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3日訊】（希望之聲《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聯結收聽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李唐：歡迎各位聽眾朋友收聽《九評共產黨空中讀書會》節目。我們從上一集的節目開始，已經進入了《九評之七》，第七評就是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李樂：共產黨它的本質就是不把人當人看，它覺得殺人是很簡單的事情。
李唐：對，只要是維繫它的政權所需的話，它是殺人不眨眼的。
在明末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流寇，叫張獻忠，張獻忠有所謂的「七殺碑」，前面先有兩句話，最後面有一句話叫做｢殺殺殺殺殺殺殺｣，一共七個殺字，所以叫七殺碑。
李樂：那內容是什麼呢？
李唐：張獻忠其實也是很有名的、殺人如麻的流寇，但是張獻忠他至少還會裝出一副替天行道的樣子，怎麼說？因為他的「七殺碑」前面兩句話叫做「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聽起來他是替天行道，就是說人真是太差了，天生萬物來養你，結果你無一德以報天啊，所以他就｢殺殺殺殺殺殺殺｣，他還要假裝替天行道，對不對？
李樂：對呀！
李唐：那中國共產黨，做為一個無法無天的中國共產黨，它連替天行道都懶得裝了，反正它就是有需要它就殺，就像《九評共產黨》裡面提到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像文革這樣的事情，我們七、八年要再來一次｣。
昨天我們在前言裡面所讀到的。為什麼七、八年要再來一次？因為怕人民好了傷疤忘了疼啊！所以七、八年就要提醒他一下，就是說，你們小心一點，你們不聽話，我可是殺人不眨眼的。
七、八年就要提醒一下，完全是為了自己政權的需要，它可以不用有任何理由，就是為了維繫自己的政權而去殺人。
李樂：我覺得這個有點像人的特質，如果他沒有改變，他大概都還會再犯同樣的毛病，像家暴一樣。
李唐：對！其實我覺得在人世間的一個道理、正義觀來說，像這樣的事情，人世間的制度，都沒有辦法去為這個事情做一個裁判、做一個判決的話，事實上這種事情就等於是還沒有完。
我們想像一下，假如說納粹德國，我們昨天在節目當中舉了一個對比的例子，如果納粹黨還存在，即使希特勒已經死了，但是如果納粹黨還存在，而且還是現在德國的一個執政黨，當它把德國的經濟搞的看起來還不錯，然後大家就說納粹已經變好了，那過去它殺猶太人的事情我們就不要再計較了，如果歷史是這樣的，妳會覺得怎麼樣？
李樂：我覺得不太可能。
李唐：不太可能對不對？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那不可能的嘛！但是這個歷史現在就正在發生著，只不過它不是納粹而是中國共產黨。
李樂：像你剛提到的這個例子，我就想到一個事情，如果納粹今天還在，這個黨還沒被結束掉，它還在的話，我想它接下來第一個要面對的，一定是它殺那麼多人的清算，然後會被要求解黨。
李唐：如果以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狀況來說的話，事實上就等於是納粹不但沒有被清算，而且人們還會說：｢哎呀！那些殺猶太人其實是陳年老帳了，不要再去算這個帳了｣，對不對？
其實現在對於中國共產黨，大家的態度不都是這個樣子嗎？所以在這個部分，我之所以還想要提出來講，就是因為我覺得很多人真的會陷在自己某種情感的喜好或者自己某種利益的所在，對於中國共產黨，去找各種理由來幫它開脫。
李樂：對呀！我覺得你講這個部分，對於一般民眾，沒有去大陸投資或者是和中國大陸沒有很深關係的人，他們心裡其實也都會覺得說｢不要再講了吧！反正共產黨也會愈變愈好啊！｣，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從媒體或者是從報張、雜誌上面得到結論，那是一個很片面的部分，你沒有辦法用那麼幾條消息來了解整個中國。
李唐：當然我們這邊也不否定說中國共產黨可能會變好，但是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變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準是，它要不要把它自己放到歷史的審判台上面被審判，如果它今天願意去面對這段歷史，那我相信它是有想要變好的動機在那裡。要不然，其他的所有做法，包括口頭道歉，其實那都是表面工夫而已。
中國共產黨對於過去所做的事情，事後去做平反也不是沒有，事實上也常常在做平反。比如說，它們文革的期間做的很多事情，或者像｢反右｣，對於反右所做的很多事情，事後也都有平反。但是那又怎麼樣呢？它自己做的事情然後自己去平反，這是完全沒有辦法取信於人。
就好像今天一個人犯罪了，然後他寫一篇文章自我檢討，對於被他所危害的人說一聲道歉，甚至連聲道歉也沒有說，只是說他當時不應該害這些人，那就沒有事了嗎？可以這樣嗎？
李樂：不行！那我們當然也是藉由《九評》的討論，裡面講了非常多的事實而且是其來有據的。
李唐：那我們今天繼續我們《九評之七》，文本的內容的部分，我們今天就開始談他的第一節，它的第一個特色就是「殺人如麻」，這就是他第一節的標題。
〈朗讀〉
一、殺人如麻
毛澤東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換句話說，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經下定了實行「暴政」的決心，並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以下僅列舉一些運動為例。
