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3日讯】（希望之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联结收听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李唐：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九评共产党空中读书会》节目。我们从上一集的节目开始，已经进入了《九评之七》，第七评就是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李乐：共产党它的本质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它觉得杀人是很简单的事情。
李唐：对，只要是维系它的政权所需的话，它是杀人不眨眼的。
在明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流寇，叫张献忠，张献忠有所谓的“七杀碑”，前面先有两句话，最后面有一句话叫做“杀杀杀杀杀杀杀”，一共七个杀字，所以叫七杀碑。
李乐：那内容是什么呢？
李唐：张献忠其实也是很有名的、杀人如麻的流寇，但是张献忠他至少还会装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样子，怎么说？因为他的“七杀碑”前面两句话叫做“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听起来他是替天行道，就是说人真是太差了，天生万物来养你，结果你无一德以报天啊，所以他就“杀杀杀杀杀杀杀”，他还要假装替天行道，对不对？
李乐：对呀！
李唐：那中国共产党，做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中国共产党，它连替天行道都懒得装了，反正它就是有需要它就杀，就像《九评共产党》里面提到毛泽东很有名的一句话：“像文革这样的事情，我们七、八年要再来一次”。
昨天我们在前言里面所读到的。为什么七、八年要再来一次？因为怕人民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所以七、八年就要提醒他一下，就是说，你们小心一点，你们不听话，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七、八年就要提醒一下，完全是为了自己政权的需要，它可以不用有任何理由，就是为了维系自己的政权而去杀人。
李乐：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人的特质，如果他没有改变，他大概都还会再犯同样的毛病，像家暴一样。
李唐：对！其实我觉得在人世间的一个道理、正义观来说，像这样的事情，人世间的制度，都没有办法去为这个事情做一个裁判、做一个判决的话，事实上这种事情就等于是还没有完。
我们想像一下，假如说纳粹德国，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举了一个对比的例子，如果纳粹党还存在，即使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如果纳粹党还存在，而且还是现在德国的一个执政党，当它把德国的经济搞的看起来还不错，然后大家就说纳粹已经变好了，那过去它杀犹太人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计较了，如果历史是这样的，你会觉得怎么样？
李乐：我觉得不太可能。
李唐：不太可能对不对？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不可能的嘛！但是这个历史现在就正在发生着，只不过它不是纳粹而是中国共产党。
李乐：像你刚提到的这个例子，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如果纳粹今天还在，这个党还没被结束掉，它还在的话，我想它接下来第一个要面对的，一定是它杀那么多人的清算，然后会被要求解党。
李唐：如果以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状况来说的话，事实上就等于是纳粹不但没有被清算，而且人们还会说：“哎呀！那些杀犹太人其实是陈年老帐了，不要再去算这个帐了”，对不对？
其实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大家的态度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之所以还想要提出来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会陷在自己某种情感的喜好或者自己某种利益的所在，对于中国共产党，去找各种理由来帮它开脱。
李乐：对呀！我觉得你讲这个部分，对于一般民众，没有去大陆投资或者是和中国大陆没有很深关系的人，他们心里其实也都会觉得说“不要再讲了吧！反正共产党也会愈变愈好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从媒体或者是从报张、杂志上面得到结论，那是一个很片面的部分，你没有办法用那么几条消息来了解整个中国。
李唐：当然我们这边也不否定说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变好，但是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变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准是，它要不要把它自己放到历史的审判台上面被审判，如果它今天愿意去面对这段历史，那我相信它是有想要变好的动机在那里。要不然，其他的所有做法，包括口头道歉，其实那都是表面工夫而已。
中国共产党对于过去所做的事情，事后去做平反也不是没有，事实上也常常在做平反。比如说，它们文革的期间做的很多事情，或者像“反右”，对于反右所做的很多事情，事后也都有平反。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它自己做的事情然后自己去平反，这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信于人。
就好像今天一个人犯罪了，然后他写一篇文章自我检讨，对于被他所危害的人说一声道歉，甚至连声道歉也没有说，只是说他当时不应该害这些人，那就没有事了吗？可以这样吗？
李乐：不行！那我们当然也是藉由《九评》的讨论，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事实而且是其来有据的。
