卖掉换路费回家说明这对年青夫妇已走投无路。
＊ 小张是隧道工，他们那一帮从湖北来以后聚在一起，因为和当地的联防队发生冲突，被以非法拘禁罪逮捕。他太憨厚，其它人都放回去，只剩下他和与联防队发生冲突的那两弟兄留下。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他又承认了一句“我只打了他一拳”。他们的老板是一个姓陈的福建人，他们已经打了三个隧道。在找到那帮老乡之前，他打零工，挣得的钱只够维持生活，有时一天能挣十多二十元，第二天、第三天就不一定能找到活干，打了一年零工没往家里寄一分钱。承包隧道的是大老板，他们的那些设备价值几十万，有些更大的老板有数百万，他们能从国家那儿赚很多很多的钱，不像小老板那样小气，只有榨取民工的钱，大老板手下的民工待遇要好一些。小头目每月能挣七、八百元，隧道工除伙食外每月也能挣两、三百元，收入不是很固定，小张干了一年多隧道工，寄回去二千多元，他们算是较为幸运的民工。
＊ 南昆铁路总投资１９８亿元，平均每米要投资两万多一点。每月５００元工资的铁五局合同工小邓说：“铁路隧道拨款每米一万三左右”，民工小张说：“每米约一万一、二”，“我们打的隧道几乎也是人工挖的，打一米隧道，老板给我们的工钱大约四、五百元，加上铺砂，把隧道拱好，工钱决不会超过一千”。也就是老板领到手的钱支付给劳动者——隧道工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以上的钱被用去买材料，买工具，买汽车轿车。平均每米投资两万，花钱最多的隧道拨给一万二、三，干苦力的民工得不到一千，要不是隧道和桥梁，民工挣得更少。要是马克思再活一百年，仍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他会以为这些事情只有外星人才干得出来。
南昆铁路全长近九百公里，仅是修建铁路历时四、五年，参加建设的官员、技术人员、工人、民工以及有关的人有数以百万计，有的赚了数百万元，有的赚几万，工人们虽然挣不多，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总比民工强得多。至于从四面八方来的民工，有本事的当了小头目，能挣几千上万元，绝大多数的民工如果两、三年都找到活干，也能挣几千万把，要是打零工，这里干两个星期，那里干个把月，一年只有半年活，能挣几百块回家过年就算碰上好运，有些甚至烟钱都找不到，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尽管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耗资上百亿的工程免不了有人致伤致残，有人丢掉性命，尤其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文明程度不高，人权意识淡薄，民工地位低下的国度里。我听到不止一个地方来的民工叙述，无论在修便道，架桥还是打隧道，时常有事故发生，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有从桥上摔下而死，有被炸死，更惨的是滑坡或塌方以及隧道崩塌，死的不只是一、两个。如果是轻伤，老板花几百块钱就可医好，如果当场死亡，老板给丧葬费及一些安抚费，倘若是严重受伤，老板至少要花上万元的医药费，还有未来的生活等费。人活下来为了生存，他要和你争要这要那，碰上这种情况，老板自己把病人拖走，民工再也见不到。要是隧道崩塌，老板和其亲信进洞，不准旁人接近，半夜拖出来的几乎全是死尸，洞里的恐怖情景，除了进洞的几个人外，雷公也不知，亲信们也不敢透露风声，因为大家都有责任，并且一个来自一方，永不相见，无仇恨也无感情，出门打工为的只是钱。后来他们在叙述故事时只是讲：“听人这样讲”，把“我”变成“他”。如果是铁路局承建，他们资金雄厚，工人们多少受到过训练，安全意识强，并且“又不是花我的钱，干嘛昧着良心干呢”。工人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较长，彼此之间是朋友、同事，他们是一个集体。私人老板承建的工程不一样，赚多赚少都是他一个人，民工没受过训练，他们又没什么地位，对事故的处理肯定草率得多，不可能因为一、两桩事故就让他破产。共产党得了天下，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换来的，老板们赚了大钱，里面有着许许多多民工的汗，甚至是血。这类死亡事故少见，但绝不能与英吉利海峡隧道相提并论，据报道修这条隧道英方死两人，法方死七人，英、法都是建国好多个世纪的高度文明的国家，而我们“建国只有五十年”。