(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什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朗讀結束〉
李樂：目前跟大家談到｢鎮反｣和｢土改｣的部分。
李唐：中共的殺人歷史裡，第一個它的特色是殺人如麻。在歷次運動中都殺了非常多的人，我們剛才為各位聽眾所誦讀的，是建政之後不久之後的｢鎮反｣。所謂｢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接下來其實還有｢三反五反｣、｢ 大餓荒｣、｢文革｣、｢六四｣、｢法輪功｣，這都是中共在歷次殺人運動當中的一些歷史的基本紀錄。
我們在誦讀這段當中，我們看到在1950年3月時候，中共中央發出了一個所謂的「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我們看到它是在1949年10月建政，然後在1950年3月，就是說還不到半年，就開始要殺人了。
甚至更早來說，在還沒有建政之前，毛澤東就有文章指出，要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絕不施仁政｣，在還沒建政之前，其實就抱定要殺人，一建政不到半年就開始實行殺人計劃。
李樂：會不會有人也認為說，其實也還……就是有可能是這樣子來思考的，因為這個黨上台之後，比如建立自己的人馬，或者稍微清除前黨的舊勢力之類的。
李唐：我自己來看，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我是覺得從最根本來說會有這樣一個觀念，就是透過政變的方式，軍事政變的方式，就是非和平的方式獲得政權，一定要把他的政敵給消滅掉，要不然他就沒辦法穩固。
中國古代孔子講：｢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你今天政敵是對你不服，但是這個不服是為了什麼不服，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到死他也不服你，還是說是什麼樣的因素他不服你，我覺得這東西是有差別的。
如果今天他是因為你的本質就是不好的，或者說你施行暴政我不服你，那這個不服其實是你自己要檢討的。
今天沒有很好的思想，沒有一個很好的制度，那我不服你，我覺得這個就是自己要檢討的，自己應該要去思考。我如何建立起一個好的制度或如何開始為人民謀幸福，跟過去的政敵之間，大家是不是有可能逹成這樣子的一種共同努力的協議。
除非無論如何就反你反到底，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基本上是沒有的，因為人基本上是有他的理性跟理想在那邊的，而理性和理想事實上是可以去溝通的。這是第一個層次。
那我覺得第二個層次，即使是殺人，我們看到其實經過軍事政變殺人的很少，除了共黨國家之外，在一般的國家來說，它殺人的範圍很少會擴及到社會上，很少會擴及到民間。在國家的高層之間可能來一場腥風血雨，換掉一批人，但是很少會擴及到整個社會。
但是在中國共產黨政權裡頭，它卻是擴及到整個社會。所以我們看到「鎮反」跟「土改」，不是只殺狹義的政敵而已，而是殺社會所有它覺得會對它構成潛在威脅的人。
李樂：我覺得《九評》這邊有提到善霸、惡霸跟不霸。
李唐：那是很好笑的一件事！
李樂：我就覺得怎麼那麼離譜，它就要殺人然後還幫他做個名字。
李唐：就是不做壞事也是霸，那就是不霸，為什麼是「霸」？就是因為他有土地他就是霸。它們認為有土地的人都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所以都叫做霸。
共產主義理論裡面有一種非常極端化的思想，因為它們對於私有財產是抱持極端反對的態度，所以任何人只有要一丁點的私有財產，它們就認為那是罪惡。
所以你今天有一塊土地，即使你沒做壞事，它都覺得你那塊土地是幹壞事得來的；即使你沒有幹壞事它也會覺得那是沒有被抓到，所以你沒有幹壞事那叫做不霸，但是你還是霸。
我們看到鎮壓反革命，它說殺的是所謂的殘餘國民黨份子，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這裡面有很多，這邊有講到，他只是當時內戰時候被「抓丁」。所謂的被「抓丁」就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出了男丁去當兵了。
即使他真的入了黨了，但是在這個之後，他是不是有做它所說的反革命的行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這邊說，事實上它是以反革命分子去殺他，以他那樣的出身就來殺他。
李樂：我覺得一直走到現在，也許我們對於中共了解的越來越多，可是從一開始或者從它49年還沒有建政之前，它其實就已經開始有殺人的紀錄。
因為有一次我跟一位老先生在談話的時候，他提到說在49年之前，他們村莊在共產黨進來了之後就開始殺地主。
李唐：這個我也聽我父親說過。
李樂：後來國民黨反攻的時候，大家又恢復原來的樣子。就等於說從49年之前到第一場「鎮反」，我們都沒有辦法把它視為是一個理所當然或者視為一個常理來說。反正政黨輪替就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只好認了。
可是從這裡面我們可以了解殺人如麻已經變成它一個本質，一直到現在、到去年都還有這樣子的事情。
李唐：在這裡面有很多、很荒謬的殺人方法，比如說這裡面提到了：毛澤東就說要殺千分之一的人，後來在歷次的運動當中還有一場運動就說要殺千分之五的人。
