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谢宗延，陈修文报导)民歌，顾名思义就是民间的歌，人民的歌。《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民歌辞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者歌其情”，人们用民歌来歌咏生活，抒发情感。作为一种民间世代相传的艺术形式，民歌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几十年来被共产党盗用、强占，成了其歌颂文化的一部分。仔细想来还真是，中共每一代领导人，都有一首为其歌功颂德的歌， 像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歌唱华国锋的《交城山》；赞美邓小平的《春天的故事》；赞颂江泽民的《走进新时代》。据说近来又有了颂扬安徽籍胡锦涛的《黄山颂》，但愿不是又一首民歌被占用。至于其他为歌颂党和领袖而被篡改了的民歌，就更是数不胜数了。不久前读到一篇作曲家汪成用先生的回忆文章，像当年的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汪成用先生在文革中也曾一度狂热地投身于“歌颂文化”，并以交响诗《吕梁山回想曲》参加了“上海之春音乐节”，他以他的亲身经历对那个歌颂年代的历史进行了反思。
汪成用，北京人，1990年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音乐博士学位，曾多次在美国及国际作曲比赛中获奖。近年来他为美国芝加哥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很受听众喜爱。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汪成用的故事 — 走出红海。
【林丹】随手翻开《黄花岗》杂志第十期，一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走出红海》，文章的开头儿是这样写的：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那种北京人特有的调侃和幽默，让我忍俊不禁,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继续往下读……
【旁白】一九七六是个多事之年，凝重的气氛笼罩着全国，人们机警地从报上的字里行间捕捉弦外之音，小道儿消息成了民间新闻。尽管一再“辟谣”，“谣言”却多数成真。终于有一天真出大事了，也许是因为大大超出了国人的承受力，人们竟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特大喜讯”被印成了铅字，大家才如梦初醒般地蜂拥上了街,一时间京城酒贵。
【李光曦《祝酒歌》】(唱)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难忘记，杯中洒满幸福泪。
【汪成用】当时感觉呢就好像过去的一切都是应该由四人帮负责，只能认识到这种程度。造成我们这么深重灾难的四人帮倒台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春天，群情激奋，全国上下如此，音乐界如此，但是这个思维是不会变的，当时思维还是沿续过去的思维，过去是用某一首歌来歌颂毛泽东，现在只不过把歌颂的对象变一变，由毛泽东变成华国锋。但是，还是要歌颂。
【旁白】一个“东方红”的时代, 如果没有热情的歌颂，音乐便没有了语言。而一旦有了歌颂的热情，喋喋不休的就不仅仅是音乐了。人们像上足了发条充足了电般地、持续地亢奋着，就在英明领袖登基的那一时刻，我立了个大志：写一首史诗般的交响曲。
【汪成用】《交城山》这首民歌，是我从小很喜欢的一首民歌，是一首很质朴的山西民歌，历史很悠久，据说是从明清时代，有几百年历史。 原始民歌非常朴实，就是老百姓唠家常吧。但是能够唱得你心动。
【郭兰英《交城山》】(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交城浇文水。
【旁白】你一定记不起母亲的第一次微笑。就像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的《交城山》。
【汪成用】我从小听，我现在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听的。我姐姐一天到晚就唱这首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
【旁白】交城，山西吕梁山东侧的小县。穷山恶水却有其原始的诱惑，那一抖落就掉渣的土味散发着迷人的拙朴。
【汪成用】(唱)灰毛驴儿上山，灰毛驴儿下，一辈子儿也没坐过好车和马。
【郭兰英《交城山》】(唱)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蓧面烤姥姥, 还有那山药蛋。
【旁白】几句家常话，竟能唱得鼻子发酸。似秦腔样的高亢，如晋剧般的婉转。交城虽穷，却穷得楚楚动人。贫瘠的水土又养人，又养曲儿。本色的歌加本色的人，那魅力就没法挡得住了。穿着开裆裤傻听郭阿姨唱歌的我当然想不到，《交城山》竟在 一九七六这般地红火，只因“英明领袖”是山西交城人，《交城山》便姑娘出嫁似地坐着轿子进了京城。
【李谷一《交城山》】(唱)交城的山唻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咱们的华政委。
