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9日讯】中国大陆若干拔尖的青年男女学生，放弃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习的机会，接受香港大学的招手抵达香港，在广东话弥漫的香港大学深造。有人以为这些年轻男女学生既然选入香港大学，应该对香港开放认同、对香港自由赞许、对西方的民主人道有正确的认知，但从网上看了一篇介绍这些青年学生谈吐的文章，得到的印象则完全相反。
这些来自大陆的顶尖青年精英，在公开座谈会上，对八九民运、六四屠城有着与香港人及海外华人不一致的看法。他们不批判下令开枪屠杀学生的中共干部，不谴责以坦克车辗压青年学生的军人；相反，他们认为青年学生犯了错误，咎由自取。他们说，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看了不少材料，也做过深入研究后才确认。看他们理直气壮、雄辩滔滔的言谈，比中共宣传机器散布的谬论更令人相信，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大批青年学生到国外求学、就业、定居，也有不少人受完欧美教育返回中国大陆为社会主义建设效力。于是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湾老一辈的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这些来到国外的大陆精英享受过自由生活，体验过民主制度优越性后，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世界观，他日回国掌权必会促使中共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像俄罗斯人与东欧人一样和平演变，回归到自由民主阵营，解除对自由世界威胁的共产枷锁，达成真正的世界和平。
幻想毕竟是幻想，真实的情形是：这些青年精英在马列思想启蒙浸淫下，否定西方政治制度，看不起自由世界的宽容忍让，痛恨民主国家的选举。他们认为那是虚假的动作。
读者先生千万不要以为我上面所说的现象是反讥。过去二十几年来，目睹那些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深造的大量男女精英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切均嗤之以鼻，如果再披上一袭“民族主义”外衣，在自卑心态反射下，自然产生了自大狂傲的言行，他们以为这就是“爱国”。于是“中国可以说不”的谬论被奉为经典，把外界对中共的批评或建言一律说成是“妖魔化中国”。他们像中东那些“文明古国”的愚民一样，主张以“超限战”去对付西方强国，吹捧那些激进份子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恐怖袭击。
在中共蓄意洗脑下，出现最多的是对八九民运、六四屠城的解释。记得○五年十月，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来纽约宣扬他与“胡总书记”相见甚欢的情况。在一个宴会上，有一名仪表堂堂、口齿伶俐的大陆青年人走上台去，先赞扬郁主席的“爱国”表现，然后自我介绍说他在一家名校深造。他说：八九民运发生时，他也是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示威群众之一，他对当局也有很多不满。等到暴乱结束，他来到美国深造，经过深入反思，确定了三件事：一，青年学生中少部分因激进而思想偏差；二，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开枪镇压绝对没有杀人；三，西方传媒的报道夸张歪曲，使国外不少人受骗。他的结论是：“那次镇压是正确的。否则中国今天必然乱成一团，民不聊生，不会有此刻的经济起飞，老百姓也不可能有今天盛世的日子可过。”
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大陆精英，不但推崇“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甚至为“江青同志”平反，对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后的种种祸国殃民政治运动给予正面评价。他们把中共在五十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及土改运动视为建国必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盛世的基础。他们解释说：解放建国初期，社会动荡，恐怖活动频繁，若非镇压，岂会有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大治。毛泽东下达镇压令，目的就是“反恐”。用现在的话说，“毛主席是国际反恐的先行者”。对于有人否定反右，那些精英也有异常的看法。他们认为，在那种意见纷陈的局面下，知识分子是一切不安定的根源。为净化革命阵营，为建国初期的稳定，反右是必需的。
我曾经问过一名发出这种言论的大陆精英：你们这种想法及说法，在中国大陆新一代人中是否很普遍？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有人列举许多血腥斗争、大批屠杀的例证质疑，这些精英无法辩解，便说那是一些陈年往事，没有必要再重复提起，那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妖魔化。
今日中国大陆的精英，也就是将来中共的领导人，一个个胸有成竹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见他们这样得意忘形，不禁想起台湾名作家柏杨先生所说的一句话：“假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世界的灾难就开始了！”信哉斯言！
转自《动向》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