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8日讯】中国论坛洛杉矶“六四”十六周年研讨会发言稿
作者：安田 是《天安门情人》的作者，博讯出版，仍有剩余，欢迎购买 （博讯）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安田。这是我第一次来洛杉矶，恰恰是“六四”十六周年的忌日。十六年前，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学生。天安门广场，留下了我一生难忘的印记。像今天来的嘉宾“王超华”女士，当时在天安门广场都是我非常仰望的对象。
一年前我在温哥华参加了“六四”纪念活动，那时候我的小说《天安门情人》刚刚发表，这是目前惟一一部描述”六四”的长篇小说。小说问世以后，就有许多的读者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六四”？“六四”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运动？而在今天，即使那些依然关心”六四”，依然纪念”六四”的人，也仅仅把”六四”看作是中共一次利令智昏的屠杀。如果仅仅如此，”六四”死难者的血就流得太随意了。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样的屠杀决不是第一次。但”六四”，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一、 理想主义的墓志铭
八十年代的中国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诗人用这句话为毛泽东的时代作了总结，立刻引起了无数中国人的共鸣。但在今天，还有几个年轻人会为这样的排比句兴叹呢？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高尚和卑鄙是可以共存的。而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将这两者做截然的对立。毫无疑问，”六四”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在一定的程度上，这是当时共产党国家的共性，因为共产主义开宗明义就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标榜自身的，这份理想主义的激情，正是共产主义得以风靡世界的原动力。而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更是走到了乌托邦化的极致。江青不是有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真正是高风亮节呀，可惜她自己的生活用品却是不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什么都要的。中共在掌政以后，一方面在高层实行特供制度，一方面在底层宣传普世适用的高尚道德教育（毛泽东时代更是走到了禁欲主义的地步）。这种愚民式宣传教育，无疑为整个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理想主义的烙印。这正是”六四”这一代学生成长的时代背景。相对于五四时代的学生从私塾向学堂转化的进程，”六四”一代是直接站在所谓人类最高成就的共产主义的理想高度成长的，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社会责任感。当我们研究”六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的特征。而理想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仅仅在底层徘徊。”六四” 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党政军元首们或明或暗的支持，也充分说明上层社会中，理想主义色彩的浓烈。相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那些大大小小唯唯诺诺晋升上来的技术官僚，八十年代的党政人员中不乏胸有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失败，并不能否定当初一大批有为青年被她的理想吸引而献身其中的事实。而这些曾经热血澎湃的青年，和”六四”一代学生无疑有着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从这一点上说，两者是有历史继承性的。80年代的中共执政集团的基石，还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样的口号，从上到下，还是有相当号召力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六四”时，不可忽略的因素。反过来想一想，今天功利色彩如此浓烈的中国，还是否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全民运动呢？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地区性的为了具体权益诉求的反抗，而这样的反抗诉求很少得到其他地区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今天的“维权运动”和”六四”时代的民主诉求不同的根本所在。“维权”是中国今天功利主义盛行的果，而”六四”则是理想主义的必然。可惜，这是一个悲剧，是一块压在了中华民族心头的理想主义的墓碑。
二、 学生运动承继性
提到”六四”，我们就必然会想到五四。同样两场牵动全民族的给历史造成深远影响的学生运动，结局却截然不同。原因很多，但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执政者的态度，对于这两次运动的结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力。五四的段祺瑞，在北京的一贯宣传中，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诋毁的军阀，在其后的3.18惨案发生枪杀学生事件（大家都应该知道《纪念刘和珍君》吧？）后，仰天长叹：“段某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在其后的学生葬礼上更是长跪不起。而到了一直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共领导人这里，邓小平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用野战军屠杀学生。两次学生运动的结局，也就一定是可以预料到的了。”六四”、五四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的继承性可言，那么”六四”是不是五四的继承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中国自晚清以降的民主诉求过程，呈现的是一种间隙发生的模式。辛亥革命不是戊戌变法的继承，民国时的学生运动也没有对建政后的中共产生必然的影响力。而中共民间在文革后的历次民主运动之间，从西单墙到”六四”，也没有多少承继性。我们中国是人才辈出，所以每次运动都会有各领风骚的杰出人物，而到了后来者，就前不见古人了。