李唐：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九评之七》，文本的内容的部分，我们今天就开始谈他的第一节，它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杀人如麻”，这就是他第一节的标题。
〈朗读〉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朗读结束〉
李乐：目前跟大家谈到“镇反”和“土改”的部分。
李唐：中共的杀人历史里，第一个它的特色是杀人如麻。在历次运动中都杀了非常多的人，我们刚才为各位听众所诵读的，是建政之后不久之后的“镇反”。所谓“镇反”就是镇压反革命；“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接下来其实还有“三反五反”、“ 大饿荒”、“文革”、“六四”、“法轮功”，这都是中共在历次杀人运动当中的一些历史的基本纪录。
我们在诵读这段当中，我们看到在1950年3月时候，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所谓的“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我们看到它是在1949年10月建政，然后在1950年3月，就是说还不到半年，就开始要杀人了。
甚至更早来说，在还没有建政之前，毛泽东就有文章指出，要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施仁政”，在还没建政之前，其实就抱定要杀人，一建政不到半年就开始实行杀人计划。
李乐：会不会有人也认为说，其实也还……就是有可能是这样子来思考的，因为这个党上台之后，比如建立自己的人马，或者稍微清除前党的旧势力之类的。
李唐：我自己来看，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我是觉得从最根本来说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透过政变的方式，军事政变的方式，就是非和平的方式获得政权，一定要把他的政敌给消灭掉，要不然他就没办法稳固。
中国古代孔子讲：“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你今天政敌是对你不服，但是这个不服是为了什么不服，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到死他也不服你，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因素他不服你，我觉得这东西是有差别的。
如果今天他是因为你的本质就是不好的，或者说你施行暴政我不服你，那这个不服其实是你自己要检讨的。
今天没有很好的思想，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不服你，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要检讨的，自己应该要去思考。我如何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或如何开始为人民谋幸福，跟过去的政敌之间，大家是不是有可能逹成这样子的一种共同努力的协议。
除非无论如何就反你反到底，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人基本上是有他的理性跟理想在那边的，而理性和理想事实上是可以去沟通的。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我觉得第二个层次，即使是杀人，我们看到其实经过军事政变杀人的很少，除了共党国家之外，在一般的国家来说，它杀人的范围很少会扩及到社会上，很少会扩及到民间。在国家的高层之间可能来一场腥风血雨，换掉一批人，但是很少会扩及到整个社会。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里头，它却是扩及到整个社会。所以我们看到“镇反”跟“土改”，不是只杀狭义的政敌而已，而是杀社会所有它觉得会对它构成潜在威胁的人。
李乐：我觉得《九评》这边有提到善霸、恶霸跟不霸。
李唐：那是很好笑的一件事！
李乐：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离谱，它就要杀人然后还帮他做个名字。
李唐：就是不做坏事也是霸，那就是不霸，为什么是“霸”？就是因为他有土地他就是霸。它们认为有土地的人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所以都叫做霸。
共产主义理论里面有一种非常极端化的思想，因为它们对于私有财产是抱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所以任何人只有要一丁点的私有财产，它们就认为那是罪恶。
所以你今天有一块土地，即使你没做坏事，它都觉得你那块土地是干坏事得来的；即使你没有干坏事它也会觉得那是没有被抓到，所以你没有干坏事那叫做不霸，但是你还是霸。
我们看到镇压反革命，它说杀的是所谓的残余国民党份子，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这边有讲到，他只是当时内战时候被“抓丁”。所谓的被“抓丁”就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出了男丁去当兵了。
即使他真的入了党了，但是在这个之后，他是不是有做它所说的反革命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边说，事实上它是以反革命分子去杀他，以他那样的出身就来杀他。
李乐：我觉得一直走到现在，也许我们对于中共了解的越来越多，可是从一开始或者从它49年还没有建政之前，它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杀人的纪录。
因为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先生在谈话的时候，他提到说在49年之前，他们村庄在共产党进来了之后就开始杀地主。
李唐：这个我也听我父亲说过。
李乐：后来国民党反攻的时候，大家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就等于说从49年之前到第一场“镇反”，我们都没有办法把它视为是一个理所当然或者视为一个常理来说。反正政党轮替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只好认了。
