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日讯】“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
二○○五年十二月四日上午，林培瑞教授打来电话，说宾雁已经病危。刚去看过他，他说了一句：“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谁知这竟是他的临终遗言。后来睡着了，一直没有醒来，零时二十五分停止了呼吸。他最后向我们告别的时候，还在瞻望将来。
刘宾雁，作为“中国的良心”，却死在美国。中国抛弃了良心，中国放逐了良心，而且拒绝收回良心。
在中国被称为“自由化分子”的人，因追求自由化反而失去了自由。我们在流亡途中，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走动，就是不能踏上自己国家的土地。宾雁，现在你彻底自由了，归去吧。你的忠魂可以在中国的上空翱翔，注视那里发生的一切。
宾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改正了，一九八七年又成了“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宾雁的“右派分子”帽子是毛泽东钦定的，胡耀邦想保他也无可奈何。宾雁的遭遇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有一个人站起来，以为他要发言，不料他从 视窗纵身跳了下去，以死为刘宾雁抗辩。这个人的名字叫戚学义，死后还被追打成“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自杀的不少，但为“右派分子”而自杀 的还没有听说有第二人。只有宾雁能有如此打动人心的震撼力。
同命运，更知心作为“自由化分子”，宾雁和我命运相同。一九七九年，他因发表《人妖之间》成为文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因发表《谁之罪？》和《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成为理论界的“有争议的人物”。我被邓小平赶出北京，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家去一次。从西郊的北大到东郊的《人民日报》宿舍，相距遥远，我怕麻烦，说：“有什么事在电话里讲吧。”他说：“不，你一定要来一趟，我们作一次长谈。”我到那里，坐没多久，一看表已是十二点。他说：“你别着急，我已做好午饭，吃过饭再谈。”我们谈了一个下午。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慨和郁闷，他是为了开导我。他说，他当了右派是不幸也是万幸。他本来已进入高干序列，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是进入官僚阶层，就是成了精神贵族。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在基层滚来滚去，才知道新社会的穷人是怎样生活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多少人受冤受屈，比起他们来，戴个右派帽子就不算什么了。这一切，为他思考 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概括地说：“总之，我得到的东西，大大超过我所付出的和失去的东西。”然后鼓励我：“你去南京未尝不是好事，也许你能发现不同于 北京的另一个中国。”我的心境平静了，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轻松了许多。
胡耀邦关怀，但保护不了
我们两人都得到胡耀邦的关怀。一 九八六年，宾雁到南京来看我。他说，耀邦对我有三条口信，对他也有一条口信。耀邦给我的口信是：“第一，不要告状，告也没用。第二，回到书斋，研究学问。 第三，不会忘记你的。”这些话，一点不像总书记的口气，完全是老朋友的劝慰。对他的口信是：“叫刘宾雁写小说去吧，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宾雁写一篇报告文学只要个把月，但他得罪的地方党委到中央去告状，纠缠一年都完不了。当时就有六七个省委向中央告状，耀邦颇觉为难，故有此语。后来邓小平勒令开除刘宾雁的 党籍，老同志在“生活会”上对胡耀邦进行“逼宫”，指责胡耀邦是刘宾雁的“保护伞”。耀邦的优点是善与人同。在这个场合，优点变成缺点。与那些老同志“善与人同”就是作违心的检讨。他把老同志的指责写进了检讨：“一些坏家伙居然把我当作他们的保护伞，蛊惑人心，毒害青年，制造动乱，使已经开创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更好地发展，这个后果是严重的。”说过以后，他又后悔了，多次托人带口信给宾雁表示歉意。
一九八七年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时，就没有人为他跳楼了，而是宾客盈门，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也是“民运的良心”
刘宾雁不但是“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一九九二年我到美国不久，他邀我到他家住了两天，主要是谈海外民运的现状。他深感无奈和失望，说：“中国人一旦有了自由，贪婪和卑鄙也淋漓尽致地自由发挥出来了。”接着，一九九三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他在大会上发言，含着眼泪说：“我们大家都讲点良心，好不好？”一时也感动了一些人，但良心的呼唤终究不起作用。民联和民阵的联合演变成更严重的分裂，两个组织不是合二为一，而是合二为三，又多出了一个民联阵。宾雁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民运，题目就是《民运的悲哀》。他说，老有人讲多少特务打入了民运。需要吗？不等特务发挥作用，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二○○五年一月，我去看重病中的宾雁，谁知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年初年尾，阴阳隔绝。当时我见他气色不错，嗓音响亮，暗自高兴。为了保持他留下的最后的美好形象，我不敢去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不能忘怀祖国和人民宾雁心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对中国的眷恋。