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 希望之声记者蔡红采访，雅梅报导)中国农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标志着农业税在中国终于退出历史舞台。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近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表示，农村税费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但巩固成果的任务更为艰巨，不要以为农业税取消后，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就从此解决了。有消息称，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曾任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并为太石村事件提供法律咨询的郭飞雄先生表示：第一，取消农业税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一种政策；第二点，仅仅取消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表面看取消农业税每年减少了农民400亿的负担。但是它使得农民还有更多的收获，就是在过去的400亿农业税以外还有将近2000亿的搭车收费。现在把农业税全部取消以后，地方上、乡镇和县里面将近一两千亿的搭车收费也被取消掉了。搭车收费就是过去由于地方上机构分赃，出现了很多吃财政饭的人员，他们的主要的一个收入之一就是来自于向农民乱收费，乱收费的名目原来就在农业税的名目下面，给农民带来非常大的负担，这个负担按照统计每年是一两千亿。现在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以后把这个乱搭车收费的机会永远取消掉了。
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重的负担，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九十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几乎频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郭飞雄继续说道：取消农业税远远不够，就是说真正的农村面临的问题还需要多种手段来解决，其中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把今天的中国的基层政权结构改变成一个民主政治下面的一个政治机构，只有那样才是个小政府，有限政府，才不会重新向农民征收新的税收。另外一点，农村本来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农业的收入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个低收入的行业，中国面临着农村人口大量的转向城市人口的问题。由于农民几十年来长期受到政府的盘剥，已经变的非常贫穷了，如果没有一种主动的帮助，尤其是中央财政如果不向农村大量倾斜的话，那么农村照样会出现比较大危机。我们知道农民在小孩上学、养老问题、还有失业问题、尤其是生了病需要治疗这些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困难，需要中央政府把钱用到农民身上，如果中央的财政不向农民大幅的、战略性的倾斜的话，我们中国农村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现在农业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民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从事非农产业所获得的收入，要缴纳相应的税收。因此，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农业加工产业收入，而不能只靠种地维持收入。综合来看，征收农业税并不会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入，取消农业税也并不会给农民减负带来根本性变化。
郭飞雄表示：其实现在基层组织处在相当微妙的状态，一个是有些通过计划生育或者其他的方式又重新在乱收费，另外一种就是它们把这种掠夺之手伸向了小型的商业、工业和企业。所以必须把中央集权制的基层政权做出根本的改革和转变，才能彻底的切断它随便去掠夺的乱收费的手，所以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在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政府近年来在安徽农村进行了并税制税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是把按农民人均收入的5%的征税额度提升为7%，实行“一道税一口清”。
郭飞雄认为：国家的宏观政策必须做出根本的调整，必须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权贵服务。现在我们都知道在2005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了，它有这么大的数量，为什么不能拿出两三千亿向农村输血呢？这个钱放在中央政府手上，放在官僚手上，给它浪费了，贪污掉了，耗掉了。而放到农村去，第一帮助了农民；第二也能够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反过来加速初级工业的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我们认为中央的政策必须做出根本性的转变。
问题的根本在于：有什么法理依据，要对每一个农民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按照一个地区所谓的农民人均收入5%或者7%征税，而不是按照对于城市社会成年公民所实行的同样的标准，按照800元或者1200元月个人实际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穷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
怎样才能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郭飞雄认为：我认为有两条。第一条，必须实行完全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很多地方，老百姓做生意难，这是个普遍现象。因为禁令太多，收税太高，对农民应该“放水养鱼”，因为他们已经非常困难了。另外一个就是政治改革非常重要，政府的主要方向是什么，是在那里管制人民还是服务于人民？这是核心问题。服务于农民的话就能够把整个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态给理顺，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做政治改革，所有的机构改革和暂时的所谓取消收费都是不稳定、不牢靠的，并且治标不治本。
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拨乱反正，根除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所施予的长期的粗暴践踏和强制抽血，归还农民不受侵犯、不受盘剥的真正的公民权利，赋予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完全的经济自由。
郭飞雄继续说道：还存在另外一个跟土地问题一样严重的就是农村的越来越贫困化。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找不到工作。如果未来和大学生失业结合在一起，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震动或者骚乱，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懮虑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早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中国的农民被我们认为是社会的最弱者，它们（政府）如果对城市人口进行抗争的话，它会稍稍礼让三分，而农民一进行抗争，它又是打又是开枪，就好比把我们的农民当成黑人一样来看待，进行一种同一个人口下的种族歧视。它这种非常恶劣的心态必须改变。
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削弱乡镇对村庄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
郭飞雄继续分析说：现在各地引起的事件不仅仅是地方上的错，而是中央政府也有比较大的错误。它为了提高发展的效率，有意的把土地征用拆迁的决定权完全交到政府手上，由政府拥有最高裁决权。这样对扩展工业用地，进行城市经营它就非常方便，的确能够提高它的经济效率。但是农民是最大的受伤者。往往拆迁分地，资本家和官员得到了大量好处，而大批的农民破产、失去工作，陷入赤贫状态。所以我们仔细分析起来，中央政府在制定这些决策的时候，放弃司法渠道保障农民的权益，让地方官员拥有的过大的权力是根本原因。我们不能仅仅把所有的错误归结到地方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身上，我觉得今天的中央政府，不管是里面的改革派还是开明派也好，他们必须改变思维观念，必须真正的接受法制思想而不是人治思想。不仅从行政设施上，在拆迁征地中间保证对农民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而且在地方上因为拆迁征地引起纠纷的时候，应该把这些裁决权交给独立的司法系统来解决。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不是受益者，相对来说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被忽略的一个群体。
郭飞雄认为：之所以这样，是我们的政府有意让他们获得这样的处境的。它们（政府）是为了所谓的发展第一、效率优先，它更愿意站在权贵集团，站在政府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愿意站在贫困的、弱者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比如说现在中国正在大规模的修路。2006年中国大约在铁路上面的投资将达到1650亿，这个数量就比较大了。在修路过程中，铁路系统的人告诉我，单独铁路，大概是一亩土地征收付给农民的款才是3万元左右，真正交到农民手上的只有8千到9千，这两个数额都非常低。第一，你为什么给农民命根子土地才三万元一亩？这么低。而你修路以后赚来的利润有多高啊。第二，这三万元到农民手上只有9千元，8千元，你政府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保障把这些钱全部交到农民的口袋里？其实政府在装聋作哑，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上面我们就能看到今天的政府对农民到底是什么态度了。
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必须从现在开始，分阶段地在农村地区推进全面的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体育与文化娱乐推广到全部的农村地区。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显示，从1949年到2003年，中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近3946亿元。《南方周末》的报道说，虽然农民对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村、农民、农业的现状并没有太大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中国全国城乡人均年收入差距为824元，2004年已扩大到6486 元。而且中国农村居民并没有享受过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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