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耿松:中国真的需要“用兵千日”吗?

吕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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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1日讯】自胡锦涛上台后,当局频繁出动武警部队,名曰维持社会稳定,实则镇压公民维权,不少武警官兵将此讽刺为“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中国俨若进入了战争状态。进入11月份以后,中国国内维权形势徒然紧张,从11月8日到16日,福建莆田、山东济南、广东顺德、广东汕尾、北京、四川广安、南充、甘肃庆阳等地区分别因征地贪腐、侵吞国有资产、捉狗及医疗事故,引发至少七八起数千上万人规模的群众抗议。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军民冲突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与此相适应,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军队迅速直接参与对抗暴民众的镇压打开绿灯。该《应急预案》规定,军队参与处置的重大突发事件包括下列五种:1:军事冲突突发事件;2: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3:处置重大恐怖破坏事件;4:参加抢险救灾;5: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这项由中央军委颁布的预案,第一次为军队参加处置突发事件进行了规范,为军队参与有关行动提供了有效依据。海外分析人士认为,该《应急预案》,尤其是第二点“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和第五点“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为中共军队迅速直接参与对抗暴民众的镇压开了绿灯。

11月6日,中共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会召开了200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会上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2.1%。这个统计数字引起海外观察人士的怀疑,有人以掩耳盗铃来形容中共当局的这一说法。刘金国话音刚落,11月8日,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就发生了几万民众冲击医院与武警对峙的暴力冲突;同一天,还发生了广东顺德三洲村的大型粮仓近万名村民围困近三百名官员的群体事件。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东起福建,西至四川,南及广东,北达京城,中国大地燃起了熊熊的抗暴烈火,广大民众抑压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在这些抗暴维权活动中,四川、广东、福建、甘肃等地都发生了扣押官员事件,像这样大规模扣押官员的事在以往的维权活动中是比较少的,这说明官民冲突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胡锦涛的“和谐工程”即将面临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刚唱完“和谐颂歌”的胡温政权就不得不依赖于刺刀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也就匆匆出台。但是,出台这个旨在镇压民众维权的政策对共产党当局来说并非聪明之举,这是一把双刃剑,其造成的后果很可能给它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对此,著名政冶分析家方觉先生在《不要动用军队处置国内冲突》一文中指出,该《预案》表述的中国军队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五项任务的第二项(协助地方维护社会稳定)和最后一项(参与处置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显然不是军队的恰当任务。他认为维护地方社会稳定需要采取政治对话手段、社会保障手段、社区调解手段,而不能靠纵横驰骋的野战军来维护。从法律的角度看,《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有关军队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二项任务和第五项任务是缺少宪法依据和法律授权的。他说:“正确处置民众抗议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民主选举以便产生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和监督的各级政府领导人;全面、认真地清理公众深恶痛绝的普遍的腐败;有力地调整财富分配以缓解贫富两极分化;推进行政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以保护民众的合理权益。中国的一些领导人不想在这些根本性的改革领域作出实质性的努力,而是想选择使用军队的力量去平定民众的抗议,如果这样做只会激起民众抗议越来越增多、越来越持久、越来越扩大,只会导致中国军队滑入干预社会的方向,只会造成中国的政治倒退,只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有“在紧急情况下,师团级以上部队可以越级报告情况,上级也可以实施越级指挥”的规定。这样的规定,破坏了使用军队的常规。一旦军队介入社会事务,而将军们又有不受节制的权力,那么,内战和分裂就将不可避免。

出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并不表明中共强大,相反,暴露了它外强中干的本质,显示了它骨子里的虚弱。几个月来,中共中央以中纪委名义要求县团级单位组织收看由胡锦涛的亲信、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笔名肖黎)主导的内部影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亦称苏共亡党警示片,党员观后要参加讨论,并向上级提交讨论记录。该片分八集:“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苏共的党风”、“苏共的特权阶层”、“苏共的组织路线”、“苏共的领导集团”以及“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路线的应对”。这是胡锦涛“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际上是内部整党运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又一重大举措,内部讲话直接称是避免“亡党”、挽救“危机”的大事。由此可见,中共专制集团对它目前的处境已经非常清楚。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独裁统治,它不得不借助、求助于军队。去年8月一个月内,中共当局以党、政、军三名义连续发了五个文件,强调要“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加强“各军兵种、军事国防系统干部政治思想、政纪、军纪考核、鉴定”,要“加强军队党组织、政治部建设”,对“组织、参与或者支援社会上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串联上访活动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等等。此外,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在《求是》杂志、《解放军报》等撰文,强调“军魂教育”,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通过提高军队干部工资来收买军心。但是,这些措施很难收到实效,军队绝对效忠于一个政党的日子事实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见惯了大贪大腐的军人也不会被几个工资所收买。现在,军队中向往民主,同情维权的官兵也不在少数。军队如果长时间地介入社会事务,很可能会同民众结合在一起,其中的一些中下军官及士兵会站在民众一边,这对中国民众来说,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来说,未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也要警惕一些有野心的将领同地方官僚和富商结合,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

最后,还要引用一句方觉先生的话:每一个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和人权形势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军队参与处置国内冲突的危险规定——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原载《民主论坛》2006年11月20日)(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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