国家（也即是人民）花了很多钱，铁路总算修通了，这是大好事，有人从中得了很多，有人从中得很少，无论国家财富怎样分配，只要钱不拿到瑞士银行去存，终归是中国人的国民财富。当我们庆祝全线贯通的时候，当我们坐在火车上向窗外眺望那一条条隧道，那一座座大桥，我们会为人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南昆铁路上以及许许多多的地方，中国的民工不知洒了多少血汗，流了多少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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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三年多后母亲改嫁，十岁时我三哥和寨里的人搬迁到三百里外的另一个公社去居住，家里就只剩下我和二哥两人。我们家离寨子有一里路，一百米外是王家，这一大家子三弟兄后来分成三家，阿贯是大伯子家的老二，念书时我比他高一个年级，念到初一就回家。因为我哥晚上爱出去玩，一个人守家很害怕，就去叫阿贯来一起睡。除了不在一起吃饭，念书在一起，放牛砍柴在一起，晚上也在一起睡，即使到县城念高中还是到省城读书，放假回去也一起，不下一千零一夜。我到县城、省城念书那几年，阿贯就到那些荒山较多的村寨去找活干，去帮人挖地，去帮人砍草，去帮人开田……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谈恋爱，他说等我毕业回来后要我带他到那些寨子找一家作上门女婿，以免留在老家同哥哥、弟弟分那几块田地，过一辈子穷日子。８８年我毕业，回到县城的前两天也就是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天，阿贯因染上痢疾而死。
那段时间痢疾传染，许多小孩因此死掉，我二哥也病人膏慌。阿贯死的那天，我二哥被送进医院，一个星期后痊愈，花去医药费１５８元，一百多块钱就挽救一条人命。阿贯家很穷，他出去找活的那几年除了混口饭吃外没什么积蓄，他的病拖了很久才去请乡里一位赤脚医生来输几瓶盐水，那时已无济于事。寨里的人都责怪他父亲不去借钱医他，三个月后，阿贯五十多岁的父亲从不到两米高的楼梯摔下来，没受什么伤，卧病在床一个星期后忧郁而死。
我为失去童年时朝夕相处的伙伴而落泪，为失去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同伴而哭泣，阿贯去了，他的堂弟阿利可以填补我心里的那一片空白，使我减轻了十年来许许多多可能因为思念故去的伙伴而产生的忧伤，然而，是我命中注定要孤独，还是鬼的世界更需要他们，恰恰十年，我又遭受同样的打击。每当要想起他们时，我就想方设法避开，去想别的事或去做其它的事情，然而恰在此时，我无法控制住眼泪掉落在稿纸上，只好让它流个够，明天早上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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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只有一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哥哥，没有姐也没有妹，他的父亲（阿贯的二叔）在北京当工人，是那种最穷最没本事的工人。他的哥哥念小学一年级时，放学集合报数时碰对了几次，因此升入二年级，读了五年都没能升入三年级就只好回家干活，阿利十七岁念到小学五年级，他不好意思再读，毕业证都不要算了。小时候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小伙晚上时常聚在我家玩，我们就哄他：“那地方有鬼，竹笼里有狼”，吓他让他不敢回家。我毕业时，阿利已是个大小伙，长得很乖，又勤快，人品没什么要挑剔的，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话，方圆十里的姑娘们毫不掩饰地说：“嫁就要嫁象阿利的那种人”。我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人生。我借给他一百元补作路费，９３年新年刚过，他父亲把他带到北京去打工。
他去了北京，一年后我进了监狱，我们都没能回家，直到９８年新年，他知道我已出狱，从北京赶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几他先到学校来看我，第一眼我没把他认出来，因为他变得又瘦又黑，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大好几岁，并且他心里好像有个什么沉重的负担，与五、六年前活泼的小青年判若两人。他对我说：“表哥，我们好几年没睡在一起了，补课完后你一定要回家过年才行”，可是因为一些琐屑小事，我没能回家同他一起过新年。过了十五，寨里有四、五个男人同他一起到北京去找活干。不到一个月，他在北京生病。如果在那儿住院，必须先交五千块钱入院费，哪来那么多钱？就去把他父亲的工资和奖金领了三千元作路费（其父还在老家未返京），同去的两个亲戚千里迢迢把他从两千公里外的京城送回老家治病。我到小镇医院去看他时，他瘦得只剩下骨架了，我鼻子一酸，“要回北京的话，等病好了，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去”，他说：“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我困惑，无论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总应该比我们的老家好，中国的首都，为何不想再去呢？肯定有难言苦衷。首都并不值得每一个人都向往，那不是穷人的首都。医生说：“病恢复得差不多了，让他回去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亲戚们把他抬回去，一个星期后，阿利就死了。
