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发表了数十万字论文,主持编辑出版了《一九六六——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撰写发表了《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并与其他学者一道整理出版了遇罗克遗文,提倡认识文革,反思文革,严防文革灾难在新时期重...
李卫平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者许良英在六四周年之际,回顾并高度肯定八九民运的历史意义,也严厉批评学生绝食拒不撤离广场等错误。认为应该汲取教训,认识中国民主路的艰难,应有韧性...
今年二月中旬,刚刚回到北京,市国保警察就来找我,要求我与他们“合作”,当民运密探,否则不允许我继续呆在北京。以前,他们也曾提过同样要求,但这次完全不同,明确进行要挟。我感到他们认真了,于是将此事告知了几位朋友。但我仍希望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张思之先生是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律师,办过很多大案。他见证中国律师业五十年的坎坷沧桑,深知今日辩护律师之难为,律师法实施以来有五百名律师被捕,国际律协竟然不吭一声!
曹思源是江西景德镇人。他告诉朋友,景德镇手工业发达,是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的地方,明清时期陶瓷业就很有规模。“解放”后全面落伍,现在更是落后得一塌糊涂。几次“瓷都”评选,桂冠为外地所摘。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范亚峰初中毕业没有走升高中、考大学的通衢,而不得不先入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才上大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二○○三年毕业,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
茅于轼先生因多次发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同看法,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历次运动不断挨整,文化大革命更全家被抄,发配山西大同劳动,长达十年之久。但茅老十分开朗,虽然年愈古稀,仍非常幽默。为保持茅老谈话的“原汁原味”,本文采取笔者很少使用的直录方式。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所共知。但很长时间里,大陆人民并不清楚,当局还一直坚持“枪杆子治政权”。直到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掩盖政权无比邪恶本质的迷人画皮才被彻底戳穿。此前,“人民政府”、“社会主义祖国”、“共产主义理想”等一系列欺骗宣传让多少大陆民众如坠五里云雾,他们自觉地为加强当局的独裁统治,为当局压迫自己增砖添瓦。
包尊信先生是中国重要的思想史学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群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为中国的民主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这样说,“八九”一代青年是在公众积极阅读传诵《走向未来》丛书的氛围中长大的。“八九”民运期间,他参与了“首都各界人民联席会议”的决策工作,是首都知识份子群体的重要领导人。“六四”屠杀后,他因所谓反革命宣...
同样的事实可以用不同的文字表达,这本不是什么希奇的事情,很多情况下人们还努力追寻这一目标。因为它体现了语言艺术。然而在适用严格规则甚至法律的地方,不同的表述却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普通读者分辨不出其中的奥妙,但主事者却通过玩弄文字游戏为自己腾挪出巨大的操作空间。
见面前我专门找来莫少平先生接受采访的录音和他在多个人权案件中的辩护词,一番研究后,直觉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细致的人。一见面,果不其然。他反复询问文章将要发表的媒体的情况,担忧碰触大陆官方底线之情不言而喻。一个享誉中外的刑法专家、大律师尚且自我束缚如此,一般国人对当局的畏惧更自不待言。不过我理解他。因为如果不谨小慎微,任何人都无法在体制内生存下去。所以他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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