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0日讯】编者按：袁红冰教授的力作——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论战，值得认真一读。该文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当代中国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所谓新左派的历史政治由来，以及两者论战的政治背景和利害关系所在。特别是通过对它们本是同根同生、同气相求之政治本相的揭露，导证了当代中国政治改良主义的实质，并指出了这一政治改良主义的绝然没有出路。从而为呼唤完成中国的共和革命，以建设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充分论据。
袁红冰教授是近期才来到海外的中国著名学者。他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着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这无疑将有助于海外华人知识份子对当代中国现状的研究。
引言
中共为了强化专制政治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明显地裸露出深刻伤害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利益的狰狞面目。中共官僚体制内部，以经济改革方向为触发点，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也越来越激烈。
尽管争论的双方原则上都属于官办学者、御用文人的范畴，但每一方却又都竭力想让历史相信，争论的对方正试图把中国的命运引入黑暗。而事实则在于，新自由主义参与制造了今日中国的苦难，新左派则是昨日中国苦难的思想之源的残迹。
鉴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声称自己是真理的占有者，并承担着拯救中国于社会大危机之中的历史责任，因此，对他们的争论作思想的审视，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走出社会大危机的正确道路。
一、概念的界定
自由，这是一个被众多缺乏真正学术智慧的庸人学者模糊化的概念。所以，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之前，我们不得不费些精神，用尽可能简捷的逻辑，明确各项与“自由”有关的概念。
以人类近代史的起点为界，自由主义首先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生命哲学。自由的生命哲学抗争中世纪神权政治对心灵的专制和奴役，确认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理念，从而创造出属于自由人的人格。历史是人格的展开，正是这种自由人格引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专制铁幕。直到今天，人类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自由人格的生命哲学理念。
自由主义的生命哲学造就的思想家群体，又以天启般的智慧，开拓出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学说。自由主义政治法律学说的实践，不仅为近现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的形成，甚至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以公民个人所有权、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契约自由三项法律原则为支撑点。
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百年，虽然以物质财富增长的狂飙突进论证了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出现了两项尖锐质疑其合理性的现象。一是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导致对雇工群体的各种非人道待遇，而这种人道灾难深深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一是缺乏综合协调的众多个别意志推动的经济运作，周期性地导致予社会以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
与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伴生的人道灾难和经济危机告诫人们，自由的绝对性只能在精神领域实现，现实中的个人自由只有受到合理限定，才会与社会正义和社会运行必须的理性一致。
现实问题对初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引发了两类思潮，一类思潮彻底否定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的政治制度；另一类则是改良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
前一类思潮主要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基本没有能力形成现实的社会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为祸百年，现已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
改良主义的思潮则生机盎然，结出丰硕的成功之果：通过各种劳动保障性立法，将契约自由限定在人道的范畴之内；通过维护公共利益之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金融和相关法律之手，国家权力适度协调经济运作，极大降低了经济危机的频率和强度。
经过不断改良后形成的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其符合人类追求幸福要求的价值。不过，需要指出，这种价值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中才能得到实现。
人类对幸福和正义的理解，如大海一样起伏动荡。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适度性权衡，对强调自由竞争与强调社会利益适度性权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那种更倾向于自由竞争、减少国家干预、降低社会福利程度的经济学思潮，被归类入称作“自由主义”的或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
但是，无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还是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都属于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内的理论。因此，自由主义生命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法律学的论战物件是专制主义，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论战物件却不是专制主义，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价值体系内的另一种思想——这是理解作为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的关键之点。