人，总是要死的，要么在刚出生几个月，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和他建立感情时死去，抑或在七、八十岁，人们对他已没有什么期望时去世，大家会少一些悲痛，可是当你才二十多岁时，人们对你充满希望，对你抱有幻想，你的离去叫人怎能接受呢？阿贯去了，他的三叔在外地帮别人挖地时病死在山上的木棚里，一年后阿利也随之而去，这一大家人分成三家，每一家都遭到厄运。阿贯死去了两、三年，他母亲看到我回去时还悄悄地哭，现在我不敢回家，不想看到老人们的眼泪，不想激起老人们对逝去的儿子的回忆。我和阿贯睡过的床早已拆掉，我和阿利睡过的床不知拆掉没有。
农村是农民的天地，在城市里，苦的、累的、脏的全都是民工来干，低级劳动由低等人来完成。为了挣钱，民工不管工作时间长短，顾不上工作环境好坏，有些因过度劳累，有些人因工作条件恶劣而患各种各样的病。这些病不是因工伤事故而引起的外伤或内伤，而是潜在、慢性的病，民工自己不一定察觉，即使知道他们也无法加以重视，“先挣钱再去治病”，于是病情越来越恶化，小病变成大病。医学上没有几种难治或不治之症，可民工患的普普通通的疾病也治不好，因为他们没有钱。高贵的人掉下几根头发都会恐慌，低贱的人死了几个“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的身份、地位越高或是所处的社会越文明，其生命越宝贵，反之，其生命越廉价。阿利回北京时胸口已疼痛，死时胸部有一大硬块，如果不是结石（粉尘堆积）就是“硅肺”之类的职业病。听说他曾做过泥瓦工，一定是死于如打砂、做石棉瓦、采煤、挖矿等常会有的“粉尘堆积”似的职业病。
民工们总是抱着希望进城或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要是找到较为稳定的工作，会挣到一些钱，如果是打零工，有些人车费都赚不到。民工的收入时常与知识成正比，堂弟在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的帮助下到北京去打工，他已念到初二，因家里太穷而辍学。在北京，一边在一个菜市场做清洁工，一边读夜大，也许以后他能在北京站稳脚跟。阿利则小学都没毕业，只有永远干苦力，去了五年，没有积攒什么钱，要是他也像大多数民工那样没有父亲在北京工作，没有借钱的地方，他只好“失踪”。“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民工的辛酸多着呢。 堂兄在阿利回来后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干了几个月，要结算时承包老板把钱全部卷走，他们几十个民工只有各走各，大家都很公平，都没得到工钱，有些人只要能先吃上饭，不得不再去让别的老板骗。堂兄后来在宾馆里找到工作——洗碗洗盘，包吃包住，一个月可得三百多元。大男子汉，一天不停地干十几个小时，他受不了，“牛马也会累，何况人呢”，挣足路费，马不停蹄返回贫困落后的云贵高原，还是啃泥巴算了。拿着公款去首都“出差”“学习”“考察”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去故宫或长城，而民工们最大的愿望是在天安门前照一张像。对于公款族，北京是天堂。在中国，诈骗有时是犯法的，而剥削却没有违反哪一条法律，中国又没有最低工资制。老大哥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即使是末等公民——农民，他们的权利有时也会得到保护，可是出门打工的农民——民工，一旦他们离开了根据地，到别的地方去谋生，无论他们受到怎样的剥削、压迫、欺骗，从没有人过问。对下岗工人问题，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虽然不尽人意，人们也理解政府在这方面的难处，理解朱先生的苦心，也理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岗是当今社会焦点。农民问题人们偶尔会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了解到一些，但没有人想到民工有什么权利。从《打工妹》，《打工仔》，《闯上海》，人们了解了民工的一些生活，其实民工本是城市的一部分，谁都了解，但又很少注意他们，好像他们不是公民，的确，他们几乎没有城市户口。电视电影之结尾时常是喜剧，现实生活中民工的结局有太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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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份，农活不是很忙，我到Ｂ县某金矿去，当地有一些农民在那儿挖矿，“五块钱一天，自己带吃的”，我问：“一日三餐，要是把伙食费除外，你们一天不是只挣两、三块吗”？