可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杀人如麻已经变成它一个本质，一直到现在、到去年都还有这样子的事情。
李唐：在这里面有很多、很荒谬的杀人方法，比如说这里面提到了：毛泽东就说要杀千分之一的人，后来在历次的运动当中还有一场运动就说要杀千分之五的人。
千分之一和千分之五到底是怎么算出来，其实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依据，这完全是毛泽东个人政治上的计算，算一算觉得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五的人杀了可以巩固政权，然后可以震慑人民因此就定下来了。
比如像千分之五这样子的比例的话，其实我们想一想，事实上这个千分之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政治阴谋，为什么？如果它今天杀的人多的话，比如说我定了百分之十就是一成的人，社会上会有百分之十的人就处在惶恐不安，事实上会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处在惶恐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百分之十，所以它的比率会很高。
那这些人可能想说与其一死不如拼了，这时候他可能反而会被反扑。那它今天定所谓的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五，大家也一定会惶惶不安，但是那个恐怖的程度是一样的，就说他不知道他会不会是那其中一部分。
但问题是人少，那个比率又少，所以大家就不会产生不如拼了的想法，即使他今天要拼他也可能想说：只有千分之五的人，那千分之五的人怎么拼得过其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五的人呢？那他就算了，就会任其宰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政治手法。
李乐：你这样解释我才大概稍微了解说为什么它要定一个千分之几。
李唐：而且以中国的人口来说的话，这边有讲到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六亿，那事实上六亿，千分之一就是六十万，六十万人头落地已经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另外在这里谈到“土改”就是所谓的土地改革。他这边提到台湾政府的赎买的方式，在这边我们稍微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它历经几个阶段：第一个阶就是三七五减租，三七五减租时其实还是维持着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只不过他降低了佃租，规定地租的上限是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就是降低了地租，就叫三七五减租。
接下来是“公地放领”，地主还是有土地，我先不要求地主把你的土地放出来，我先把公有的土地拿出来放领、拿出来分掉，到最后他才做所谓的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就是他要把农村的里面的佃农制度给取消掉，也就是说让这些佃农都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所以叫耕者有其田，让他们都变成自耕农。这个时候他当然就要去分到既有地主的土地，让佃农变成自耕农。
那当时台湾政府要推动这样一个政策的时候，当时台湾政府没有那样子的财政力量，去跟地主把土地买过来然后放领给佃农，他没有这个财政力量。那他透过了一个方式，就是把当时一些公营公司、主要在当时有四大公司，把公营的公司的股票当作是一种补偿的方式，把这个股票给了这些地主。
所以这些地主一下从地主变成了工业资本的股权的所有者，也就是变成了工业家。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很有名的什么水泥，就是他们从耕者有其田的时候拿到股票做为补偿所发展起来的。
李乐：所以整个过程是很和平的。
李唐：很和平。一方面他实现了佃农拥有土地，那另外一方面地主不但获得了补偿而且地主的投资从早期的土地转到了工业投资去。那么工业也因此开始有所发展，所以他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做的。
李乐：但是在中国大陆它采取了另外一个方法。
李唐：它采取了杀的方式。“杀”除了立威之外，其实是要杀掉在广大的农村当中，对于农村社会真正握有控制权力的乡绅。
李乐：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它代替上去。
李唐：对，它要代替上去。其实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类学家或者也可称他为社会学家，叫做费孝通，费孝通他是世界很有名的一个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的学生。
费孝通他有一本书叫做《乡土中国》，在这本书里头他就有说过，他说：传统中国的政治，皇帝他的权利只能到县衙门口，县衙门以下这个广大的社会事实上是宗族自治，就是由乡绅去统治的，所以乡绅才是中国最基层社会的实际的统治者，而不是皇帝。
所以以前我们大家讲天高皇帝远，真正的意思是这个。而不是什么悠闲的田园生活的意思。宗族是由乡绅来统治的，那这些乡绅大部分是地主，这些人的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乡绅会成为它统治上的一个障碍，所以就要把这些人透过土地改革做为一个借口，把他们给杀了。
这个土地中国共产党拿到之后，很短的时间里面它放给了农民没有错，但是马上又收回来了。所以它的目地根本不是为了让农民真正有可耕作的土地，而是第一个为了杀人；第二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效统治；第三个获得一批钱财；第四个为了震慑百姓。
李乐：明天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谈一谈，中共带给中国人多少次的幻灭呢？
李唐：今天因为时间的因素我们必需要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空中读书会》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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