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活
看守所或监狱关押条件一旦得到改善，牢犯或劳改犯就可以长久地少受折磨，而牢犯、劳改犯的伙食就不一定了。伙食会受到财政拨款的多少，市场物价的高低，干部管理的好坏而影响，时好时坏。83年的“严打”时被关进来的劳改释入人员说他们那时的伙食不算好，也不太差，至少每一餐都有油，有米饭（一半大米，一半玉米）吃。在农村，即使是二十世纪末，贫穷地区的有些农民没有油吃或吃的全是玉米面，或者马铃薯当主食，甚或有人粮食都不够吃。十多年后，中国经济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可是牢犯们的伙食没有多少变化，有时更糟。牢犯们已被排出在世界之外。
已在七号室关了四年的魏说阿妥那一批有几十个因营养不良瘫痪取保外医，又死了人，上级特别重视，拨了一些钱来改善伙食。三天一顿肉，还有豆腐、粉丝、早餐，牢犯们过了一个月的神仙生活，当然这是因死了人、许多人瘫痪换来的，一个月后恢复原状，每日两餐。
我进去的前一段时间，十二天吃一次肉，每人能得五两左右，全是肉，运气不错，我碰上最后一餐。后来改成半个月吃一次肉，并且每份五、六两有一半是青辣椒、芹菜之类。半年后，改成每个月一次，延续半年多时间，再接着就是每月两次，直到我满刑。牢房里肉很重要，因营养缺乏导致的好几种病只要吃了肉就会好。除了吃公家的肉，有时干部也拿来卖，只是牢犯们大多没有钱，家里送来的几十元不到几个星期就用光，而且几个月才来看一次，有些家庭把被子、衣裤送来，可一分钱都没有，甚或有极个别牢犯其家属从不来送东西，因为有些人在家时本就好吃懒做，家里管不住他，让政府来管教。牢房里肉是最诱人的东西，每当吃公肉的日子就象过节一样热闹；每当干部卖肉，有喜有悲，有钱的人早早等在铁门边，没钱的人只好闻漂进来的香味，或者为了买肉吃，把衣裤、被子等折价变卖。监室里的跳蚤市场什么东西都很廉价，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只要能换半斤肉就成交，一床被子十多二十元钱；没钱买牙膏肥皂就把每月一、两次公肉卖给别人，甚至吃豆腐时也可做交易，一份豆腐一盒牙膏，这是“等价交换”。
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贪污还是盗窃，被关进监狱都成牢犯，都全被拉平，不应该有贫贱之分，不应该有等级之别。可是牢房不能绝然与世隔绝，牢犯们主要是满足吃的需要。人的高低贵贱常常决定于其是否拥有或是否能给予别人常人欲求的东西，因此牢犯中也有贵贱之别，取决于他是否有钱，更确切地说取决于其家庭是否常送钱来给他买肉或买吃的东西。因为干部有时拿肉来卖，有钱的就买，没钱就只干瞪眼，贫富之别就表现出来，可是干部不卖菜，大家都只能吃伙房送来的饭菜，干部不提供让你有机会暴露你的财富的机会，这时候众生皆平等。
二、三月份，主要是吃白菜，接着我们连续吃两个月的连花白，到了第二个月，一些牢犯吃不下，闻到那菜味都要呕，只能吃干饭，最后两个星期，菜不用分，想吃多少就舀多少，因为没几个人要吃，那时我刚进去，身体还好，勉强吃下去。连花白季节过去，吃了半个多月热白菜——夏季载种在玉米地里的白菜，最难忘也是最倒楣的季节之一是这段时期，热白菜里虫太多，怎样洗都洗不干净，菜桶里漂在上面是油星和“油渣”——漂在汤上面的虫。有一次我很仔细地数数我和黄斌两人打在一起的那一份菜，拈出来十五条小虫还没有找完，从那以后我用盐和昧精放在那虫汤里，泡汤吃饭，那菜就送人。