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8日訊】中國論壇洛杉磯「六四」十六週年研討會發言稿
作者：安田 是《天安門情人》的作者，博訊出版，仍有剩餘，歡迎購買 （博訊）
各位來賓，大家好。我是安田。這是我第一次來洛杉磯，恰恰是「六四」十六週年的忌日。十六年前，我還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學生。天安門廣場，留下了我一生難忘的印記。像今天來的嘉賓「王超華」女士，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都是我非常仰望的對象。
一年前我在溫哥華參加了「六四」紀念活動，那時候我的小說《天安門情人》剛剛發表，這是目前惟一一部描述」六四」的長篇小說。小說問世以後，就有許多的讀者問我這樣的問題：你如何看待「六四」？「六四」到底是甚麼性質的運動？而在今天，即使那些依然關心」六四」，依然紀念」六四」的人，也僅僅把」六四」看作是中共一次利令智昏的屠殺。如果僅僅如此，」六四」死難者的血就流得太隨意了。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這樣的屠殺決不是第一次。但」六四」，卻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一、 理想主義的墓誌銘
八十年代的中國有一首很有名的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詩人用這句話為毛澤東的時代作了總結，立刻引起了無數中國人的共鳴。但在今天，還有幾個年輕人會為這樣的排比句興歎呢？對於現實主義者來說，高尚和卑鄙是可以共存的。而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將這兩者做截然的對立。毫無疑問，」六四」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國。在一定的程度上，這是當時共產黨國家的共性，因為共產主義開宗明義就是以實現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標榜自身的，這份理想主義的激情，正是共產主義得以風靡世界的原動力。而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更是走到了烏托邦化的極致。江青不是有句名言：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真正是高風亮節呀，可惜她自己的生活用品卻是不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甚麼都要的。中共在掌政以後，一方面在高層實行特供製度，一方面在底層宣傳普世適用的高尚道德教育（毛澤東時代更是走到了禁慾主義的地步）。這種愚民式宣傳教育，無疑為整個中國社會打上了深深的理想主義的烙印。這正是」六四」這一代學生成長的時代背景。相對於五四時代的學生從私塾向學堂轉化的進程，」六四」一代是直接站在所謂人類最高成就的共產主義的理想高度成長的，幾乎人人都有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社會責任感。當我們研究」六四」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那個時代的特徵。而理想主義在當時的中國，也並不僅僅在底層徘徊。」六四」 時，之所以有那麼多的黨政軍元首們或明或暗的支持，也充分說明上層社會中，理想主義色彩的濃烈。相對於今天中國社會的那些大大小小唯唯諾諾晉升上來的技術官僚，八十年代的黨政人員中不乏胸有大志的理想主義者。共產主義在今天的失敗，並不能否定當初一大批有為青年被她的理想吸引而獻身其中的事實。而這些曾經熱血澎湃的青年，和」六四」一代學生無疑有著理想主義者的共同特徵，從這一點上說，兩者是有歷史繼承性的。80年代的中共執政集團的基石，還是建立在理想主義的基礎上的。「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樣的口號，從上到下，還是有相當號召力的。這也是我們研究」六四」時，不可忽略的因素。反過來想一想，今天功利色彩如此濃烈的中國，還是否有可能發生這樣的全民運動呢？我們更多見到的是地區性的為了具體權益訴求的反抗，而這樣的反抗訴求很少得到其他地區人民的支持。這就是今天的「維權運動」和」六四」時代的民主訴求不同的根本所在。「維權」是中國今天功利主義盛行的果，而」六四」則是理想主義的必然。可惜，這是一個悲劇，是一塊壓在了中華民族心頭的理想主義的墓碑。
二、 學生運動承繼性
