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最近几年，中国各地传出多起因输血感染爱滋病等传染病的案例。中国爱滋病防治教育人士万延海先生注意到，中国的志愿献血活动往往充满行政干预，这种情况增加了血液不安全的隐患。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与万延海先生的对谈。
记者：万延海先生，为什么您认为98年献血法颁布以后，血液安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呢？
万延海：一个方面就是说，病人在输血的时候感染到爱滋病的情况还是经常有发生。
记者：那这跟献血法有什么关系呢？
万延海：这跟献血法的关系在于为什么献血法颁布之后，血液安全还是没有得到保障？因为献血法里面规定比如说，血液不能经营买卖、血液的捐赠必须是无偿的、自愿的，血液必需要进行爱滋病的检查。
理论上来讲，如果是做到这几个方面的条件，血液安全是有保障的；但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很多献血的情况不是自愿的，它也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血站还是有些经营的一些活动。
爱滋病的检测看来漏洞也很多，有些地方可能对血液也不做实质性的爱滋病检查；还有爱滋病的检测本身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献血都是安全的。这是三个方面的因素。
记者：那万延海先生，您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献血法本身条款的问题呢？ 还是说献血法本身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万延海：献血法本身的条款带来了一些隐患，当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献血法本身强调的血液捐赠必须是自愿的，血液的捐赠必须是无偿的，不能进行血液的买卖，国家鼓励公民自愿献血，并且要求对血液进行爱滋病的检查。
但是这里面占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献血法本身它对于血液的捐赠、社会的动员、血液献血的过程，过分的强调传统的行政命令，传统的行政系统干预的力量，没有充份的利用公民自愿的力量。
记者：这就是说中国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对于献血的动员活动有强迫性的因素在里面。
万延海：事实上现在的社会动员系统在血液安全问题上面带来很大的隐患，比如说在自愿这一点方面，很多单位接到政府的指令要完成献血指标之后，很多单位就会给员工下达指令，比如说要员工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需要去献血，会有一些强制性的任务。
第二个，一些单位给一些员工很高的奖金，如果你去献血给你一千块钱奖金，给你二千块钱奖金，那么这个单位给本单位参加献血人的奖金额度，比我们知道的农村地区卖血的情况高要很多。
实际上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一些单位组织验血的人他们在本单位没有筹集到足够的献血人员，他们和一些卖血的组织和血头进行连系，把卖血的人组织在一起，然后用那些卖血的人去冒名顶替献血的人员，这是一个情况。
记者：就是为了完成本单位的强制名额是吧？
万延海：一个是完成本单位的名额，另外一个就是说再找一些卖血的人，实际上你这些卖血的人给的钱很少，远远低于单位发奖金的额度，这样的话，各个单位的这些组织献血的人本身就有利可图。还有一些人用献血的机会拿到钱之后，就找人来代替自己去献血。
在各个血站在目前中国的血站管理办法中，比如说一个人来献血，这个人给他做了一些身体的检查然后他就去献血，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如果换了一个人，血站没有这样一个身份认证的过程。他不能确定最后献血的那个人就是确实是身体被化验的人，这样的情况现在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献血人身份认证的问题。
目前出现了一些输血感染爱滋病和丙肝诉讼的案件，通过法庭打官司最后发现，献血人员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都是健康的。那么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血站部门登记的献血员根本不是实际上去献血的那个人，那个人很可能是冒名顶替的。
记者：这些情况显然都大大增加了血液不安全的隐患。
万延海：对，增加了一些血液不安全的隐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省份他们规定，如果一些贫困的农民他们愿意去献血的话，可以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助，实际上这是卖血的概念；还有一些地方江西省就明确规定，健康公民必需要去献血。
记者：实际上这些规定都不符合献血法中自愿献血的规定。
万延海：你强制健康公民去献血，很多人比如说他有一些不安全的行为，可能会被感染疾病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单位要求他去献血，依照法律他不能不去献血，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些血液捐献出来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记者：万延海先生，您刚才谈到的这些可能会导致血液不安全的情况，确实应该引起注意。您对于改变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万延海：我们建议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公民组织、自愿团体，再动员公民参与献血拯救他人生命方面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们建议中共政权应该在中央财政方面，通过纳税人的钱对于血站的财政支持给予充分的考虑，在血站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方面在开始的时候就把钱给他，实际上就是纳血站和医院不参与实质性的血液买卖。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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