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2日讯】(自由亚洲电台何山采访报导)今日请来美国西东大学全球健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教授，讨论大陆当下“看病难”、“可以死不可以病”，“有钱都要留着等看医生”、“天价医疗”等困扰民生的问题。黄严忠曾在美国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上听证、作供，对“非典”、“禽流感”、“大陆公共医疗”等都相当熟悉。
大陆当前医疗被人诟病之处众多，包括“以药养医”，即是用高价医费来增加医院、医生收入。举例说，医生要赚１０００元，就要开一万元的药费，自己才能得到 １０００元的回扣。东北的哈尔滨就有５００万元的昂贵的死亡，广东的深圳就有１２０万元的天价医疗收费。另外，医生拿利事、吃回扣、开大处方、重复检查等人所共知；农民“有病不医”，“医就医个半死”，没钱的民工被拒医院门外经常听闻。国家的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就显示，４８．９％民众是“有病不医”，２９．６％则的是“应住院不住院”。教育、医疗、住房已经是当下中国的三座大山，记者首先请教黄严忠教授，大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黄严忠：三座大山之一，主要是医疗负担太沉重了，中国大部分人没有医疗保护，农村７６％以上没有医疗保障，城市４４％左右，所以去看病就医就必须自己掏腰包。同时大陆在市场化医疗领域，他们的医疗用一直在上升，两个方面促成医疗费上升。
大陆的统计是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全国城镇居民４４．８％要自费求医，农村则更甚，７１．９％的居民要完全掏自己的荷包，在中国只有少部分人仍享有免费的公立医疗，高干则不在话下。黄严忠说，农村的情况，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在毛的时代是合作医疗，后来８０年代初是责任制，分田到户，集体制瓦解之后，附在的合作医疗，因为没有资金来源，也瓦解了，所以基本上从８０、９０年代开始，老百姓就处于一种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状态。即使在比较富裕的浙江北部，超过５０％的生了病，应该住院的都只能在家里等死。”
记者：现在的问题，究竟是看不起病？还是给不起药费？
黄严忠：两方面都有，自己必须要掏腰包，这个负担就比较重了，另一方面医疗费也节节上升。
根据大陆已有的资料，全国公立医院１．８万家、乡镇卫生院４．２万个、社区医院有１万多家。过去２０年，医疗费用占个人可负担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１．２％扩大到２００３年的５５．５％。中国人富裕了，但并不敢花钱。到去年２００５年底，全国居民储蓄突破１４万亿元，但就是要积蓄防病，一场大病足以令多年积蓄清袋。黄严忠批评，中国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投入远远不够。“因为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投入相对份额一直在节节减少，现在１７％都不到。另一个很多医院要创收，他就重复检查，开大处方，重复检查都是高技术的检查，大处方就是开很多贵的药。比如很多感冒，可以开简单的药，他就是要开贵的药，但其实疗效是一样的。”黄严忠说，医疗的费用上升了，但政府不会承担，最后就承担到老百姓的头上去。
记者：先聊这个药价，很多国内的报导指，中国的药价１９９６年开始已经降价１７次了，为什么降了１７次还是给不起药费？
黄严忠：这个还是体制的问题，中国现在有一个“药品加成”的制度，国家投入不足，他就给医疗单位政治，就是说你进药，你可以有１０％到１５％的加成，作为利润，作为医院的利润保留下来，这样医院卖的药越多，他赚的钱就越多，所以这样就促成了药费一直居高不下。
目前，中国大陆的医疗“医药不分”、“公私不分”、“服务与牟利不分”，医院９０％以上的收入是通过医疗服务或者擡高药价所得。医院抱怨是政府公共投入不足，政府则让医院“市场化”、“企业化”、“公立医院私营化”、“民间医院贵族化”……
黄严忠说，可以见到大陆的医疗问题，是药厂、药房、医院、医院领导、医生之见，这一特定的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将医药推高，制度的因素不能单靠解决其中一个。
记者：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最大的受益者是哪些人，最大的受害者是哪些人？ 黄严忠：２０多年来，可以说中国的医疗改革是失败的，失败的标志是：改革总有失败者与受益者，但在中国的医疗改革里，大部分人都是失败者，不光是普通人，老百姓抱怨、有钱人也抱怨、中产阶级也抱怨、政府也抱怨、医院也抱怨，所以造成这个过程中，没有谁是嬴家。如果有赢家，是局部的利益集体，比如说医生，他收取红包；药房主任，收取好处；医院院长收取好处；这是局部利益的受益者，他们自己也在抱怨，所以中国医疗改革到的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满意！
资料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全国公立医疗机构总支出约为３２００亿元人民弊，但政府财政投入只有约３００亿元，即不足１０％。中国的国库用到哪里去呢？１０％用在医疗够不够呢？为什么有大陆的病患者，索性“自由行”到一河之隔的香港，享用香港的“免费”公立医疗服务，然后一走了之呢？下星期一，我们再讨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