提到」六四」，我們就必然會想到五四。同樣兩場牽動全民族的給歷史造成深遠影響的學生運動，結局卻截然不同。原因很多，但我們不可以忘記的是執政者的態度，對於這兩次運動的結局產生的巨大的影響力。五四的段祺瑞，在北京的一貫宣傳中，不是一個好的領導人。但就是這樣一個被詆譭的軍閥，在其後的3.18慘案發生槍殺學生事件（大家都應該知道《紀念劉和珍君》吧？）後，仰天長歎：「段某一世清名毀於一旦」，在其後的學生葬禮上更是長跪不起。而到了一直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共領導人這裡，鄧小平卻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用野戰軍屠殺學生。兩次學生運動的結局，也就一定是可以預料到的了。」六四」、五四時期的中國領導人沒有任何的繼承性可言，那麼」六四」是不是五四的繼承呢？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中國自晚清以降的民主訴求過程，呈現的是一種間隙發生的模式。辛亥革命不是戊戌變法的繼承，民國時的學生運動也沒有對建政後的中共產生必然的影響力。而中共民間在文革後的歷次民主運動之間，從西單牆到」六四」，也沒有多少承繼性。我們中國是人才輩出，所以每次運動都會有各領風騷的傑出人物，而到了後來者，就前不見古人了。
「六四」，不僅僅與五四無關，即使與西單牆運動也沒有太多的關聯性。這是一次完全自發的沒有所謂黑手的全民愛國運動。如果一定要講到繼承關係，我覺得」六四」是文革的一個繼承。為甚麼？因為對文革否定得不徹底，才是」六四」產生的原因，也正是對文革清算得不夠，造成了」六四」那樣悲慘的結局。提到「文革」，我們可以總結出無數的教訓。但最讓我忘不掉的是劉少奇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尋求自衛的一幕。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中共的副黨魁，尚且求助於法律無門，我們不難想見文革時無法無天的場景了。所以，從文革中理應吸取的教訓就是對法律的尊重。人性的扭曲都是次要的。只有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扭曲的人性才會成為全國家的禍害。在那樣一場浩劫以後，中共繼任者們本可以從中吸取足夠的教訓，而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未來。但鄧小平僅僅利用了一下胡耀邦，把「實踐是檢驗整理的惟一標準」的辯論當作自己登基大典的清君側行動，後來更是出於一己之私利，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凌駕於法律上的最高領導人之上，這是鄧小平的悲劇，也從一開始鑄就了」六四」的必然的悲劇結局：毫無疑問，鄧時代並沒有從文革中吸取到應有的教訓。家長一言堂，依然是鄧小平統治專制。
由於對文革的認識局限性，使得對文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撥亂反正的地步，絲毫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共的統治手段，也沒有從根本上為中國的穩定發展打下磐石般的基礎：法治代替人治。白貓黑貓，鄧小平只不過是一只鼠目寸光的短視貓。中國人失去了對文革進行徹底批判的機會，也就注定了」六四」學生運動發生的必然性。文革後，中共靠取締文革時的「四大」，剝奪了人民講話的權利，而後更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四個堅持」剝奪了人民思想的自由。而另一方面，特權階級的權力卻被無限擴大。所謂的 「穩定壓倒一切」，無疑就是特權階級開始侵吞國家資產的號角，他們當然希望穩定，不然何以把國有資產「己」有化呢？如果從階級的立場看，「文革」侵害最深的恰恰是文革後掌權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特權階級。而對於中下階層來說，文革中有的方面，對他們是有利的。比如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他們有著在禁區以內的一定意義上的自由說話的權利。但文革後，鄧小平的共產黨，把下層的這點權力也給剝奪了。所以，所謂的「穩定」並不是所有人共同的希望。走到今天，中共的「穩定壓倒一切」已經原形畢露。他們所要的是特權階級的高枕無憂的穩定。在八十年代，由於鄧小平出於維護權利的必要而允許寫地批判文革，使得人們對於中共還有憧憬，沒有從根本上認清這個政權的實質在於獨裁在與反人民在與賣國，中共的理想主義教育繼續有效。這就是」六四」初期，學生這方面的基本傾向：把與中共的關係當作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情，重於法。5.19的戒嚴令不管對錯，畢竟是法律的體現。但當初學生這方面就是置之不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我們對於「文革」的反思的蒼白。而這個可能是中共自己也想不到的。一個既不敢正視現實也不敢回顧歷史的政黨，這就是中共給自己的定位。
今天，當我們反思」六四」的時候，我們既應該承認，」六四」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應該看得出「六四」的發生是因為中共沒有勇氣徹底否定「文革」的結果。