【旁白】第一次深切地感受了音乐的超功能。仅几音之差，升太阳的地方便由陕北迁去了山西。 虽然我没有赶上从《芝麻油》里提炼《东方红》的年头，可有幸赶上了新《交城山》的岁月。能称得上“英明领袖”的多少年才出一个，千载难逢！
【汪成用】七六年以后吧，因为当时的那个政治形势，加上我本人确实有冲动，所以就想写这个以《交城山》这首民歌作为主题。写一首交响性作品。那么经过反复思考，反复和老师讨论，最后就叫做《吕梁山回想曲》。因为当时，华国锋就在吕梁山一带游击队嘛。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就问老师，我说我该如何入手。我当时不过是个学生嘛。 我的作曲老师就给我推荐了一批作品，给我开了一批清单，就这些作品对你会有帮助，你要看。其中有一个重要作品，就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写的一个大合唱，叫《森林之歌》。
【旁白】德米特里.肖斯塔克维奇是二十世纪著名作曲家，一九零六年九月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一九七五年于莫斯科病逝。肖斯塔克维奇一生主要生活在前苏联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包括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以及歌剧《马克白夫人》等。他的清唱剧《森林之歌》被官方定为苏联音乐的“样板”。
【汪成用】这个《森林之歌》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讲，不是个重要作品，但是中国的作曲界都知道它。就因为他这个歌, 歌颂了斯大林，歌颂了苏共领导下的植树造林。这个作品写于一九四九年，那么这个作品写完以后，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来说，他甚至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像污点一样，他做了这件事很不好意思。但是中国动作非常快，在五一年，马上就把这个作品译成中文，以后就对中国几十年的合唱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作曲界对这个作品也很熟悉。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作品它符合了中国的政治需要。.所以被中国官方所推荐、所宣传 。
【肖斯塔科维奇《森林之歌》】（词略）
【旁白】一九三四年四月，苏联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中。此后，这一原则便成为苏联所有艺术创作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如果说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揭示的是人性，那么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则宣扬革命。
【汪成用】这个观念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限制现实主义, 因为现实主义，它的本质是批判的。所以当一个政治团体，它在夺权的时候，或者在夺权的初期，现实主义是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因为它是批判旧世界嘛，但是，一旦当这个政治团体掌握了政权，坐稳了江山，现实主义就显得有点讨厌。它的批判性就不那么适用。所以苏联在一九三四年，当它的政权已经稳固了以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的本质呢就是提出了文艺要为党的方针路线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属于人民大众，是这么一个观念。在这个观念之下，实际上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恐怖。用党性对人性进行压制。那么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人呢，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之后，他在一九三六年写了个不识时务的歌剧。这个歌剧叫做《马克白夫人》，它实际上就是沿续了过去那种批判风格，用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用小说改编了一个歌剧，那么写出以后，经受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是斯大林亲自地批判。
【肖斯塔科维奇《马克白夫人》】（词略）
【汪成用】当他的歌剧被批判了以后，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他天天把他的生活必需品，收拾在一个小皮箱里。时刻准备走，什么时候秘密警察来找他，他就准备走。那么一走，下场就是不堪设想。肖斯塔科维奇周围的那些朋友，大概起码有四个人，不但被抓走了，而且丧生了，这就是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造成的一种文化恐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政治形势，把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一种两面人，一种人格分裂的人，他当面讲官话，把自我掩盖得严严实实。他只能通过无标题音乐，这种音乐的特殊语言来曲折地表现自我。