“六四”，不仅仅与五四无关，即使与西单墙运动也没有太多的关联性。这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没有所谓黑手的全民爱国运动。如果一定要讲到继承关系，我觉得”六四”是文革的一个继承。为什么？因为对文革否定得不彻底，才是”六四”产生的原因，也正是对文革清算得不够，造成了”六四”那样悲惨的结局。提到“文革”，我们可以总结出无数的教训。但最让我忘不掉的是刘少奇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寻求自卫的一幕。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中共的副党魁，尚且求助于法律无门，我们不难想见文革时无法无天的场景了。所以，从文革中理应吸取的教训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人性的扭曲都是次要的。只有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扭曲的人性才会成为全国家的祸害。在那样一场浩劫以后，中共继任者们本可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未来。但邓小平仅仅利用了一下胡耀邦，把“实践是检验整理的惟一标准”的辩论当作自己登基大典的清君侧行动，后来更是出于一己之私利，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凌驾于法律上的最高领导人之上，这是邓小平的悲剧，也从一开始铸就了”六四”的必然的悲剧结局：毫无疑问，邓时代并没有从文革中吸取到应有的教训。家长一言堂，依然是邓小平统治专制。
由于对文革的认识局限性，使得对文革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拨乱反正的地步，丝毫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统治手段，也没有从根本上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打下磐石般的基础：法治代替人治。白猫黑猫，邓小平只不过是一只鼠目寸光的短视猫。中国人失去了对文革进行彻底批判的机会，也就注定了”六四”学生运动发生的必然性。文革后，中共靠取缔文革时的“四大”，剥夺了人民讲话的权利，而后更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个坚持”剥夺了人民思想的自由。而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权力却被无限扩大。所谓的 “稳定压倒一切”，无疑就是特权阶级开始侵吞国家资产的号角，他们当然希望稳定，不然何以把国有资产“己”有化呢？如果从阶级的立场看，“文革”侵害最深的恰恰是文革后掌权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特权阶级。而对于中下阶层来说，文革中有的方面，对他们是有利的。比如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他们有着在禁区以内的一定意义上的自由说话的权利。但文革后，邓小平的共产党，把下层的这点权力也给剥夺了。所以，所谓的“稳定”并不是所有人共同的希望。走到今天，中共的“稳定压倒一切”已经原形毕露。他们所要的是特权阶级的高枕无忧的稳定。在八十年代，由于邓小平出于维护权利的必要而允许写地批判文革，使得人们对于中共还有憧憬，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个政权的实质在于独裁在与反人民在与卖国，中共的理想主义教育继续有效。这就是”六四”初期，学生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把与中共的关系当作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情，重于法。5.19的戒严令不管对错，毕竟是法律的体现。但当初学生这方面就是置之不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我们对于“文革”的反思的苍白。而这个可能是中共自己也想不到的。一个既不敢正视现实也不敢回顾历史的政党，这就是中共给自己的定位。
今天，当我们反思”六四”的时候，我们既应该承认，”六四”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应该看得出“六四”的发生是因为中共没有勇气彻底否定“文革”的结果。
三、 中国政治的分水岭
我们曾经以为“文革”是中国政治的分水岭，但现在看并非如此。虽然有拨乱反正，但中共对文革的清算并不彻底，这是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必然。那样一次对中国伤筋动骨的运动，中共仍然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而中国人民也接受了。这是中共一贯的伎俩，这是由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就像十六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不敢正视”六四”。
文革后，中共提出三种人的问题，打砸抢分子。其实，文革中更严重的民族疾病却是“全民族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化”倾向。但中共显然不愿意纠正这个问题。
第一、中共是革命党，理想主义是骗取人民支持革命的法宝。而到文革时，中共更是利用掌握的宣传机器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当作自欺欺人的画饼。显然，否定理想主义也就成了否定中共存在的合法性。
第二、它需要利用人们的理想主义倾向维护政权。这是发展中国家很普遍的一种执政方式。难道没有牛肉吃，还不能想像出一头奶牛吗？在文革后那样的一种百业凋敝的情况下，也只有画饼充饥了。
第三、中共从上到下，经过多少年的熏陶，早已把自己当作理想的化身，而忘记了政治的实际操作性。所以，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上，中共依然以革命光荣的论调进行指引。想一下”六四”时候，我们这些青年热血澎湃的场景，想像一下学生们视死如归的气概，不得不说这是中共几十年一贯制的理想主义教育的结果。
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中共很困惑的时期，要从毛时代的神坛上走下来，可不是一撅而就那么容易。不过，欺骗宣传到自己也认同的地步，即使戈培尔也得赞叹佩服了。但”六四”一声枪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共再也不必把“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这一类的遮羞布挂在口边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六四”是中国政治的分水岭，让中共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不要什么理想主义，也不要提谁为谁服务了，我中共就是一个执政机器，我的最高目标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为人民服务”，我的最高目标就是“执政”，我的最高理想就是统治中国。既然如此，把坦克车开到天安门广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今天有些中国人为”六四”中共的屠杀辩护，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共这样的终极目标中，“无毒不丈夫”这句古训也找到了自己的现实案例。
对文革的检讨，洗淡了中共的革命原教旨主义色彩，但“六四”的枪弹才彻底打碎了中共的“神坛”，无论是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中共权力机关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人民子弟兵，枪杆子才是硬道理。中共从来就不是人民的也不是中国的。中共是条狗，谁有权听谁使唤。没有”六四”，只怕中共至今还放不下“革命党”的架子吧？所以说，”六四”是中国政治的分水岭，中共终于走下了神坛。这是一个革命党的必然归属，只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
