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迎接“三次产业”的来临
我们说农、林、渔、牧、矿业等等必须牵就自然条件的产业为“一次产业”。而在十八世纪由英国—经济史上第一个世界工厂—开始的制造业为“二次产业”，人类智力可以使二次产业在极小的空间内达到极高的生产力。人力兽力的劳动，已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人类已经能够从能源、物理、化学的原理，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物品。于是，以发达的制造业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种种交换、运输、通讯、金融等等，以满足人类各式各样的需求为主的服务业，我们称之为“三次产业”。当“一次产业”所占的比重低于国家GDP的5％时，也就是不必牵就自然条件的“二次产业”发达成熟了；当“三次产业”为国家的绝对优势产业，也就是占GDP 70％以上时。这个国家就应该有相对应的政策，管理自己的土地和都会。因为“三次产业”发达的国家，即使有广大的土地，其大部分人口却都会集中在都会地区，甚至形成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相对一次产业而言，二次产业、三次产业，需要使用的空间越来越少。而三次产业所需要的土地更小，而且土地的使用空间还可以向天空发展。为了使制造业、服务业所产生的巨大生产力直接快速的服务于“全球”的人群，就必须有各式各样的配套设施与服务，在最近的距离，以最短的时间，发挥其功能。所以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在都会中，都会有人的群聚、货的群聚、以及各种服务设施的群聚。在高度都市化的国家（通常70％以上的人口住在都市）都会已成为地区或国家的中心，而都会生活已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基调了！
全世界各国家或地区，或因其地力特佳、或因为工商业特别发达、或因种种卓越之地理条件、或因卓越之体制所产生的卓越效率，而有各式各样的发展。如中亚的哈萨克与俄属西伯利亚，因气候寒冷，其草原至今都还只适合放牧，甚至是游牧，大部分地带也非交通要道可以搬有运无，“地力”有限，能生养的人不多，所以人口密度极低，每平方公里不到五人。蒙古共和国因大部分土地不是沙漠，就是干燥之草原，每平方公里约只有一人。有些国家，尤其是热带或亚热带，因为乡村人口过度繁衍，超过地力所能生养的极限，只好群聚于都市之边缘，遂造成开发中国家动辄千万，甚至超过一千五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会，如印度之孟买、加尔各答、巴西之里约、圣保罗、中国之上海等等。虽然大部分人在这种大都会中，还是在生存线上挣扎，但我们常听说的饥荒饿殍，多是发生在乡村，很少发生在这种都会区中。可见都会中因生产力远高于只凭地力的乡下地区，遂能以极高的密度生养更多的人，每平方公里甚至可达两、三万人之谱！有些岛屿或因地处交通要道，或因集中服务于周边国家地区的庞大工商业的需求，而成为区域的经济、经营、与交通的中心，而能在区区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生养了几百万人，如香港与新加坡。若以其区区之地力，顶多能支持数万人从事农林鱼牧的生活。如今因其超高生产力，却能聚集超过百倍的人口，而且达到GDP超过两万五千美金的富裕生活。世界上的岛屿不下数十万，比香港、新加坡大者不知凡几，如福克兰群岛或澎湖群岛，皆因只依赖一次产业，居民生活普遍艰困，且多有人口外流的问题，很多岛屿甚至都成为荒岛，因为其“地力”不足以维持一个社会起码的生活机能。世上的已开发大国，如德、英、法、美、加等，除了有十分发达的工商业，而均促成了代表性的大都会之外，其广大的土地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使其农林渔牧矿等产业异常发达，也由于科技的进步、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生化科技的大量使用，使其“地力”得以充份发挥，全世界已开发国家甚至都产生了“食物过剩”的问题，美、欧、日的贸易大战也多来自农牧产品，足见世界人口增加，饥荒的威胁与日俱增，其实人类的地力，尤其是科技化后高生产力的地力，绝对有能力生养全球达百亿的人口。开发中，未开发国家的饥荒，多是因内战动乱，造成生产力、甚至是外援的中断，有一个研究发现非洲国家在殖民地时期都能够自给自足，反而独立之后才产生饥荒的问题，独立前社会安定没有动乱，独立后内战频仍，遂致民不聊生！
一次产业也可进化为二次产业