【旁白】音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标题音乐，音乐的内容往往就是标题本身。另一种是无标题音乐，是根据纯交响音乐法则写成，它很难用言辞对其进行“翻译”，而是要由听众去联想、去感受。
【汪成用】无标题音乐，像第几交响曲，这都属于无标题音乐。但是像《森林之歌》或者《马克白夫人》这样就不属于无标题音乐，属于标题音乐。那么这种音乐它有其他的文学的辅助手段，来产生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像合唱，像歌剧。所以他说了什么话，他赖不掉的。比如说《森林之歌》歌颂了党的方针；比如说《马克白夫人》宣扬了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那这些，他说了就说了。别人批判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无标题音乐就不同。换句话说，他可以在无标题音乐中贩卖他的〡私货”。
【旁白】你可以从音乐中听出喜怒哀乐，但绝听不出喜怒哀乐的理由。在无法解释或任意解释的情感背后，是肖斯塔克维奇还原自我的广阔空间。
【汪成用】也就是说，他只得以“标题音乐”来表态，来与党的要求保持一致。同时又用“无标题音乐”来曲折顽强地表现自我。为了在专制统治下的文化恐怖中生存，他不得不“人格分裂”。
【旁白】翻开张老师规定的必读作品《森林之歌》，扉页上的文字让人肃然起敬。
【肖斯塔科维奇《森林之歌》】（词略）
【旁白】这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得奖作品，倾听、接受了群众和党的批评后的第一部作品。
【旁白】当乐曲在辉煌的合唱声中结束时，激动中生出个不该问的问题：他为什么受批评？老师吞吞吐吐，似乎有种难言的神秘。
【汪成用】那为什么写《森林之歌》？《森林之歌》是在四九年写的。他第一次是在三六年被批判。那么事隔十二年，当时苏联掌管意识形态的一个党魁，叫做日但诺夫，再一次在苏共发动了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批判。因为当时他认为，苏联的自由主义思想又有所为那么肖斯塔科维奇的《马克白夫人》再一次被拎出来，作为靶子批斗。那么他第一次算是混过去了，三六年的时候，他算混过去了，他怎么混过去的呢？他写了一个《第五交响曲》，用《第五交响曲》来回答党与群众的批评。那么这一次他再写一个交响曲认错已经混不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一个《森林之歌》。《森林之歌》的结尾是〡光荣属于列宁的党，光荣属于英明的斯大林”。
那么这些事从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种悲哀， 他完全是违心写的。他写了以后，他觉得，我实在是丢了人。他自己从来再不提了。但是, 我书中说“覆水难收”。他自己是不提了，但是半个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为它喝采。中国马上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这个作品影响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合唱创作，一直影响到我。我在中国的时候，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森林之歌》，也很感动。气势磅礡，对党的歌颂，对领袖的热爱。所以说，我后来写《吕梁山》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这样一种音乐的影响。
【旁白】可没人强迫我写《吕梁山》。 怀着满腔的兴奋过度，我构画着交响曲的草图。钢琴上敲打出的是营养不良的自我陶醉，无知者无畏，一代感情的富翁，信息的穷人。
【汪成用】我是在肖斯塔科维奇无奈的苦笑中吸取养分。但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的《吕梁山回想曲》就是我受肖斯塔科维奇这种曲折的，一种扭曲的人性影响之后写出的作品。 这个作品最终又把我给扭曲掉了。使我不自觉地在红海中翻滚，翻滚到了高潮，就写出了这一个歌颂华国锋的一个交响曲。
【旁白】张老师神秘地向我透了点风，繈褓中的《吕梁山》, 居然被一九七八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选中。
【汪成用】没想到因为政治上正确，作为一个学生，我才上音乐学院才四年嘛。作为一个学生的毕业作品，居然就被选中了，选中了一九七八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当时来讲，老师说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这个音乐节在全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节，而且影响非常大。什么人都想挤进去，也不那么容易。我作为一个学生，没有任何背景， 就因为写了个《吕梁山》就被选中了。 一时间，我的名气很大.