“天一亮，我们就起来干三个小时左右，要到十点钟就煮饭吃，个把小时后又继续干到天黑；这段时间在家也没事干，想到外地去找活又没车费，也不一定找到，得几块算几块，总比闲在家好”。至于金矿老板不知赚了多少，民工们一天干十个小时挣不到一美元。Ａ县因雷公潭电站带来的利润，国家工作人员工资、奖金都比邻县高出许多，农民却很贫困。Ａ县某镇是煤乡，可这黑色的金子并没给当地农民带来好处。从这煤乡拉一车煤到三百公里外的百色市，一次净赚一千一、二，然而在煤矿上车时，那些姑娘们上一车煤只得五元钱，只要有活做，苦就苦吧。从外地来的民工说：“车子到了工地把煤卸下，要挑约一百米才到伙房”，“五块钱一车她们也干，还高兴得不得了，又说又笑，一天挣不到两块钱”，要是找不到活干，“大姑娘去赶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当你走在沙漠上，五快钱一杯水，你不得不喝，当你找不到活路抑或哪地方都一样，几块钱一天也不得不干。为了几块零花钱，你一天到晚要干十个小时，为了养家糊口的那一百元钱，你要付出相当于一千元钱的劳动，你不干别人干，找不到活干的穷人多着呢。几年、十几年过去，民工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有人挣了点小钱，有人空着手回去；老板原来只有几万块，后来有了几十万抑或有人成为百万富翁，民工不会因老板发大财而得到什么残羹剩炙，他们早已去了不知哪儿了。有福不同享，有难要同当，要是老板由于经营不善或本没多大能耐以及别的原因使工厂、企业、公司倒闭，或者承包某一项工程亏损，民工一定会倒霉，会因此损失几百几千工钱，毫无疑问，老板却可能损失几万几十万，可是损失几百几千的民工回到家时孩子摸衣包，掏裤袋，一无所有，损失几万几十万的老板们却还能抽万宝路，喝五粮液，吃山珍海味，进卡拉ＯＫ厅，麻将桌上大把大把地甩。
“我出钱，你出力；我承担风险，你只知道埋头苦干；我能把这么多人组织起来，你只是管你自己；我做的比你做的重要得多……因此我理应多要，十块钱给你们两、三块就算仁慈了”。民工无话可说，并且在理论上、在争辩中怎样胜过对方，现实你是输家，那争论有何意义？民工与老板不一定都是对手，有时他们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民工与老板（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程度随着社会文明的提高而逐渐降低，也许有一天，不再有民工与老板的明确界线，可是，中国离这一步还遥远。共产世界大骂“垂死的资本主义”几十年，骂是骂赢了，精神上胜利了，可现实中你骂的时间越长，与别人的差距就被拉得越远。你可以去奋斗，正如许多已成功的先例，从民工变成老板，这只是作为个体，对于整体来说，民工阶层是被剥削的阶层。经过千万年的变迁，成为金子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仍是泥沙。
二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民工苦出来的，尽管在这庞大的躯体里有许多柱虫在继续啃，可数以亿计的中国民工用他们的汗水去堵住使它能持续不断地运转，使它能继续增长。城市里宽阔的街道是他们建造的，这些街道只供城里人消遣，他们只是过路客；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他们一砖一瓦堆砌起来的，可他们只能住在高楼背后或远离市区的贫民窟抑或回到祖祖辈辈一直生活的乡旮旯；城市的垃圾、下水道是他们清扫，人们却时常抱怨他们就像垃圾；城市也是他们建起来的，建好后城市人就想把他们撵回乡下，因为“民工使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犯罪率上升”。他们并不奢望能享受城里人所享有的福利，只是想找一个立足之地都太难太难，别的不说，身份证、暂住证就使得民工们找活路时提心吊胆，被撵出旅店，露宿街头，甚至被送进谴送站、拘留所。而几乎许多文明世界的东西如逛公园、ＯＫ厅、游乐场、歌星、球星、奥运会、世界杯……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不苦不累不流汗阶级享受，他们的生命也宝贵得多，因为健美操、太极拳、长寿秘诀、健康食谱……也只是城里人的东西，与农民（民工）没关系。
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农民（民工）的贡献比他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大得多。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更是历史的推动者，同时他们却是历史的牺牲者。倘若哪一天中国有独立工会，下一步就应该有相应的农会，再下一步就绝对不能忘记中国的民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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