那片土地是他的灾难之邦，为什么还要心向往之？他所不能 忘怀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新社会的穷人、受冤受屈的普通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过：“我的力量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我背后的老百姓。我总感到是被人推着走，背后是人山人海。”凡是来自中国的朋友，他都要请到家来长谈，详细询问国内的政情、民情。有时他也打电话来，与我分享资讯。有些资讯是互相矛盾的，我们不免讨论一番。他感慨道：“我们的亲身体验都用完了，间接得来的资讯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观察。”他的强烈的回国的愿望就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观察”，直到最后，他还幻想“哪怕踏一踏那里的土地”。
宾雁的视野宽阔。他掌握日、俄、英三门外语，阅读广泛。搬入新居以后，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他领我去参观，最为得意的是那一捆一捆的剪报。他认真研究美、苏、欧，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研究外国还是为了中国，作为“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之“玉”。为什么特别关注拉丁美洲问题？他认为，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不走民主化之路，结果腐败的文官政府被军人专政所代替。这也是中国最危险的选择。他还认为，中国的现状与阿根廷走过的道路很相像。一九八九年，阿根廷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许多做法和中国差不多。九十年代，阿根廷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上称之为“阿根廷奇迹”。只不过维持了五年就出现危机。原因是贫富分化，失业严重。阿根廷已经天下大乱，中国为什么还能保持“稳定”？阿根廷有强大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中国有强大的军队，用“压倒一切”来求“稳定”。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根廷──中国的先兆》。有病不治，迟早要发作。中国的危机只是拖 延时间而已。
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为我们留下了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宾雁认为，研究中国问题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曾经切断历史。一九四九年以前，以为一切罪恶都是国民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年轻的时候犯了这样的错误，追求一个与旧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会；结果新社会给予我们的不民主之苦，远远超过了旧社会。今天，有可能再次切断历史，以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一切罪恶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只要推翻共产党又是一片光明了。我们怎么能够挥一挥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一切都错了，从头再来。”错也要找出错的原因来，找不出原因，可能一错再错。宾雁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在苏联、东欧都倒了，为什么在中国不倒？他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壤中有更多的专制的养料。中国共产党不是外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它的成功是因为适应了中国的条件。常常有人用欺骗或阴谋来解释，这种解释至少是肤浅的；就算是欺骗，为什么千百万人在长时期中 能够接受欺骗、相信欺骗？还是不能解释。他提出，反对共产党要消除它存在的条件。我问他：“你近年发表的文章自认为哪一篇比较重要？”他说《寻找共产党》。我感到奇怪，共产党不就在那里吗？何必寻找？我把文章找来一看，才知寓有深意焉。宾雁他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历史中考察的，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早年，热血青年满怀理想，冲过封锁线，奔向解放区，为了革命而“寻找共产党”。掌权后，共产党变了，变成专制腐败的党。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发觉，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共产党，于是要重新“寻找共产党”。下一步，“寻找共产党”是找它算账了。
宾雁总是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题为《走出千年泥泞》，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变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变的？中国人是怎样变的？共产党因赢得民心而 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后来怎样一步一步地失去民心？失去了民心为什么还不倒？可惜这部著作没有写完，成为永恒的遗憾。
宾雁，我希望你安息。我知道你不会安息，你的英灵熠熠生辉，使一些人得到鼓舞，使另一些人感到恐惧。
二○○五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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