【旁白】上海音乐厅的舞台上，随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潇洒地一甩头发，《吕梁山回想曲》在激情中达到了高潮。如果指挥是时代的钢琴家。《吕梁山》就是个合格的琴键。那一晚, 我坐在井底，观赏着头顶上的蓝天, 感动。
【汪成用】一个非常短暂的“成就” ，大概不到两年时间，《吕梁山回想曲》大概一九七八年演出，华国锋不到两年就下台了。
【旁白】本来是早该出名的。可运气不好，“成名作”所歌颂的对象昙花一现。他自己短命不说，还耽误了我出名。
【汪成用】但是很快，这个作品就无声无息了。因为我的命运，它不是孤立的。我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我的所谓成就，它是附庸于政治形势，当我所歌颂的对象，一旦像冰山一样倒塌，我的成就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那不是真的成就。
【旁白】命归命，无奈中却悟出了个理儿, 水土生养民歌，民歌贵在本色。相思也罢，诉苦也罢，阿哥阿妹也罢，人家土得心甘情愿，怡然自得，你干吗非 要逼她改嫁呢？ 就如《交城山》扔了山药蛋改姓了“华”，结果只能是短命。
【汪成用】一个领袖出来，要（有）歌颂它的歌曲，要（有）歌颂它的音乐。那过去《东方红》呢，就被毛泽东占有了。就是非他莫属。《东方红》就是歌颂毛泽东的。那么很自然的，华国锋上台了，就要有歌颂华国锋的音乐。
当时一个老师，我记得很清楚，他很激动。因为华国锋一上台以后，马上，我记得是北京的一个作曲家，就把《交城山》改了一下词，配成了四声部的合唱，就开始演出。那个老师就说，哎呀，说《交城山》是新时代的《东方红》。这句话对我印象非常深。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用某一个歌曲来作为一种符号来歌颂某一个领袖，这个思维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歌颂的对象从毛泽东转向了华国锋。
【旁白】 民歌最初是一种语言，语言和行动节奏化，逐渐就形成了旋律。
【汪成用】越是山山水水，地形复杂，这种地区民歌越多。 为什么呢？ 人们之间要交流，比如说，隔着山，隔着水，人们之间要讲话，怎么办呢？喊。一喊的话就会有音调，就会有抑扬顿挫，慢慢就有了旋律。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山歌，尤其是山歌，很多劳动号子，它最初语言的痕迹非常强，它是从语言一步步发展来的，所以词和曲不能随便分开。你分开了以后就不是它了。
在戏曲中间，或在民间音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注意不要倒词。“倒”是那个倒下的倒。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语言中间有阴阳上去，有四声。你在配合曲调的时候，你曲调要表现语言的阴阳上去。不能你把这个关系弄倒了，那别人就听不懂。
我举个例子，就说《交城山》，它的第三段，（唱）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蓧面烤姥姥, 还有那山药蛋。”这个词和曲，非常贴切，就使我不讲的话，我唱的什么词，你大概能听懂。蓧面，是山西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粮食。蓧面烤姥姥是一种食品，还有山药蛋。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改成“游击队”以后啊, (唱)“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你听，“游击队”这三个字就不是“游击队”了，变成“有几对”，它四声倒掉了。
【旁白】优美动听的民歌，脍炙人口， 代代传唱，原本是人们共同的财富。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歌儿怎么就被 “专用”了呢。没了个人的喜怒哀乐，剩下的就只有千人 一面,万民同声的“颂歌”了。
【汪成用】那《交城山》这个民歌，它的改编过程，我觉得非常明显是一种党文化对文化资源的掠夺。明明这个歌曲，它的词和曲是统一的，是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的。你把它分割开来，填上新的词，这变成了一种文化掠夺。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姑娘出嫁了，小两口生活得好好的，你非得逼她改嫁。不让它吃山药蛋，你非得逼它姓“华”。这实际上对民间文化的一种极大地破坏。那么还好华国锋没有像毛泽东执政时间那么长，那如果华国锋真是执政到今天呢? 我想原始的《交城山》就没人知道了。谁都知道，交城大山里出了个游击队，有个华政委，只能知道这个。就像现在有谁知道《东方红》的原始曲调是什么。
《东方红》的原型是个《芝麻油》，也是一首非常好的陕北民歌。好像是，（唱） “芝麻油， 白菜心儿， 要吃那豆角就抽筋筋。三天不见我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哟我的三哥哥。”大概是这样一首民歌，那么现在谁知道？知道的人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是《东方红》，即使不要词，你光听曲调，别人一听这曲调，噢，这是歌颂毛泽东的。 就是它已经把民间文化，文化遗产，占为己有，一种文化的掠夺。
【旁白】我，生活在一出活的历史里，一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可我却麻木得没有一点历史感。因为我不知道，也没有能力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我像井底之蛙赞美着蓝天，可是井边正在流血。多年之后，我从井里跳了出来。惊讶，愤怒，目瞪口呆。如果有选择，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活一遍。
