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2日讯】当中国的城市日渐繁荣之时，却有一群人慢慢地被推向了社会的边缘，甚至被称为“低素质”人群。他们平日挤住窝棚甚至蜗居街角，生病了不敢住院治疗，因为收入微薄且没有医疗保障；由于没有经济支撑，他们的孩子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日后恐又难逃父辈一样挣扎底层的命运……他们仿佛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离我们很近，却又很远。
那么，城市边缘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烟台，她的城市边缘人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近日，记者深入烟台市5区的诸多角落，探访调查了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这一群体。
边缘人调查概况
●城市边缘人是一个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松散群体，目前在烟台约有40余万之巨。
●他们中90％左右的人收入较低，居无定所，从事着既苦又累的工作，社会地位低下。
●城市边缘人中还有一部分特殊的群体，他们学历较高、收入不菲，但是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他们始终不能融入到这个城市，成为在心理和文化上游走在城市边缘的人。
●由于心态失衡，一部分城市边缘人采取了不健康的方式与社会抗争，结果滑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潭。
析出在城市进化的过程中
烟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列为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市区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就像一个有着巨大引力的恒星，吸引着众人投身城市生活的轨道上。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都纷纷涌来，加入到这个“星系”中，不过他们仅仅是“小行星带”，绕行在城市的边缘。
据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城市边缘人”总数在500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至少3000万以上的处在边缘地位的农村流动人口。由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烟台可以称作“城市边缘人”的数量，目前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从市公安局的一份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目前全市登记在册的暂住人口已接近40万，比上个世纪80年代增加了10倍。仅芝罘区的暂住人口就达10多万。这40万大军应该是组成烟台城市边缘人主要力量。
除了这部分主力军，城市边缘人还有一部分是引进到烟台安家落户的外地知识分子。据统计，改革开放后，芝罘区每年平均引进人才近500人，20年来，已有逾万外地知识分子落户烟台。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无法融入到这个城市。一位祖籍江西、来烟台10多年的科技工作者说：“尽管我有这个城市常住户口，收入也较高，但是从心理和文化层面上，我感觉还不是这个城市的人。”
另外，郊区城市化后的失地农民，不仅仅处于城市的空间边缘，他们也是抽像意义上的边缘人。姜老汉是开发区的一位果农，他们和同村的一些村民目前已经整体转为城镇户口，还拿上了退休金。可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是个庄稼人。
还有一部分城市边缘人是外地来烟的生意人，虽然他们在烟台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产业、家庭，甚至雇佣了烟台本地人为自己打工，但烟台人依然把他们看作是城市边缘人，他们也依然融入不了烟台人的生活圈子。
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层面上
“宝宝，你要好好学习，要不然长大了没文化，就像民工叔叔那样穿脏衣服、住帐篷。”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无意中听到一位老太太对他上小学的孙子说的一段话。看来，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生存状态，已经成为社会的参照系：如果不努力争取进入中上游社会，像民工一样生活将是最可怕的后果。
的确，作为城市边缘人的主体，民工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的收入少、学历低，工作环境差，经常被人看不起。由于收入低微，他们穿最便宜的衣服、租最廉价的房子，甚至连坐公交车都要细细盘算：民工林志强告诉记者，为了省下1元钱，如果目的地不超过 3站路，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是以步当车。
在外来人口比较密集的幸福一带，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位从事建筑、餐饮、装修和美容工作的打工仔，他们中仅有11人是初中毕业，人均月收入不足700元。在福山某小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记者发现那位老太太关于民工“穿脏衣服、住帐篷”的描述一点都不过分：为了将住宿的费用降至最低，民工们晚上就住在刚刚建起的楼房框架中，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凉席和几只装衣服杂物的纸箱。
“不怕你笑话，来烟台这么几年了，我们都很少吃海鲜。”住在幸福12村、从事建筑工作的聊城籍民工王厚福说：“只有当孩子实在想吃了，我才卖点便宜的花蛤。”这位40多岁的汉子说到这里时，面带愧意：“都说城里的钱好挣，可是由于没有安身之地，挣点钱几乎全都交了房租了。”
奉献在城市建设的轨道上
