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8日讯】(希望之声记者蔡红采访 齐月报导)中共两会重头戏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做完，其中“三农”问题是热中之热、重中之重。目前，从中共高层的讲话，到百姓的街头巷议，无不是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即社会底层的农民是否能真正受惠于“建设新农村”的政策？
所谓“三农”问题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书记李昌平直面农村现实，上书国务院领导的信中提到，“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中国社会才有了“三农”这个词，“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合称。对此，记者采访了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张新光教授。 连接收听
张新光表示：中央和省级财政支农的资金的流失啊，跑冒滴漏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这笔资金呢总的数额比较庞大，但是它的使用的去向呢十分的分散，因为中国农村呢地域广大，现在有2.6亿多个农户了，很分散就象撒胡椒面一样。如何来加强对这个资金的监管，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利用效率，这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了中国总理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农民的承诺，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准备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文章说：中国2006年用于农民和农业的支出仍然落后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中共政权制定了很多要求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政策，却极少考虑到让农民共享社会成果。张新光认为：全国都在关注“三农”，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在扩大。那么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农民的商品性收入少，劳动致富的渠道不广。现在尽管有1.2亿，或者说有2亿原来的农民可以进城镇进城市作工经商发展这个二、三产业。但是农村这个3亿多劳动力仍然还有1.5到1.8亿的劳动力他是没有活干的，一年中间呢他这个有效劳动时间是很短的，一年十二个月，有的就是干那么两三个月的活。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最根本的还是农村的政策不活。
张新光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共享社会成果的因素还有：土地问题，因为农民没有产权，那么它就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流动，农民它最大的资本就是土地，它是生产财富的一个物体，那么由于限制的得死啊，它就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农村金融资金的问题。现在农村资金的融通是两个渠道，一个方面是通过国有银行的商业贷款，现在农民是贷款，包括分散的农户和和乡镇企业贷款都很困难。第二部分就是农民自有的资金的融通，农民自有的资金的融通一方面就是它没有载体，所以积累点钱就用于其它方面给它消费掉了。那么急需的一些流通就是少数户搞高利贷。民间现在据调查统计，有60％贷款资金的来源就是高利贷。那么这就加大了发展生产资本融通的成本，正常的利息就是几厘，但是高利贷呢就是2、3分了，甚至4、5分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专业合作经济的发展了。第四个方面呢技术因素，技术因素现在农村农村技术、农业技术它还是一种官营性质的，它没有走入市场，所以从整个传统的生产要素分析，农村的土地，农村的资金，农村的技术都是散的，并且是管得很死，不能够重新的组合或者说是优化配置，所以现在在农村来发展商品经济是相当困难的。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过去两三年来中国农村因为土地征用问题使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暴力纠纷大幅增长，文章引述温家宝的话说，在很多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的情况下，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不容忽视。
张新光表示：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最近7、8年，十来年中间，全国是减少了一亿亩耕地，造成了4、5千万农民的实际失业，失去保障。现在显现的经济发达地区，搞工业的这样整片的占土地。还有城镇郊区的扩大城市规模的，这个占土地，你像中国的几个名村，华西村啊，还有我们河南的南街村呀，整村就没有土地了，全部把过去种庄稼的土地呀变成了水泥地了，变成厂房了。前几年重点发展小城镇，在这个过程中啊，在县域内这个侵占耕地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还有文章指出：土地是农民的命本，是“三农”的载体。土地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的所有权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土地所有者才能最有效地支配和经营土地。也就是说，只有产权明晰才能使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值与增值。土地的个人所有，在历史上是经常见到的。就是在现在，它也被很多国家所广泛采用。 2002年，俄罗斯通过了《农用土地流通法》，农民不仅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且土地还可以自由流通和交易。
张新光继续说道：政府就是利用国家的土地政策漏洞，因为它处于强势的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农民是处于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因为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那么谁代表集体呢？县政府也可以代表集体，村委会代表集体，那么县政府它就更有权威了。这样在谈判过程中，（他们）采取多种的办法，最终造成了农民的利益受损失了。但是这个土地呢，只要把这个土地证一办，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那么它怎么去高价的出让啊，拍卖啊，这个收益就是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了，所以这里边利润空间啊很大。最近几年就是在中央的一些文件里边呀，把这个土地也作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手段。这实际上我认为是不太合适的。但是在中国的现实经济中间呢，它这个因素它确实是起到了这个宏观调控，所谓的宏观调控它实质上它就是政府和国家合伙来侵占农民的土地。
日前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标题为：“中国承认经济膨胀中的深层矛盾”的文章。文中说：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对东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感到担懮，但是总理温家宝在向橡皮图章全国人大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关注”社会平等”的必要性。他指出，这种不平等不光是经济发展速度不同造成的，也是腐败和非法占用土地等官员行为造成的。但文章也通过统计数字指出，温家宝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他既要控制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让经济吸纳足够的剩余劳动力，以免出现社会动荡。
张新光在回答怎样才能使农民享受医疗保险，义务教育，以及养老保险和其它社会福利的问题时表示：这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但是按照中央今年发出的信息，都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杠杠。比如说义务教育的问题07年就全国解决了，免交学杂费，免交书本费，对一些贫困生给与补助，这是教育问题。医疗保障在2008年之前也能解决了。但是它这个标准都是很低的，它并不能够解决农民的根本的问题，你比如说医疗的问题，2005年以前的总共是30块钱，国家拿10块，地方拿10块，农民拿10块，30块钱。因为农民他这个生活生产条件它都是比较差的，他这个身体状况要比市民要差一些，发病率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去报销，即使报销了，与这个高价医疗费、高价药费相比，也是杯水车薪的。大额的统筹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有文章提到，温家宝准备用他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计划花费两百五十亿英镑的资金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的医疗和教育条件。这些措施能产生多大实际效果，仍是个问号。
张新光继续说道：总体上来说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的覆盖面是很小的。截止到去年底全国9.3亿农民中间，只有6、7千万人这个样，不到一个亿，大概就是十分之一。并且这些保障主要还是在东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真正的中西部的广大农村，这项工作进展得还是比较慢。实际上截止到去年，全国9亿多农民，真正能够领养老保险的就是不到200万人，这个数额是很小的。
有分析人士指出： “三农”问题已敲响了中国社会危机的警钟！与“三农”问题相比，中国所有的其它问题都属于小问题、局部问题、可拖延的问题，而“三农”问题涉及面积之大、涉及人口之多则是前所未有的。“三农”问题将会因为中共政治体制的冥顽不化、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而进一步加剧并演化成一系列灾难。
张新光表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要看“三农”问题是怎么来的，中国之所以进入21世纪了出现了一个“三农”问题，实际上它的问题出于九十年代。不管是从财政支持上，不管是从农村政策上，简单说就是农村改革停止了。在这个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基本上没有出台对农民有实质作用的政策，就是说在86年一号文件以后，基本上农村改革是处于停滞状态，那么这是根本。
有文章说：中共农村干部低下的行政能力和普遍的腐败行为，直接导致了农民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生存环境的恶化，又严重破坏了农民和中共之间、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最终，迫使大量绝望的青年农民像躲避蝗虫、瘟疫一样舍弃家园、背井离乡，他们带着农村的烙印走进城市，一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但其本质的问题是人权问题、制度问题和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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