【旁白】一口气读罢全文，总有些意犹未尽, 掩卷沈思，体味著作者的深意 – 走出红海。
（推出片名） 走出红海
【林丹】汪先生您好，看到您在《黄花岗》杂志发表的《走出红海》这篇文章，觉得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同时我们也特别想知道您是为什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的“红海”，到底是什么？
【汪成用】大概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时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一些中学生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把老师打死了，打死之后用老师的血在墙上写了几个字，叫“红色恐怖万岁”。在这之后顶多两三年吧，江青开始提倡所谓的“红海洋”。“红海洋”就是把毛泽东的语录；对毛泽东的宣传画；歌颂党，歌颂领袖这样一些标语，写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叫做“红海洋”。这两件事很奇怪，一个是恐怖，一个是歌颂，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它用一个“红色”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个奇怪也不奇，怪，歌颂也是一种恐怖。所以我想“红海洋”，第一个意思呐，从狭义上来讲，我想讲在文化革命期间，一种歌颂文化；一种党文化所造成的文化环境。这是狭义上的。我们从小听到了什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从广义上来说，这个“红海”我想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吧，就是共产党五十几年来，或者说再说的远一点从三十年代以来，苦心经营的一种文化环境，一种文化体系。在有你可能也知道我，在故事结尾我用了一点《圣经》的故事，那是地理上的红海。《圣经》上讲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到耶路撒冷去，在面临红海的时候，后面有追兵走投无路，这时候突然奇迹出现，红海分开一条路，摩西带领众人走出红海。我用了一点这个意思。
【林丹】那您认为中国人怎么样才能真正地走出“红海”呢？
【汪成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这么讲吧。我把艺术比做一个人，艺术这个人最近五十几年实在太辛苦了。谁都找它，各种各样的运动都要参加。今天它要歌颂，明天它要打倒，歌颂你的敌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它没有独立的人格，它必须做政治的附庸。那么非常可悲的是，我们今天仍然在沿用这种思维，我们仍然把艺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作为想表达我们某一个政治概念的工具，始终不让它独立。我觉得要想真正走出红海，要想真正和党文化决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艺术这个人清闲几天吧，给它一点个人的人格；给它一点自由；让艺术再回到艺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走出红海的方法。总而言之，就是要还艺术的本来面目，让艺术完全独立。
我们现在人不在中国这个红海之中，我们人来到了美国，可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文化根基，一切，一切，似乎还留在红海，我们还在很艰难地走出红海，而且，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和党文化决裂，我们不仅要走出红海，而是要让红海彻底干枯。那么中国现在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但我本人坚持理想主义，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从红海里走出来，也最后一定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党文化的决裂，使这个红海彻底干枯，使我们在传统的、优秀的东方西方的文化中如鱼得水。
【林丹】汪成用先生的故事讲完了，也许您没有与他相同的背景或经历，然而只要您是喝狼奶长大，在红海洋里翻腾过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带有着它的痕迹，即使我们现在已身在海外，也无一能幸免。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当您参加您旧时朋友的聚会，茶余饭后，大家要一起唱唱歌时，您唱的是什么歌？当您在厨房或是什么地方忙碌着时，不经意地哼的是什么曲？时光穿梭,岁月流逝,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走出地理上的红海已不再是难事，然而要走出思想上的红海，却是任重而道远。正像汪成用先生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与党文化彻底决裂，才能使思想上的红海干枯，并最终走出红海。让我们与汪成用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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