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1日讯】张思之先生是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律师，办过很多大案。他见证中国律师业五十年的坎坷沧桑，深知今日辩护律师之难为，律师法实施以来有五百名律师被捕，国际律协竟然不吭一声！
张思之先生是中国律师界泰斗。他见证了四九年后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覆灭以及恢愎与发展，办理了多起有历史影响的重大案件，如林彪四人帮案，魏京生案，王军涛案等。数十年浸润其间，对中国律师制度的认识非常深刻，访问时感慨良多。
张老满头银丝，但坐如松、行如风，思维异常敏捷，如果不是张老亲口相告，怎么也不会 相信老 先生明年将届满八旬。虽然历尽磨难，阅尽世间沧桑，张老却保留了性情中人的本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表里如一，坦荡执著。由于年事已高，张老本来已不接案子，但面对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冤怨叫屈者，面对那些慕名而来殷殷期待的目光，张老坐不住了。老先生又披挂上阵，亲力亲为。
一九五七年反右律师界全军覆没
问：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律师生涯，好吗？
张思之：我是一九五六年取得的律师资格，一九五七年中国律师界就全军覆没了。律师制度名存实亡，实际上取消了。我个人因为划了右派，从北京发配基层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七月才重新回到北京，参加恢复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直到今天。一九四九年后，旧的律师制度被明令取缔；一九五四年，第一部宪法公布之后，当时的中央高层觉得还是需要律师制度，更准确地说是需要辩护制度。在这个背景下， 司法部提出，在全国几个重点城市试点律师制度。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正式开始试点。
问：五五年前完全没有律师制度吗？如果是这样，被告的辩护权如何维护呢？
张思之：是的。被告的辩护权基本上被剥夺了。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一点残余，被告可以自我辩护。实际上一九五五年后有辩护的案件也很少。一九五六年，我进入律师界，组建了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当时北京共有三个法律顾问处，一总才十多个人，而且处于试验状态，（参与案件很少）。我个人也不过才办了一个半案子。即一个离婚案件还没有办完，我就劳动改造去了。当年，北京市三个法律顾问处主任都是右派，无一例外。我是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反右前，律师制度在全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之后，便一锅端，销声匿迹了，直到一九七九年。
问：一九七九年后的情况怎样？
张思之：五十年代是试验阶段，六、七十年代完全取缔了，七九年后是一个新阶段。先是恢复筹备阶段，到《律师暂行条例》出台是稳步发展阶段，至《律师法》出台是高速发展阶段，《律师法》实施之后是限制束缚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司法部提出，“法律顾问处”这个名称不利于中国律师制度与国际接轨，不利于群众对律师的了解，应该改为律师事务所。这个意见很好，但在当时是错的。因为《律师暂行条例》规定，法律顾问处是律师机构的法定名称。我的意见很明确，先修法再改名称。否则，律师机构违法，不太好意思吧？！但他们不接受。因为权力侵犯是贯穿中国律师制度各个阶段的根本特征。
政治不民主律师制度不会健全
问：中国律师制度的优劣各在什么地方？
张思之：中国律师制度确立了律师的法律地位。现在的律师和五十年代的律师完全不同，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今天的律师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不会再任人宰割了。这是最大的进步。说到律师制度的不足，那太多了。例如，辩护制度实质上处于附属地位，主动性很小，职业权利很少，能够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局限。比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的全程录像只提供给法院，不给律师。又比如，不久前，公安部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讲得天花乱坠，似乎是很大的进步，好像对律师也是个恩赐。我们有些律师也鼓掌（应和）。他们不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公安机关办案，尤其是在所谓大案要案上，他们提审犯罪嫌疑人有二条（规律）：一，夜间；二，连续作业。我就碰到过审讯长达六十八小时的案件。他们是轮换的，律师（真正全面）介入，可能吗？实际操作性太差。民主国家规定：律师不在场，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很好地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大的环境不改变，一、政治不民主，二、市场经济没有走上法制化轨道，要想有健康的律师制度是不可能的。
问：《律师法》颁布之后，情况如何？
张思之：我国现在有三部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部诉讼法不修改，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就得不到有效的规范化，就不可能产生一部符合律师们业务需求的律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一套，律师法另行一套，这可能吗？不现实嘛！现在修改《律师法》的呼声很高，我对此十分冷淡。当初，我曾向权威人士建议，先修改《律师暂行条例》，暂缓制定律师法。沉住气，等等看。但中国的官员好大喜功，为了争取政绩，硬弄出现在这部《律师法》。《律师法》颁布时，司法部召开座谈会，盛情难却，我勉强参加了，因为看了《律师法》， 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是惟一泼冷水的：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有你们掉眼泪的时候，咱们走着瞧。《律师法》实施以来，据说律师被关者已经有五百人了。一个国家关了几百名律师，这可不是开玩笑！关了几十名记者，国际记协就认为是大事了，关了几百名律师，国际律协居然他妈的不吭一声，这国际律协也混蛋一个。
问：中国律师制度有改观的可能吗？
张思之：有。提高律师个人素质对健全与完善律师制度很有帮助。数律师都是不读书的，这可怎么得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律师的知识有多么广博，但至少应该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吧！美国律师制度规定，律师每年都必须有一段专门时间读书。
律师取证十分困难障碍重重
问：中国法律对律师执业的束缚有哪些？
张思之：最根本的问题，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确认。尽管律师的法律地位确立了，但权利没有保障。这一问题存在所有各相关法律中，最尖锐的矛盾表现在证据方面。一方面，律师取证十分困难，障碍重重，有一些证据需要检察院法院同意才能取得。这太荒唐了！太可怕了！另一方面，有关法律、规定侵犯乃至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例如司法部规定，一个被告只能有两个辩护人，阅卷时间为三天。大的、复杂的案件，别说两个人、三天，十个人、三十天都不够，你怎么办？我碰到过一个案子，案卷有二千九百九十一页。按照规定，两个人三天必须看完，谁做得到？这都是制约。
问：美国的律师业非常发达，他们律师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张思之：概而言之，他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充分发挥律师对当事人的协助作用。而中国律师制度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律师发挥作用。
问：中国理想的律师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张思之：最近，智晟律师事务所停业整顿，我给北京律师协会会长写信，主要的意思就是律师协会和会长本人都得挺起腰杆来，起码得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如果事事处处都看司法局的眼色行事，还要你律师协会干什么？还要你会长干什么？理想律师制度的基本条件是行业自我管理和一部好《律师法》。《律师法》最起码要满足如下要求：保证律师在办理实务时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替老百姓办实事。
问：为了建立这样的律师制度，您和您的律师同事应该做些什么？
张思之：从当今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主张律师应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工作，办一件事就办扎实，通过个案推进良好律师制度的建设，而不是在那儿空喊。空喊喊不出政治民主与司法民主。我基本上不讲司法独立，因为我知道它独立不了。但是，虽然在总体上司法无法独立，但个案中我们可以争取司法独立。这样做有实效，有实际意义。中国律师为此献身，值得。
二○○六年三月四日 于北京香山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４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