四、 “六四”遗产
“六四” 造成的现实情况，是让中共从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时代走向了江泽民的专制时期。这里讲下题外话，从江泽民上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逆向淘汰制是如何在最高领导层实现的。江泽民最吸引八个寡头的，使他的所谓“党性”强。但党性是什么？这些寡头是如何判断出来的？还不是江泽民对他们鞍前马后伺候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六四”以后比比皆是。前段时间，河北省委书记的秘书出问题，把省委书记也带出来了。这是中国的特色，从秦朝的赵高就开始了。但到今天的中国，变本加厉。
“六四”从江泽民涂脂抹粉上台开始，就预示出了整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记得有一句广告词问得好：“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而”六四”后，中国人失去的不是联想，而是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理想。中国将会怎样？
我在美国，在加拿大，都听到过移民的中国人说：这里才是社会主义。而就在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在日本待过。她说：刚到日本的时候，就觉得这里不就是社会主义吗？我相信到过欧洲的朋友们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从这一点上看，社会主义并不是罪恶。相反，在人的心目当中，社会主义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甚至说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这才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把西方先进的社会比作社会主义的原因。但在中国国内的人却都不喜欢社会主义，中共更是以大锅饭形容它，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今天的中国是比自由资本主义还要资本化的封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中，一切都可以资本化。地位、权势、关系、人情世故，都是可以获取利益的资本。这样，下层的当然就苦了，什么都没有嘛。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恰恰是”六四” 遗产的一部分。这样的遗产当然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但这是中国人的报应。我们既然在屠杀以后选择沉默，我们也就放弃了自由。一个失去自由的中国，无疑成了中共上层一小撮的人质，他们的选择造就了今天中国社会现实：道德沦丧，贫富悬殊。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去上海开公司。才一年多的功夫，聊起中国，就是如何地好：上海没有老人了，全是年轻人在打拼。拜托，上海不是八十年代的深圳，是有历史的大都市，至少我还知道一个汪道涵呢，都九十多的人了。但我也相信我的朋友周围确实没有老人，因为他在浦东的金融区，因为他住的房子是别墅花园。但他忘了中国字的不同意义：“没有”和“看不见”的区别。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共在被”六四” 扯下革命党的遮羞布以后，再也没有设什么可以顾忌的了：一切向钱看。但上海的老人们真的没有了吗？“我思故我在”，我的那个朋友是眼不见心不烦。但一个社会是不是靠钱就解决了一切呢？公义，道德，安全，这些并不是经济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的。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以”六四”宣告了它的最终的结果。评价邓小平对于中国的功过，一定不能够忘记他对中国道德体系的破坏。这是几代人也无法挽回的损失。”六四”的枪声让中国彻底地从理想主义走向了世俗现实主义，从礼仪之邦变成了利益至上。
“六四”另一项遗产，是国家分裂的问题。没有”六四”的枪声，台湾独立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谁会相信一个对自己人民开枪的政府？”六四” 无疑让台独在台湾有了活动的市场。中共一贯标榜统一，我也赞成统一。即使不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统一也是利大于弊，大市场嘛。但是中共真的希望统一吗？我看未必。这是中共手中的一张牌，必要的时候，拿出来调动一下国内的民主主义情绪，有利于它的统治。可以说，台湾正是在”六四”以后，开始了远离中国的航程。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从民主政治的立场，我没有理由反对台湾自决，但从民族的立场，我的感情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有时候也会想：如果历史可以重来，如果没有”六四”….显然，一个民主的中国才是海峡两岸的最大公约数。但历史无法假设。
五、 结语展望未来
“六四”学生的血铸就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因为对”六四”的恐惧，江泽民才对法轮功大肆镇压。”六四”对于中国这十六年的政治，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但我们今天纪念”六四”，最应该做的还是希望全体的中国人从中吸取教训，展望未来。平反”六四”显然不应该是我们的诉求，因为这样的平反在中共的历史上实在太多。这种不痛不痒的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平反，起不到教育的作用。邓小平给文革平反，给“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转头自己制造一起更血腥的”六四”。为什么？因为那些平反都是皇恩浩荡的结果，对于制造血案的人，没有严厉的惩罚。所以，起不到对后来者的警示作用。对于”六四”，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清算，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迟早是要有报应的，这样的报应是现实存在的而不是死后才有的天堂地域的区别。不仅要起诉那些下令开枪的人，也要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开枪的士兵诉诸公堂。昏昏沉沉的中国，不痛，何以警醒？只有痛定思痛，才可以避免再犯同类的错误。我们可以宽容刽子手的忏悔，但决不能容忍培养刽子手的制度。今天，”六四” 已经过了十六个年头，我决不会忘记，十六年前是我的同学的身体堵住了射向我的子弹；我决不会忘记我的同学的母亲在今天仍然受到中共特务的骚扰；我跟不会忘记那些下令屠杀的人；我也决不会忘记，那一张张与我一样有着黄皮肤的举枪瞄准我的士兵的脸。我们决不是一个善忘的民族。（博讯 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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