三、 中國政治的分水嶺
我們曾經以為「文革」是中國政治的分水嶺，但現在看並非如此。雖然有撥亂反正，但中共對文革的清算並不徹底，這是他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的必然。那樣一次對中國傷筋動骨的運動，中共仍然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而中國人民也接受了。這是中共一貫的伎倆，這是由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就像十六年後的今天，中共依然不敢正視」六四」。
文革後，中共提出三種人的問題，打砸搶分子。其實，文革中更嚴重的民族疾病卻是「全民族的烏托邦理想主義化」傾向。但中共顯然不願意糾正這個問題。
第一、中共是革命黨，理想主義是騙取人民支持革命的法寶。而到文革時，中共更是利用掌握的宣傳機器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當作自欺欺人的畫餅。顯然，否定理想主義也就成了否定中共存在的合法性。
第二、它需要利用人們的理想主義傾向維護政權。這是發展中國家很普遍的一種執政方式。難道沒有牛肉吃，還不能想像出一頭奶牛嗎？在文革後那樣的一種百業凋敝的情況下，也只有畫餅充飢了。
第三、中共從上到下，經過多少年的熏陶，早已把自己當作理想的化身，而忘記了政治的實際操作性。所以，在對年輕人的教育上，中共依然以革命光榮的論調進行指引。想一下」六四」時候，我們這些青年熱血澎湃的場景，想像一下學生們視死如歸的氣概，不得不說這是中共幾十年一貫制的理想主義教育的結果。
可以說，八十年代，是中共很困惑的時期，要從毛時代的神壇上走下來，可不是一撅而就那麼容易。不過，欺騙宣傳到自己也認同的地步，即使戈培爾也得讚歎佩服了。但」六四」一聲槍響，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共再也不必把「人民子弟兵」「為人民服務」這一類的遮羞布掛在口邊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六四」是中國政治的分水嶺，讓中共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不要甚麼理想主義，也不要提誰為誰服務了，我中共就是一個執政機器，我的最高目標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為人民服務」，我的最高目標就是「執政」，我的最高理想就是統治中國。既然如此，把坦克車開到天安門廣場，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今天有些中國人為」六四」中共的屠殺辯護，也就不難理解了。在中共這樣的終極目標中，「無毒不丈夫」這句古訓也找到了自己的現實案例。
對文革的檢討，洗淡了中共的革命原教旨主義色彩，但「六四」的槍彈才徹底打碎了中共的「神壇」，無論是普通的中國人還是中共權力機關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甚麼理想，甚麼共產主義，甚麼人民子弟兵，槍桿子才是硬道理。中共從來就不是人民的也不是中國的。中共是條狗，誰有權聽誰使喚。沒有」六四」，只怕中共至今還放不下「革命黨」的架子吧？所以說，」六四」是中國政治的分水嶺，中共終於走下了神壇。這是一個革命黨的必然歸屬，只是對於中國來說，這樣的代價實在太大。
四、 「六四」遺產
「六四」 造成的現實情況，是讓中共從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開明時代走向了江澤民的專制時期。這裡講下題外話，從江澤民上台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共產黨逆向淘汰制是如何在最高領導層實現的。江澤民最吸引八個寡頭的，使他的所謂「黨性」強。但黨性是甚麼？這些寡頭是如何判斷出來的？還不是江澤民對他們鞍前馬後伺候出來的？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六四」以後比比皆是。前段時間，河北省委書記的秘書出問題，把省委書記也帶出來了。這是中國的特色，從秦朝的趙高就開始了。但到今天的中國，變本加厲。
「六四」從江澤民塗脂抹粉上台開始，就預示出了整個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記得有一句廣告詞問得好：「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而」六四」後，中國人失去的不是聯想，而是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理想。中國將會怎樣？