千分之一和千分之五到底是怎麼算出來，其實根本沒有一個所謂的客觀的依據，這完全是毛澤東個人政治上的計算，算一算覺得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五的人殺了可以鞏固政權，然後可以震懾人民因此就定下來了。
比如像千分之五這樣子的比例的話，其實我們想一想，事實上這個千分之五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政治陰謀，為什麼？如果它今天殺的人多的話，比如說我定了百分之十就是一成的人，社會上會有百分之十的人就處在惶恐不安，事實上會超過百分之十的人處在惶恐不安因為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那百分之十，所以它的比率會很高。
那這些人可能想說與其一死不如拼了，這時候他可能反而會被反撲。那它今天定所謂的千分之一或千分之五，大家也一定會惶惶不安，但是那個恐怖的程度是一樣的，就說他不知道他會不會是那其中一部分。
但問題是人少，那個比率又少，所以大家就不會產生不如拼了的想法，即使他今天要拼他也可能想說：只有千分之五的人，那千分之五的人怎麼拼得過其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五的人呢？那他就算了，就會任其宰割。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政治手法。
李樂：你這樣解釋我才大概稍微了解說為什麼它要定一個千分之幾。
李唐：而且以中國的人口來說的話，這邊有講到當時中國的人口是六億，那事實上六億，千分之一就是六十萬，六十萬人頭落地已經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另外在這裡談到「土改」就是所謂的土地改革。他這邊提到台灣政府的贖買的方式，在這邊我們稍微跟聽眾朋友解釋一下。
我們知道台灣的土地改革它歷經幾個階段：第一個階就是三七五減租，三七五減租時其實還是維持著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租佃關係，只不過他降低了佃租，規定地租的上限是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就是降低了地租，就叫三七五減租。
接下來是「公地放領」，地主還是有土地，我先不要求地主把你的土地放出來，我先把公有的土地拿出來放領、拿出來分掉，到最後他才做所謂的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就是他要把農村的裡面的佃農制度給取消掉，也就是說讓這些佃農都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所以叫耕者有其田，讓他們都變成自耕農。這個時候他當然就要去分到既有地主的土地，讓佃農變成自耕農。
那當時台灣政府要推動這樣一個政策的時候，當時台灣政府沒有那樣子的財政力量，去跟地主把土地買過來然後放領給佃農，他沒有這個財政力量。那他透過了一個方式，就是把當時一些公營公司、主要在當時有四大公司，把公營的公司的股票當作是一種補償的方式，把這個股票給了這些地主。
所以這些地主一下從地主變成了工業資本的股權的所有者，也就是變成了工業家。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很有名的什麼水泥，就是他們從耕者有其田的時候拿到股票做為補償所發展起來的。
李樂：所以整個過程是很和平的。
李唐：很和平。一方面他實現了佃農擁有土地，那另外一方面地主不但獲得了補償而且地主的投資從早期的土地轉到了工業投資去。那麼工業也因此開始有所發展，所以他是透過這樣一個方式來做的。
李樂：但是在中國大陸它採取了另外一個方法。
李唐：它採取了殺的方式。「殺」除了立威之外，其實是要殺掉在廣大的農村當中，對於農村社會真正握有控制權力的鄉紳。
李樂：接下來的部分就是它代替上去。
李唐：對，它要代替上去。其實在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人類學家或者也可稱他為社會學家，叫做費孝通，費孝通他是世界很有名的一個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的學生。
費孝通他有一本書叫做《鄉土中國》，在這本書裡頭他就有說過，他說：傳統中國的政治，皇帝他的權利只能到縣衙門口，縣衙門以下這個廣大的社會事實上是宗族自治，就是由鄉紳去統治的，所以鄉紳才是中國最基層社會的實際的統治者，而不是皇帝。
所以以前我們大家講天高皇帝遠，真正的意思是這個。而不是什麼悠閒的田園生活的意思。宗族是由鄉紳來統治的，那這些鄉紳大部分是地主，這些人的存在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的話，鄉紳會成為它統治上的一個障礙，所以就要把這些人透過土地改革做為一個藉口，把他們給殺了。
這個土地中國共產黨拿到之後，很短的時間裡面它放給了農民沒有錯，但是馬上又收回來了。所以它的目地根本不是為了讓農民真正有可耕作的土地，而是第一個為了殺人；第二個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有效統治；第三個獲得一批錢財；第四個為了震懾百姓。
李樂：明天我們還會繼續跟大家談一談，中共帶給中國人多少次的幻滅呢？
李唐：今天因為時間的因素我們必需要告一個段落，在下一次節目當中我們再繼續跟各位聽眾朋友來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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