“城市边缘人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烟台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们是城市社会群体中一支独特而又庞大的队伍。尽管受到了太多的不公平待遇，这支队伍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方便市民生活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可以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核心层所不能提供的能量。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城市边缘人奉献，就没有今天这座城市。”
说起城里人不打眼的民工，白石村的姜老太太说：“没有民工还真觉得不方便，我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平时有个出体力的活，我上街找个民工就解决了。”
“没有民工，我们这些苦差使谁来干？”在莱山区搞建筑装潢的刘经理在肯定了民工具有吃苦耐劳优秀品质的同时，他还说出了离不开民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的效益的源泉之一，就是利用民工这些廉价劳动力。”
作为城市边缘人中的“白领”，外来科技人才多年来为烟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烟台市知识产权局金局长告诉记者，前来申请专利的发明家，有很多是非烟台籍的知识分子。烟台农科院的高级园艺师崔万锁1984年作为科技人才被引进到烟台后，20年来他先后参与了省市及国家级的研究课题10余项，主持选育的“烟粉1号”番茄种赢得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已成为农科院不可或缺的高级技术人才。
攀援在城市坚硬的外壳上
尽管许多民工不知道“城市边缘人”这一带有学术意味概念的含义，但是他们处在城市最边缘的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国目前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下，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不可能马上变成“城里人”。因此，难以改变的身份以及心理和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将以民工为主体的边缘人挡在了城市的外围。
1998年就从菏泽来烟台的打工妹李静，现在是一家发廊的老板。她先是在一个干部家庭做保姆，尽管待遇比一起来的小姐妹都好，可她实在受不了这家老太太整天把她当贼防的目光。“她孙子偷拿了家里的东西，老太太就指桑骂槐的怀疑我。”李静一想起这事就愤愤不平：“凭什么呀？就因为我们是外来打工妹？”一气之下，她离开了这家人。
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的原因，许多外地商人也感到难以从心理上真正融入到这座城市。做化妆品生意的浙江老板黄先生说：“我来烟台都快20年了，在这里买了房子安了家，可是每当工作结束后，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因为除了生意上的往来和应酬，我发现很难和本地人成为知心朋友。”
在某些单位，排外思想和小团体主义，使得一些外来人员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更从心理上把他们推向了城市社会的边缘。某科研机构万教授是作为科技拔尖人才引进到烟台的，现在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可他发现比他年龄小、贡献少的人都评上了高级职称，屡次“靠边站”的他感到很心寒。
迷失在边缘心态的阴影里
“某民工为讨工资欲跳楼”、“某民工参与制造劣质食品被捉”，由于类似与民工有关的负面消息经常见诸媒体，人们在心生“民工到底怎么了”疑问的同时，对民工这些主体边缘人的看法又多了一层厌恶的色彩。
记者不久前采访了一位因偷盗摩托车被抓的男青年，他是从潍坊老家来烟台打工的，结果老板拖欠工资，弄得他连回家路费都没有，遂萌生盗车卖钱的念头。他在看守所里告诉记者：“我原本打算挣点钱回家，根本没有打算偷车。他们凭什么不给我工钱？就因为我是民工吗？我首先偷的就是包工头的摩托车。”
来自苏北的老李在幸福某村开了一个烧烤摊，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和他成了朋友。几天前采访他时，他拿出瓶装的烟台啤酒要与记者边喝边聊，记者问他怎么不喝罐装的扎啤，他神秘地说：“兄弟，咱是自己人，不瞒你说，这些扎啤是卖给客人喝的，咱们就不喝了。”看着老李的样子，记者明白了他为什不喝扎啤的原因。记者在感动于老李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是谁让这些生意人滋生了这样的心态？
芝罘区巡警三中队辖区内外来流动人口较多，近几年该中队处理的案件中，民工占有较大的比例。该中队潘教导员说，有一次盗窃电缆的小偷王某的一番话曾让他震惊和感触：“同样是人，凭什么城里人收入比我们高？生活环境比我们好？有那么多的保障和福利？我心里不平衡，就要偷。”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芹教授，她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说，民工的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边缘心态。由于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歧视和欺压，使他们心理上没有认同感，进而产生一种反差：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便选择一种“成本最小”的隐蔽方式进行报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越轨行为”，即他们不按正常规则去办事，这是一种“社会紧张”。
另一位研究城市边缘人问题的专家王春光在他的著述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城市边缘人大都认为自己的地位是由社会造成的，因此他们会对社会公正有更强的诉求，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应及时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呼吁，一方面城市边缘人要加强自我修养，自觉从心理上融入与所在城市社会关系中，另一方面，社会也应当逐步建立一种合理的体制，善待关爱边缘人，让他们真正归属到所在城市中。城市边缘人，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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