本文以下使用的“新自由主义”，除特别说明外，则专指一批中国经济学专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来的经济思想理论，这种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外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全面的模仿，或者说表面形式的模仿。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做了什么
时间本无意志，但人的意志经常深深刻在某些时间点上。一九八九年就是刻满诸种意志的时间之柱。这一年因此在许多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分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导的经济改革具有明显的超越经济领域的趋向。那是一种可能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改革。但是，具有社会全面进步意义的改革溺死于“六四”血海。“六四”之后，邓小平，这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的意志主导的经济改革，则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最终目的——通过发展经济，维护中共上层权贵集团的极权专制统治。
“六四”事件使中共用伪善的谎言构筑起的政治道德基石彻底崩溃。政治道德的影响力丧失之后，专制政治便企图、也只能用利益收买人心。邓小平就是要通过经济改革为收买人心创造物质基础。
专制政治本质上是社会的天敌，权贵阶层必然要以对社会的全面压抑与掠夺，作为其特权存在的前提。因此，专制政治没有能力真正收买天下苍生。于是，邓小平以老政客的诡诈与精明确定，为拥有知识和拥有资本的两个最具能量的阶层，知识份子和商人，打开进入权贵阶层之门——专制权力将主要收买知识份子和商人。
历史可悲地按照独裁者的意志运行。由腐败的官权、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或者说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是一只极为贪婪的政治动物。它唯一的意志就在于，依托专制权力，借经济改革之名，行攫取社会财富之实。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适应了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的意志取向。于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成为显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成为专制权力的新宠，御用文人中的显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共官僚特权阶层驾驭的经济改革，迅速建立起“完善”的权贵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为主轴，以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无耻的知识之间的黑幕交易为动力，而它的天性就是要把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御用文人和官办学者组成的“上层一万家”，迅速地推上财富之巅。引领权贵市场经济运作的“经济改革”，则变成一支蘸着底层民众的血泪，书写不公正历史的罪恶之笔。而新自由主义文人，则是握着这支笔的魔鬼之手。
“六四”之后，中共经济改革恶迹如荼，现仅举概要，以明其恶。
以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增强社会竞争性的理念为旗帜，中共废止了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中国最贫困的群体——九亿农民，因此被完全排除在一切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
尤其无法容忍之处在于，由于医疗费用是按照中国“上层一万家”的生活水准为标的确定，就生活水准而言“上层一万家”处于九天之上，农民沦于九地之下，所以，农村原有的简陋不堪的医疗保障体系被新自由主义者借诸专制权力摧毁之后，农民根本无力承担医疗费，而成为“非医疗”群体，许多年老农民生重病之后，只好以自杀来结束生命。
教育产业化是中共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项明确体现。产业化十年，中国教育光怪陆离。学术腐败如雨后新竹，生机蓬勃；教学质量似黄果树大瀑布，一落千尺。学费高昂，底层民众多有卖血以筹子女学费；学术低迷，莘莘学子青春毁于大学。教授风流，常召妓以娱肥腹粗腰之身；学生无钱，不得不卖身青楼，以维持艰难之学业。
当历史有一日冷峻审讯：中国教育何以堕落至此。必有答曰：“官办学者为专制筹谋有功，教育产业化，便是官僚集团赏赐给官办学者的一块丰饶的“自留地”，以供其任意纵横，瞬间暴富。
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奉献给中共经济改革的得意之策，也是历史必将记住的不公正的过程。
工薪阶层，普通民众，半生风雨，一世辛劳，或胼手砥足，或节衣缩食，所得积蓄，瞬息之间，便消失于住房改革，房开商的钱袋却与其便便之大腹，一起丰满鼓涨。每一个成功的房开商后，都有一个权势灼人的贪官，和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贪官为房开商攫取民财提供权力保护；经济学家为房开商刮食民脂民膏提供黑色的智慧。奸商、贪官、无耻文人——三位一体，恰可成吸血之魔；三足鼎立正托起属于权贵的“太平盛世”。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被新自由主义者们誉为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事实已经证明，“攻坚战”的实质，就是腐败的权力通过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改革方案，与奸商恶贾勾结在一起，合法地疯狂掠夺由工人的血汗凝聚而成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半个世纪间，由工人奴工般艰苦的劳作构建而成。工人极低的工资同他们创造的价值完全不成比例。只是过去国有企业为工人提供简陋的住房和公费医疗，还可使工人低质量的生活得到保障。
中共当局首先通过住房改革，废止了无偿住房制，工人不得不把终生积蓄拿出来购买遮风挡雨之所；随后通过医疗改革，废止了工人的公费医疗制度；最后，又通过改革“攻坚战”——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由各级贪官主导，把国营企业以几十倍压低的价格，出卖给与贪官沆瀣一气的商人。商人又在幕后把其购买国企获得的超巨额利益，回馈给贪官。而数千万工人则由此失去了生活的唯一依托，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
证券市场和所谓“现代金融管理机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引入中国的。
十年沧桑，证券市场证明它不过是由经济学家投资知识，贪官投资腐败权力组成的“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社会效应只在于，通过黑箱运作把无数股民的金钱、渴望、焦虑和痛苦，变做投资者的财富与欢乐。
“现代的金融管理机制”则使银行演化成一种特殊机制——通过银行的投资运作，储民的储金合法地转化成贪官与奸商钱袋里的财富和银行的金融黑洞。
纵观“六四”之后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无非害民、损民、欺民之策；新自由主义参予实施的改革计划，尽是残民、贼民、虐民之举。
