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日讯】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载，我没吃过草，但我吃过草根。在那个痛苦可怕的岁月里，我没有被饿死，也有草根一份功劳。
茅草和芦草的根是一节一节的，长得很长很长，一直深到地的极深处，土黄色，嚼起来味道有点甜，可以入药，我们却是用来活命。这种草根的筋非常有韧性，你就是再好的牙齿，要想把它咬断嚼烂也是不可能的。人们当时吃这种东西是吸吮那里边的那点甜水儿，当然要是饿急了的时候，也有可能使劲儿一伸脖子把它咽下去。总之那不是人吃的玩艺儿，但我们吃过。
在草中有一种三棱子草，叶子很厚，生在潮湿的土地上，拔起来根部是黑色的，有时有块根，很硬，咬开后里面是白色的，味道有点甜，可以吃，人们叫作“地梨儿”。能吃到“地梨儿”是一种“福份”，一群孩子跑到地里，不停地拨这种三棱子草，找“地梨儿”吃。有时拔一大片，也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块根，那就胡乱找小得像黄豆一样大小的很劲儿咬着吃，骗自己，骗自己的肚子。我们那时真像是一些小动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处都是在地里找东西吃的孩子。
春天，地里的茅草长出两三寸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到地里找“锥锥”吃。风吹着大地上的黄沙，柳树摆动着它那长长的枝条，天边的云彩层次分明，燕子在空中飞上飞下，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就到处找茅草多的地方，坐在地上，胳膊肘儿按在沙土上，细心地拔茅草中的“锥锥”，那其实就是茅草的穗，在它还没有长出来时，又香甜又细嫩，非常好吃。在拔的时候，嘴里还要一边拔一边说着：“锥锥锥锥~~。”大家都说，只有这样才不会把“锥锥”拔断。锥锥一旦长出来，成了穗，就不好吃了，但有时饿急了，我们还是要吃的。
有一种植物我们叫它杨花苗，它的根细细的，长长的，白白的，也是甜的。夏季到了的时候，我们要跑十八里路去拾这种东西。耕地的在前边把这种植物的根翻出来，我们蜂涌而上跟在梨后面抢着拾。弄回来后放在锅里蒸着吃，蒸熟的杨花苗根有点像红薯，像萝卜，面面的。剩下的还可以晒干，磨成面吃。这种东西属大凉，吃了会拉肚子，但人们顾不了这许多了，先解决了饥饿再说，毕竟是吃在先，拉肚子在后，况且人们都认为拉不死人的，也真的没因吃这种东西死过人。
在那个胡乱吃的年代，也出过因误吃而死的：有一种植物叫苍子棵，叶、茎都有一种难闻的异味，不能吃，但它的果实却是不错的东西。果实壳上长满了刺，椭圆形的，有花生米大小。里边有两个象葵花子一样的种籽，油性很大，可以炸油，苍子油炸的东西又脆又香，比芝麻油炸的还好。把苍子棵的种籽收集在一起，晒干，用锅炒后，再放到碾子上轧过，种籽和外壳就分离了。轧碎的种子，味道和炒芝麻炒花生差不多。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吃的东西，它对人食欲的勾引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孩子。但它热量大，吃多了受不了。我邻居有一个姑娘，就因为吃得太多了，七窍流血而死，那年她十六岁，有一个死了妻子的爸爸和一个没有娶媳妇的哥哥。
草籽就是较好的食品了。各种草籽几乎都可以吃，而以一种稗草的籽最好，人们叫稗子面。当然，到了吃草籽面的时候人们就不大会饿死了，最饥饿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等到草结籽的。到了秋天，地里收的粮食无论多少，是生产队的，是国家的。国家按定量给人们分配口粮，最困难时期的口粮是每天人均二、三两。人们在劳动之余拔些草，收集一点草籽以补口粮的不足。1969年我们部队在移防时发了一些蜡封的纸盒儿，里边是没有一点甜味的饼干，听说那是1962年储存起来的，1962年正是每天都饿死许多人的时候。一边饿死许多人，一边把粮食存放起来，这叫“备战、备荒为人民。”表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雄才大略和战略眼光，以及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救人民于水火的宽广胸怀。
我的家乡是黄、淮海低产地，植物不算太丰富，现在想起来，能吃的大概总有几十种。当然，我说的是人快要饿死时用来救命的，并不是说现在可以用来丰富我们的餐桌。 那些当时人们吃起来津津有味的野草野菜，现在的人一般是不会吃的。只有一种野菜是个例外，前两年有个朋友请我吃饭，餐桌上就上了苦菜。鲜嫩的苦菜只有一两个叶，长长的白根，用来蘸甜面酱吃，味道很不错。当然这是极特别的现象，也不是总吃，只是在春季偶尔吃一两次。