由于那几天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常常用味精加汤泡饭吃或者买榨菜、辣椒酱之类下饭，以后的两年多我很少吃味精，也很少买榨菜和辣椒酱，这几样东西在看守所销量很大。牢犯们给伙房人员反映菜里虫太多，伙房就请八号室洗一天的菜，八号室的牢友们洗很认真，无奈那些小生物在菜叶里修筑家园，洗不掉，除非把菜叶子丢弃，那一天我又数数我那份菜，找到六条小虫，我以为已经找完，就吃了下去。两年后到伙房煮饭，洗菜时我热很仔细，不过那只是自我安慰，八号室那么多牢友都无能为力，我们只有一、两人洗菜，还有别的事要干呢，此时才体谅到伙房那些劳改犯自有苦衷，尤其有一、两次，卖菜的人太阳还未出来就去割白菜，夜晚从土里爬上菜叶子的鼻涕虫（刚下过雨时特别多）在菜兜里到处都有，干部不在时用自来水猛冲，打菜时桶里还是浮有“油渣”，把它舀丢。马粪外面光，监室里的牢友大喊：“你们伙房怎么舍得给我们这么多油渣”。
两个星期总算熬过，到了吃空茼菜的季节。空茼菜没有那些小生物，可很容易吃腻，要是闭着眼睛吃下去，热白菜是好菜，而空茼菜和连花白一样，吃腻了就会感到恶心，吃了一个星期，二十多个牢犯只有不到一半人在桶里面舀，最后两天，七号室剩下三个人吃空茼菜。
最痛苦的时期就是干板菜时代，干板菜就是把白菜浸在热水里然后晒干，在农村夏季吃干板菜是常事，可是我们吃的干板菜又黑又已发霉，有些人说那一定是小贩们卖不出去准备丢到垃圾堆里的。本来就没有营养，伙房又没有把它煮透，吃起来就象嚼干枯的树叶。混煮在一起的米豆已被小虫吃光只剩下豆壳，小虫虽多，没有白菜虫那样令人作呕，只是吃这些菜时牢犯们说：“与白开水一样有营养”。吃的人越来越少，开始是小半桶，后来是大半桶留给伙房来收桶的劳改犯提出来倒丢，拿去喂猪都不一定吃。不仅难以下咽，有些牢犯气味都不能闻，要到送饭时就逃回监室去躲难，等别人吃完饭再出来。吃的米是从仓库买来几年的陈米，煮熟的米饭看起来和生米没两样，一颗一颗不会粘结在一起，吹气都能把米饭吹散，谷嘴又多，一是难以下肚，二是没有任何味道。无论如何，每一顿要吃几嘴才行，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那段时间生病的牢犯最多，我们以为剩那么多“菜”，剩那么多“饭”让伙房提回去，干部也许会改变一下换吃其他菜，干板菜没吃完之前大家只能忍耐——用生命作抵押。
时间不会倒流，一旦有希望就有了活下来的勇气，干板菜早晚有一天要吃完，最艰苦的两个多月又熬过去了，又吃两个星期的萝卜。同样到了第二个星期，萝卜味都不能闻，那气味会使人头晕，幸好有时萝卜里面还掺有一些黄豆，也能拌着吃下几嘴饭。
连花白、热白菜、空茼菜、干板菜及米豆、陈米、萝卜…… 这一时期共七、八个月，许多人生病，有些瘫痪，大家都能熬过那艰难时期也许要归功于每月两顿肉。痛苦一定会过去，看守所进入一个新时期，吃洋芋，也许是洋芋价格偏高，此后每月只有一次公肉。洋芋被切成厚厚一块煮汤，不好吃但有营养。有些拿半个饭换别人两、三片洋芋，有些则是一个吃洋芋，一个吃饭泡汤，配合默契，两边都有益。这是看守所最幸福的时代。
吃了一个多月洋芋，开始吃白菜。白菜是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营养学家们不知是要城里人减肥还是别的原因提倡人们多吃蔬菜。因连续吃两个月白菜导致了大劫难，死了三个牢犯，至少有三十多个被取保外医，那是恐慌时期，仅是七号室就有四个沾了光，我们监室爱锻炼，相比之下生病的牢犯要少一些。
四、疾病
