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7日讯】文革之前，李大同是一名生活优渥的高干子弟。然而一夜之间，他突然成了人人所不齿的“走资派”子女。1968年，李大同与另外几个“黑帮”子女自己拿着户口，去内蒙古大草原插队。他没有料到，自己在牧区一呆就是十一年，自己并没有改变牧区，倒是牧区改变了自己。
五十多岁的李大同高高的个头，穿一条牛仔裤，满头乌发，架金丝边眼镜，额头几乎见不到皱纹，十分精神，望之不过四十如许。我想，这大概与他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有着莫大的关系。采访过程中，他时常开怀大笑。
笔者（以下简称“笔”）：别的媒体都将自己的栏目夸张为焦点、热点，你们却将自己的栏目命名为《冰点》，基于什么考虑？
李大同（以下简称“李”）：我们恰好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当年确定这个栏目名称的时候，其他媒体都把自己称作热点、焦点，碰到什么事，所有的媒体都蜂拥而去；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那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在开刊词上明确表示，将关注那些别人很少关注甚至忘却了，而实际上更值得更应该关注的“人群、事件和思想”。这就是《冰点》。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虽然这个名称初看起来有些怪，但迅速被读者所接受。
笔：袁伟时教授的文章刊登后，读者的反应怎么样？
李：读者的反应分为不同层次。知识层次越高，赞同袁伟时先生观点的意见就越多，认为是一篇具有启发性的好文章。当然，也并非赞同他的所有观点。学术问题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总会有一些讨论。比如，以今天的观点与标准去看百年前的事件，是不是恰当？但是鱼龙混杂、愤青大量聚集的地方，比如新浪网，就是骂声一片，骂袁先生是“汉奸”、“卖国贼”。正是因为当局看到了这样的反应，他们才选这篇文章下手。他们认为，这不至于引起众怒，相反可能得到某种舆论的支持。
笔：有没有接到读者的电话和信件？
李：有一、二个电话表示不满，但是也有大量的E-mail（表示支持，）（认为是）好文章。不过，有不同意见才是正常的，有商榷、讨论才是正常的，禁止不正常，封杀不正常。对不对？是这么一个问题。
笔：正式通知你们停刊前，官方是否对你们表示了不满？
李：那当然有了。比较可笑的是，我们的直接主管上级团中央书记处没有任何批评意见，它不认为有问题，中宣部认为有问题。中宣部（对该文）有两次阅评，最后它就下手，算总账了。
笔：下手之前有没有信号？比如面谈。
李：那当然没有！他们怎么会跟你面谈！这些人哪敢和我们见面。（虽然）按照党内的政治生活规定，是必须和本人见面的。何况他是要下手。中宣部那帮家伙就是那么蛮横，（它）说了就是“太阳爷”说话，你就得俯首贴耳，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
笔：那就是说“下刀子”前，你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李：没有停刊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发阅评骂你，扣上那么多大帽子，这很正常。新闻阅评组历来如此。你骂你的，我办我的，我也不在乎。但是我也注意到这次阅评的最后一段话：一段时期以来，《冰点》连续发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报导与文章，将“人民”的批评置若罔闻。他的批评就是人民的批评？（实际上）人民充满了对我们的赞扬。这个（阅评）是超常规的。因为中宣部吉炳宣副部长曾经严令阅评组超出单篇文章的范围来加以阅评。你说那篇文章有问题，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你不能说办刊方向之类的问题。但（这次）它非常反常地加了个尾巴。当时看到，（不由一楞），为什么要这么写？（心想）可能要出点事。但再怎么着也没有停刊的思想准备呀！因为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报纸都停刊，停刊在这样的中央级主流大报上，1949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毕竟）不是街头的都市报胡登什么东西给关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没有先例呀！
而且《冰点》是《中国青年报》阅读率最高的周刊，是中国记协评的全国名栏目，平均阅读率在75%以上。这么高阅读率的周刊你说停就停，谁能想到这儿呢？你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一般说来，对媒体最（严厉）的整肃就是撤消主编，换人。停刊，这证明他们愚蠢。换人，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停刊你就违宪了。