我在美國，在加拿大，都聽到過移民的中國人說：這裡才是社會主義。而就在昨天，和一個朋友聊天，她在日本待過。她說：剛到日本的時候，就覺得這裡不就是社會主義嗎？我相信到過歐洲的朋友們也可能會產生同樣的感覺。從這一點上看，社會主義並不是罪惡。相反，在人的心目當中，社會主義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甚至說是一種比較好的制度。這才是為甚麼這麼多的朋友把西方先進的社會比作社會主義的原因。但在中國國內的人卻都不喜歡社會主義，中共更是以大鍋飯形容它，那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今天的中國是比自由資本主義還要資本化的封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在這個社會中，一切都可以資本化。地位、權勢、關係、人情世故，都是可以獲取利益的資本。這樣，下層的當然就苦了，甚麼都沒有嘛。
中國社會走到今天，恰恰是」六四」 遺產的一部份。這樣的遺產當然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但這是中國人的報應。我們既然在屠殺以後選擇沉默，我們也就放棄了自由。一個失去自由的中國，無疑成了中共上層一小撮的人質，他們的選擇造就了今天中國社會現實：道德淪喪，貧富懸殊。我的一個朋友，從美國回去上海開公司。才一年多的功夫，聊起中國，就是如何地好：上海沒有老人了，全是年輕人在打拼。拜託，上海不是八十年代的深圳，是有歷史的大都市，至少我還知道一個汪道涵呢，都九十多的人了。但我也相信我的朋友周圍確實沒有老人，因為他在浦東的金融區，因為他住的房子是別墅花園。但他忘了中國字的不同意義：「沒有」和「看不見」的區別。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共在被」六四」 扯下革命黨的遮羞布以後，再也沒有設甚麼可以顧忌的了：一切向錢看。但上海的老人們真的沒有了嗎？「我思故我在」，我的那個朋友是眼不見心不煩。但一個社會是不是靠錢就解決了一切呢？公義，道德，安全，這些並不是經濟發展就可以一勞永逸的。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以」六四」宣告了它的最終的結果。評價鄧小平對於中國的功過，一定不能夠忘記他對中國道德體系的破壞。這是幾代人也無法挽回的損失。」六四」的槍聲讓中國徹底地從理想主義走向了世俗現實主義，從禮儀之邦變成了利益至上。
「六四」另一項遺產，是國家分裂的問題。沒有」六四」的槍聲，台灣獨立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誰會相信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府？」六四」 無疑讓台獨在台灣有了活動的市場。中共一貫標榜統一，我也贊成統一。即使不從民族主義的觀點看，統一也是利大於弊，大市場嘛。但是中共真的希望統一嗎？我看未必。這是中共手中的一張牌，必要的時候，拿出來調動一下國內的民主主義情緒，有利於它的統治。可以說，台灣正是在」六四」以後，開始了遠離中國的航程。這是中國人的悲哀！從民主政治的立場，我沒有理由反對台灣自決，但從民族的立場，我的感情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有時候也會想：如果歷史可以重來，如果沒有」六四」….顯然，一個民主的中國才是海峽兩岸的最大公約數。但歷史無法假設。
五、 結語展望未來
「六四」學生的血鑄就了今天中國的政治現實。也正是因為對」六四」的恐懼，江澤民才對法輪功大肆鎮壓。」六四」對於中國這十六年的政治，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但我們今天紀念」六四」，最應該做的還是希望全體的中國人從中吸取教訓，展望未來。平反」六四」顯然不應該是我們的訴求，因為這樣的平反在中共的歷史上實在太多。這種不痛不癢的好了傷疤忘了痛的平反，起不到教育的作用。鄧小平給文革平反，給「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轉頭自己製造一起更血腥的」六四」。為甚麼？因為那些平反都是皇恩浩蕩的結果，對於製造血案的人，沒有嚴厲的懲罰。所以，起不到對後來者的警示作用。對於」六四」，必須來一次徹底的清算，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遲早是要有報應的，這樣的報應是現實存在的而不是死後才有的天堂地域的區別。不僅要起訴那些下令開槍的人，也要把所有可以找到的開槍的士兵訴諸公堂。昏昏沉沉的中國，不痛，何以警醒？只有痛定思痛，才可以避免再犯同類的錯誤。我們可以寬容劊子手的懺悔，但決不能容忍培養劊子手的制度。今天，」六四」 已經過了十六個年頭，我決不會忘記，十六年前是我的同學的身體堵住了射向我的子彈；我決不會忘記我的同學的母親在今天仍然受到中共特務的騷擾；我跟不會忘記那些下令屠殺的人；我也決不會忘記，那一張張與我一樣有著黃皮膚的舉槍瞄準我的士兵的臉。我們決不是一個善忘的民族。（博訊 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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