人要是病了或者是残废了，那是渐变，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一旦死了人，大家立刻惊慌起来，因为生与死是突变，死不可能复活。看守所死了人，县级、地区级的政府、卫生部门、司法部门不可能象病残几十上百个牢犯那样可以坐视不管，这一次可惊动大驾。政府、卫生部门及司法部门都到看守所来表示关心，牢犯们很高兴，蛮以为会象两年前的大灾难刚过，地区立刻拨款改善伙食，过了一个月神仙般的日子。然而几天后即到元旦，元旦吃的公肉是历来最少的一次之一，“一月有一次，一次有一觜”。继续吃白菜直到次年三月份。
政府没有因死了人就增加财政援助，他们来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牢犯锻炼太少，尽管也有少数几位提到可能营养不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从那以后每天早上都要围着十二平方米大小的风坝跑近半小时。原来吃大米，后来换成大米、玉米各一半，虽然玉米用机子磨碎后连糠一起蒸，比吃仓库的陈米要香得多。这一改革措施是看守所的一大进步 ，以后除了流感或其他小传染病之外，生病的不多。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都是强悍之徒，伙食没有多少改善，后来的几个月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每月37元的伙食费只够买5斤猪肉，无论怎样精打细算，扣除米钱、水费电费、燃料费，每餐只有两毛钱的菜钱。况且那时正值修建南昆铁路，物价上涨，每月一到两次公肉吃已是一种安慰。有些县看守所碰不上节日，几个月都闻不到肉味。大灾难过去半年，伙食费终于上扬，从每月37元提到45元，管伙食的干部也比原来有经验，以后没再吃到干板菜。连花白、空茼菜、萝卜等是主要的蔬菜，尽管吃腻了闻到气味就要呕，也因看守所的关押条件有些改善，以后的两年要好过一些。然而物价时涨时落，谁也不敢保证将来就不会再出现干板菜时代及大灾难。
牢房是个特殊的地方，牢犯们患上的病也是特种病——牢病。刚进去一、两个星期，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头晕，有些会突然失去知觉，大便排出来就象羊粪一样成颗粒状，并且排便时很费力，这种痛苦折磨我一年多。我感到头晕持续一个多星期，倒是没有象其他牢友那样失去知觉，然而解大便时使我痛苦不堪，往往眼泪都被挤出来，卫生纸也常常沾有血迹，我原以为是体内的原因，经牢友提醒才知道是肛门被撕裂出的血，怪不得肛门常常有辣痛的感觉。三个月左右，肚皮开始麻木，胸闷，吃不下饭，喉咙又辣又烫，只能喝水，可是因为胃的消化能力太弱，连水也消化不了，喝下去的水就积在胸部闷得难受，每一餐倘若能嚼下去几口饭就是能活下去的希望，只要养命就得，这种折磨到第二年、第三年我又经历几次。肚皮麻木，胸闷，接着就是浮肿、四肢无力，严重的就是瘫痪，阿妥和我的同学就因此取保出狱。我瘫了近一个月，脚站不起来，用手撑能勉强站起，但蹲不下去，只要双脚稍弯曲，立刻就象散了架一样全瘫软要地，平路可以走，上下石梯子就不得不用手帮忙，小阿提比我惨得多，他的双脚瘦得只剩下骨头，他只有坐，脚手全无力，洗脸都要人帮忙，上厕所时都是牢友把他抬过去，前后有近四个月，要不是他还清醒，我们以为怕是活不成了。他的父亲送来50元钱，除了买一些牙膏肥皂之类余下的都拿去买肉吃；大约十月份，我哥送来几十元给我，逮捕前补发的两个月工资也已送到，我和阿提还有魏三人在一起吃，我们都逃过了那次大灾难。逃过初一，逃不过十五，魏在腊月二十三被枪毙。
