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4日报导】（中央社记者吴思玮台北二十四日电）台北县乌来设置“高砂义勇队慰灵纪念碑”引发各界对过去历史的不同解读，但学者认为，外界在看待高砂事件时，不宜帮原住民解释历史或决定纪念的方式，而这起事件可以让社会大众回顾历史，并重新省思台湾族群问题。
考试院考试委员伊凡诺干（泰雅族）表示，建碑问题涉及泰雅族人 (Tayal)对于历史解释权的掌握、族国想像的建构，以及后殖民论述中殖民与解殖的辩证。
伊凡诺干说，首先须厘清碑的性质是“慰灵碑”或“纪念碑”，同时，须深入了解高砂义勇队事件的历史全貌、乌来建碑的经纬，以及当时乌来山胞公司、建碑委员会与日本相关组织团体的权力关系、设立宗旨等，这是一个复杂、却须积极面对的课题。
他认为，建碑经费主要由日方出资，但如果碑是用来纪念乌来当地的泰雅族高砂义勇队员或抚慰其亡魂的话，较妥适的方式应该由全体屈尺群泰雅族人（mstaranan）集体协商，而不宜由少数特定家族主导；另外，如果碑是用来纪念台湾所有高砂义勇队员或抚慰其亡魂的话，则更应以包容性为处理基调，让相关原住民族都能共同参与。
由于设置纪念碑、慰灵碑或是纪念馆，对原住民族而言，各有看法，伊凡诺干建议，应由当事人或当事人的遗族，将处理方式置入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脉络中，例如泰雅族的gaga（旧惯；祖训）及对祖灵（utux）的崇拜方式。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语文教育学系系主任浦忠成（邹族）表示，历史必须忠实地被呈现出来，但乌来出现日本国歌“君之代”及日本国旗的纪念方式，显然与主其事者所说的“以原住民的立场”相左，整个事件应以原住民的角度来厘清，台湾的组成分子相当多元，希望外界在看待高砂事件时应更加体谅，但也不宜帮他们解释历史或决定纪念的方式。
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孙大川（卑南族）认为，高砂义勇队事件及其他所有原住民历史事件都应该被纪念，而纪念的方式应该由中央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统筹规划适当的纪念方式，而纪念须从人道、人权的角度思考，以平抚高砂遗族的伤痛、慰藉往生者的灵魂，并从中赋予教育意义，让后人正视战争的残酷、记取教训。
孙大川建议，原民会应主动与台北县政府商讨出最适宜的纪念方式，在双方还没有具体共识前，应该暂缓拆除命令，避免不必要的族群误解；而且也应尊重民间团体纪念祖先的方式，让政府与民间的纪念方式并行存在。
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施正锋（汉族）认为，不论台北县谁主政，整个建碑事件都只是例行公事，但从当事人设置纪念碑的立场来看，带有促进地区观光发展的商业性质。
施正锋指出，外界这么激烈的反应与省籍情结脱不了关系，特别是外省人士的反日态度，但从“历史和解”的角度来看，如果外省人士一直要本省人士释怀二二八的伤痛，那么外省人士是否也该对南京大屠杀事件释怀；整个事件中，原住民成了被诠释的客体，各党是否该以同理心看待原住民的历史处境。
施正锋同时认为，国家应该负起正视历史的责任，主动厘清太平洋战争、南京大屠杀、二二八事件等历史真相，而且从外交的角度而言，如果政府已经对中国释出善意，是否也该重新思考与日本的关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古鉴今，“高砂义勇队慰灵纪念碑”事件应该朝向一个良性的发展，且或许诚如施正锋建议，自此开始，大家应该讨论如何促进台湾内部族群以及外交关系的历史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