二次产业的进歩已使人类的生化科技逐渐能够模仿，制造“地力”，进行超高密度的种植或养殖，基因科技使得品种改良，以筛选出高生产力的品种成为可能，这一切更使得矿业以外的所有一次产业，尤其是有高经济价值的一次产业，已经因“大量生产”成为可能而成为二次产业。所以人们不必在大海域捞捕，甚至滥捕鱼虾，造成渔源枯竭，成本上升。台湾的养殖业者甚至已经可以在陆地上养殖海水的高价值鱼类，如石斑与龙虾，甚至连海水之循环利用都已做到。假以时日，我们如果在西安或敦煌吃到当地产的活龙虾、活石斑，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当生物、生化以及基因科技的发达，使高经济价值的动物、植物都能以高密度人工种植、人工养殖，亦即以“生命工厂”大量生产的时候，这种因对自然环境的“地力”之大量需求，而只能限定于某些特定区域，甚且过度使用等等问题，便会大量减少。反之只要掌握了这些关键技术，则无论何时何地均能投产，就像设立其他工厂一样。对于国土面积不大，或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减少地力消耗、降低环境破坏，甚至是大幅推高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一大契机。
所以，当一个地狭民稠的国家，有发达的工商业，亦即是发达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同时拥有发达的生技产业，以超高密度、超高生产力的方式，只占用极少数的土地面积，便能以二次产业的“生命工厂”的形态，做出其他国家地区必须运用大面积的“地力”，才能达到的一次产业的相同的产值，甚至更高的产值，则这种国家虽小亦大，虽弱亦强，其有限的自然环境，可以解放出来，做最精致、最符合现代人性需求的规划。
当社会繁荣之后，人们的所得大幅增加，生活的支出变得十分多元化，农村时代最大宗的消费可能是食物，或许达到可支配所得的60％。现代社会人们最大宗的消费，可能已经是房事（含房贷、房租）、交通（含汽车及油料）及旅游、教育、娱乐等等。基本的饮食（不含奢侈消费）已经占可支配所得20％以下。至于日常不可或缺的所谓“主食”，如米、面等淀粉质。早已是“副食”消费的五分之一甚或十分之一了。举例来说；上班族在一个普通的快餐店吃个中饭，每个人平均消费若是150元，其中饭钱一碗10元，两碗20元。若换成吃一顿汉堡餐，可能是35元，外加饮料15元，其中的“汉堡面包”不过5元。若是去吃碗牛肉面可能要一百元，但面的价值绝不会超过十元，当然就出现许多加面不加价的牛肉面店了。仔细分析我们一天的饮食的经济价值，米面其实已成为饮食消费中的“副食”了。即使涨价一倍，对我们生活的冲击十分有限，但是涨价一倍，我们大概可以买到全世界最好的米与面了！所以，如果“主食”消费只占有现代人可支配所得的5％不到，则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有的份量早已低于房子、车子，甚至低于青菜、萝卜了。
农委会因应台湾加入WTO后各项影响作了一份“91年粮食平衡统计调查”。调查发现；十年来国人饮食习惯已经改变了，白米类、水产类、糖类的消费减少最多，蔬菜类、蛋类、面粉类则增加最多。如下图
同日的报纸也报导；正在收割的屏东县二期稻作谷价跌至每千台斤6000元，创二十年来新低，农民苦不堪言。因为一分地收割不到一千台斤，但从插秧、锄草、施肥、农药不计人工成本就超过6000元。而更严酷的挑战是更低价的进口米就要进入台湾市场，累积每年没卖完的配额，加上逐步开放的进口量，和越来越低的关税。美澳等大面积耕作的低成本优势和即将展开的促销活动，台湾稻农的恶梦才刚要开始。
全球能供应米食的国家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甚至美国，澳洲；面食供应来源更广，五十年来它就是一个最廉价的商品之一。在可见的未来，也还是如此。很多闹饥荒的国家不是没有人捐献粮食，而是运费比粮食贵得多，没人出得起运费。所以现代人的日常消费之中，所谓的主食、副食之分，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几十百种消费决策中的一项，而且可能是重要性很低的一项。
从比较利益法则来看，种稻是一种经济价值很低，靠天吃饭，又耗费大量资源的经济作物。对于为政者来说，如果特别重视米粮，或者不积极辅导农民转作与转业，因而长期予以补贴，因而扭曲重要生产资源（如大量灌溉的水资源）的使用，使得农民始终无法因种植米粮而获利，政府持续补贴的沉重负担，以及排挤其他更具经济价值的产业或作物对水、土的需求，这比之于汽车工业的保护更加严重，汽车工业因全民补贴而获利，农民则未见获利，因为米粮的价值在全世界都是低的，其所造成的水、土资源的排济更是一大问题，可以说这是政府、农民、以及其他亟需水、土资源的业者“三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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