笔：《冰点》是不是以前也多次让他们不高兴？
李：多了，数不胜数！把他们十一年间对《冰点》的所有阅评拿出来，写一本书一点问题也没有。近半年来就对龙应台的文章、胡启立悼念耀邦的文章、平型关大捷真相报道、太石村选举报导等给出了阅评。
笔：但总而言之，他们批他们的，你们做你们的。
李：也不能完全这么讲。每次阅评我们都会认真看，看看那些东西容易过界，我们并不希望出现颠覆性的影响。因为报纸是读者掏钱订的，我们要对订户负责。大量的读者就是为了看《冰点》才订这张报纸，他一周就看这一天的报纸，其他的都当废纸，至少有40%的订户是这样。
我们（一直）很小心地防范出现颠覆性后果，而且袁伟时先生这篇文章你也想不到会出现颠覆性后果。因为袁伟时先生的历史学观点在历史学界是共识，只是没有进入我们的教科书系统。与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晚清历史的全面颠覆相比，袁先生的文章只颠覆了一小点——义和团烧杀抢掠。根据政治理性判断，不会出太大问题，顶多来一次阅评，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彻底封杀《冰点》。
笔：想到《冰点》会复刊吗？
李：我当时想，如果按照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规定据理力争，有20%的可能，80%不可能。因为根据惯例，停刊整顿就是停刊，不可能再让你复刊。以往遭整肃的媒体都不敢据理力争，统统俯首贴耳。结果（违心）检讨完了，申请复刊，门都没有。我们这一次就是要据理力争，要公开化，不能让它悄悄地就把我们收拾没了。我们要公开辩论，完全按照大家共同的规则来辩论。虽然他们以潜规则行事，但我要以公开规则来对付潜规则。
笔：违反潜规则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
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我依宪依法依党章提出抗诉怎么会有危险呢？我看没有。我只是按照党内的正常程序递交我的抗诉，抗议信是如何上网的我并不清楚。我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我没觉得会有什么危险。
笔：你认为《冰点》复刊是由于什么原因？
李：强大的民意压力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
笔：不是他们起初便有此打算？
李：当然不是！这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依法依党内规则公开抗诉取得成效的事件。尽管他们釜底抽薪，使我们的胜利只具有象征意义，但胜利就是胜利，它对中国新闻界的士气很有鼓舞作用。
笔：好像你在停刊时并没有被免职？
李：对。但现在高层下令复刊了，主导停刊的人十分尴尬。下台阶的办法无非有二：一，写检查“奴才罪该万死”；二，免职。他们很清楚我们不会检讨，（于是）就只剩下免职一条道了。
笔：采编人员的情绪怎么样？
李：大家都很气愤！一部分记者会离开《冰点》，估计十三人中最多能留下五、六个人。
笔：有没有感受到政治和精神压力？
李：没有，我这样也不是第一次了。1979年，我从草原直接进入《中国青年报》，1989年我担任学校与科学两个编辑部的主任。1989年5月9号，我作为组织人、信件起草人，发起了一场由一千多名新闻记者联署，要求就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党中央主管宣传的领导同志对话的活动。5月11号，胡启立先生到报社来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对话，达成了广泛共识。他当场承诺，将立即开始新闻体制改革决定起草工作，并邀请对话现场的人员参加。但由于大学生绝食，局势恶化，这项成果没有落实。整个风波平息后，这被认为是一项重大事件，因而我被撤消职务，发配到新闻研究所，呆了五年。我这次是“二进宫”，根本无所谓。而且，我这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乐观，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笔：是否打算再杀个回马枪？
李：这要看十七大以后是否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我估计两年之后有这种可能。
笔：预祝你两年后重返工作岗位。
李：好的。不过回来也干不动了（大笑）。
笔：谢谢你接受我采访。
李：别客气。
2006年3月1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原载《动向》三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