在那个年月，野菜也不是很好找的。野菜中有上品，中品，下品，还有极品。有一种野菜当地叫“针针儿菜”，针状的叶子和茎鲜嫩可口，可作馅吃。后来粮食差不多够吃了，还有人用这种菜作馅儿。人们吃的野菜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找不到好菜的时候就尝试着吃别的。有一次有人到我家告诉我们，说我二姨全身浮肿，让我们去看看。她是吃了一种小叶有毒的野菜造成的，后来我们谁也不敢吃这种野菜。在那个岁月里，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不断地甄别着地里的野生植物，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它们都有些什么特性。
我对能吃的野草野菜一直有很深的感情，现在农村到处都有当时吃的野草野菜，一片一片的，在那些长满野菜野草的地方，我走路很仔细，生怕踩坏它们，有时我还要在这些野菜跟前静静站好长时间，常有再吃一吃的冲动。有时我想，那些年月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野菜呢？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多，好多人就不会被毒死或饿死了。前不久，我的女儿给我打来电话，向我抱怨她新租的院子里杨花苗太多，根扎得很深，刨也刨不浄，烦死人了。她那里知道，我们当时要跑十八里路之外去抢拾这些菜根呀，这些细细的白根，曾是我的救命恩人。
其实，就是在那个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的年代里，人们也有高兴的时候，并不是每天都愁生愁死的。我和妈妈经常一起到地里挖野菜，妈妈给我讲过许多关于野菜的故事。她说，苦菜以前并不苦，当年王宝钏住寒窑，吃的就是这种菜，后来她作了娘娘，回忆起这段往事，不由感叹道：“苦哇！”所以苦菜就变成苦的了。有一种野菜当地人叫“醋溜”，味道是酸的，我常一把把地摞它的叶子吃，每一片叶子上都有暗红色的斑，妈妈说，这些菜上原来没有斑，有一次王三姐咬破中指写血书，写完后把血滴在了这种菜上，从此以后，这种菜就有暗红色的斑了，那是王三姐的血迹。妈妈还给我讲过一个笑话：她说，有一个农民到城里卖柴，卖完后肚子饿了，到一个饭店想吃饭，站了好长时间不知吃什么好，因为他舍不得花钱，家里人还要等他卖柴的钱活命。后来他看到有人吃苦菜，就想，这东西地里多得是，肯定不值钱，就吃这个，再来个饼子，好歹吃一点算了。要完了菜一问价，把他吓了一身汗，一盘苦菜就要去了他一半的柴钱。他想，一盘儿苦菜就这么贵，一个饼子还不敢要他三担的柴钱吗？吓得他再不敢要饼子，胡乱把苦菜吃完就回来了`。妈妈笑着说，其实，在城里，十个饼子也卖不了一盘儿苦菜钱，人家把苦菜当稀罕儿吃，那是个讲究，吃的是野味。
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年月我还很小，但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风调雨顺，没有洪涝风沙等自然灾害，也没有各种病虫害。常听大人们说，那些年饿死人，是因为苏联要债，至于为什么欠苏联的债，欠了他们多少债，那就连大人也说不清楚了。后来才听中共说那些年是自然灾害，总之，要不是共产党政策好和领导得力，中国人怕是要死绝了。一九六一年中共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那个时候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人反对，后来又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没有人反对，现在说一党专制“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要是看一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报纸，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中共说一党专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把历史的前前后后串起来，你会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怎么说都是对的，老百姓听着就是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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