那一年病的人一直很多，大家都还是熬过来了，到了年末即十二月份，五号室某天半夜死了人，第二天即有官员来探监，把重病号送到医院，阿伦和另一牢犯在医院死亡。那一段时间看守所十个监室至少也有三十个牢犯取保外医，取保出去后的情况不得而知。这次大灾难已过去好几年，可是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不免心生恐怖。在此前两年，C县看守所刚发生类似的灾难，即阿妥被取保的那段时期。时间相隔没几个月，B县看守所的大灾难更令人毛骨悚然。一位曾在那次劫难中幸免的劳改犯说：“伙食太差，有些浮泡，浮泡过后就瘫痪，共死了9个牢犯，有些尸体被人领回去，没人认领的尸体我们就用白布包好抬到山上埋掉，有许多人被送到医院抢救，取保回家，回家的有好几个已成了植物人，因为牢犯不断发病，看守所把人全都放回家，只有少数几个重刑犯被抓回去”。他还给我提供几个变成植物人的家庭住址，我到距县城两、三里路的某村去查访，可是提到那人的名字时人们都不敢讲，有个中年人说：“我们不敢告诉你，因为公安局的人讲过要是谁乱传就抓谁”，我只好作罢。后来我又以写论文为借口到医院去查病历，那医生找了档案柜没找到，不过他还是答应我过两天再重新翻一下，也许他那时没有戒备之心。医生告诉我：“那些劳改犯患的不只是一种病，是综合症，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缺少阳光以及缺乏锻炼引起，全身浮肿，四肢无力，严重时就会瘫痪甚至死亡。他们共死了9个人，又有四十多人住到我们医院，公安局不得不把他们全放回家”。过了几天我又去，那医生说：“那些病历后来都被公安局拿走，听说交到省里去”。我意识到自己是不速之客，知趣地离开医院大楼。
人总是要死的，在牢里死去可能被认为是最没意义的，老百姓常说：“在牢里死掉连猪狗都不如”，的确死去的牢犯只有一张裹尸布。一位同事的哥哥在劳改农场死去，接到电报他去看时，没人告诉他尸体埋在哪儿，没有坟，更不可能有棺木，原来劳改农场也如此。死了的人当然不知道，活着的人常常就会去比较，“劳改犯之死是最可怜的，因为做恶，不得好死，一张纸钱都没有”。有些人死有余辜，许多人罪不该死，饿牢而死的人并非取决于罪恶的大小，越穷的人可能性越大。童年时候放牛上山，小朋友总爱说：“我们把牛打去王×坟那里”，“王×坟”成了一个山名，七十年代王×在C县看守所死去（其同案有一支手被用钢钎绞断），因为饿牢而死不吉利，尸体被领回，并永远占据那个山窝。二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末，他们那个村又有一个在牢里死去。人多地少，已经没有哪一个山头、哪一个山窝能让给他，不能遗臭万年。
牢犯们都希望早一点结案上农场。到农场的牢友写信回来说那儿比看守所自由，饭吃得饱，每个星期还有一、两场电影，也可以做一些娱乐活动。牢犯们把农场想像成天堂，可是赵的叙述使大家都很沮丧。赵腿部有些残缺而被送回看守所，他说：“他们是去挖煤，吃饭定量，吃的包谷米比我们吃的包谷面还难吃，油也很少”。过了几天所长来训话：“你们还以为我们这里的伙食不好，告诉你们，某劳改农场吃得比这里还差，赵××从那儿回来，你们问问”。改革开放二十年，监狱里一直还过着毛时代的生活。
我与世隔绝了三年，出来后才知道曼德拉当了总统，拉宾被枪杀，巴西捧走第十五届世界杯，中国在亚特兰大金牌数第四…… 比上山挖土，下田耕地的三家村农夫们更是孤陋寡闻。本来打算学达磨面壁，可是源源不断的新犯带来米价肉价桐籽价，干旱暴两大冰雹之类的消息搅得我心烦意乱。每一年都是“今年农民又没有望头了”。这三年我也没白过，因为能有机会吃尽了苦头，也把一生所要生的病全在牢房里完成，并且悟出了“四大皆空”。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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