贪官污吏出专制权力，奸商恶贾出肮脏的金钱，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首的官办学者出堕落的知识，共同构建起政治黑帮集团对中国的统治。政治黑帮集团垄断了权力，金钱和知识，底层民众则由此丧失了实际可能真正行使的基本人权——现代中国专制体制下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实已经冠绝古今。
十六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可一言以蔽之：毁灭正义与良知；掠夺底层民众；强化腐败之专制。
然而，“魔鬼三角”之波诡云谲，不如人心之难测。同样欲强化中共专制的“新左派”，在痛苦的沉寂之后，竟对新自由主义发出思想决斗的挑战。这究竟是为什么？
三、新左派为什么仇恨新自由主义
新左派实质上是被邓小平打入冷宫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左派前冠以“新”，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时髦。在经济领域，新左派坚持认为，只有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才能为中共独裁专制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把新左派打入冷宫，并非因为他们对专制的忠诚，而是因为他们对计划经济的坚持。邓小平早已意识到，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苏联的崩溃则表明计划经济会导致专制政治的大溃败。作为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相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可以用来为专制政治服务；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能有效地维护专制政治，那就应当通过经济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以满足强化专制政治的需要。
邓小平，以及其后的江泽民冷落新左派，是由于新左派们颟顸顽固，不知变通，而邓小平到江泽民又赐给新左派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是因为独裁者明白，新左派心中雪藏着对专制终身不渝的依恋。
中共专制政治必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不过，在考察新左派时，不必太注重其理念，因为，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大都是心灵之外的存在。
新左派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坚持计划经济，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他们的衣食父母。如果离开以教授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职业，新左派们就丧失了其唯一的谋生手段。可见，新左派的现实生存都要仰赖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共产主义。这是新左派坚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此点上，新左派远不如新自由主义者聪明。如果把邓小平、江泽民等独裁者比作狗的主人，那么，新左派就是蠢笨的狗——它咬住一根已经没有肉的骨头，宁死不松口；新自由主义者则属于聪明的狗，它会适时放开无肉之骨，扑向另一块肥肉。
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刻骨的嫉恨之情，不是基于对中国命运的关怀——崇尚给中国造成无数人间苦难的计划经济者，不可能真正关怀中国的命运——而是由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
新左派代表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过去长期处于中共政权的中心，享有政治显贵和精神显贵的尊荣。但是，自邓小平公开宣称“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后，新左派及其代表的思潮迅速退出历史中心，以致被彻底边缘化。与之同时，鹊巢鸠占，新自由主义以主流经济学者的名义，成为主导经济改革的理论新贵，并受到万众瞩目。一卑一亢，一落一起，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新左派“怎一个愁字了得”！又怎能不于怀念往昔尊荣的同时，对专制者的思想新宠——新自由主义嫉恨如仇。那种刻骨铭心的嫉恨，可有一比：恰似人老珠黄、鸡皮鹤发之大老婆，对撒娇卖呆、风骚俗艳之小老婆所有的嫉恨情怀。
新左派无新自由主义者的聪明机变，却也有政客的精明。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新左派虽然也作出过一些意志表现，但总体上处于蛰伏状态。他们明白，当其时也，新自由主义正获热恋，权势熏天，不可与之争锋。胡锦涛爬上权力之巅后，新左派如冬眠之蛇遇春雨而复苏，昂首瞪目，向天鼓噪。因为，新左派敏锐地意识到，胡锦涛，这个不学无术的前学生辅导员，同他们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之外，什么知识也没有——胡锦涛是他们的同类！
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论据中，包括了经济改革造成的人民苦难、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和权力的空前腐败，以及民族道德的崩溃，而这似乎为新左派赢得了政治道德的筹码。但是，新左派又以向毛泽东时代全面回归和重温计划经济之梦，作为中国命运的方向。这就使新左派论据中蕴涵的政治道德，在其结论中消失殆尽，荡然无存。理由在于，对于人民，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乃是另一种悲剧，另一番苦难。
新左派以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为论据，要求驱逐新自由主义，使自己重返历史中心。不过，这个要求注定只能是水中捞月。新左派代表的思潮已经完全不适应强化中共现代专制的需要，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权贵集团所接受。即便胡锦涛个人更宠爱新左派，情况也不会有根本变化。而作为一种为专制主义的生存殚精竭虑的思潮，天生只能通过专制政治的宠爱，来获得发展的前提。
不过，新左派将继续在狭小的空间中生存下去。中共权贵集团完全明白，新左派是专制政治的忠诚战士，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乃是何种方式最适于维护专制生存权之争。所以，只要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崩溃，新左派就不会彻底丧失生存空间。
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乃是中共暴政思想理论危机的一次爆发。它表明中共暴政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思想理论危机会产生、加速、或者强化专制的政治危机的效应，但是，无论双方在论战过程中表现出多少声嘶力竭的激愤，历史都不会真正严肃地关注这次论战。因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在最终的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强化现代专制而生存与战斗。
对于中国，有历史价值的争论乃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争论。这个将决定中国命运的争论会在政治大变革的暴风雨中展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