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編者按：袁紅冰教授的力作——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值得認真一讀。該文有理有據地論證了當代中國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所謂新左派的歷史政治由來，以及兩者論戰的政治背景和利害關係所在。特別是通過對它們本是同根同生、同氣相求之政治本相的揭露，導證了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實質，並指出了這一政治改良主義的絕然沒有出路。從而為呼喚完成中國的共和革命，以建設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充分論據。
袁紅冰教授是近期才來到海外的中國著名學者。他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有著準確而又深刻的理解。這無疑將有助於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對當代中國現狀的研究。
引言
中共為了強化專制政治而進行的經濟改革，日益明顯地裸露出深刻傷害大部分中國人根本利益的猙獰面目。中共官僚體制內部，以經濟改革方向為觸發點，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論戰也越來越激烈。
儘管爭論的雙方原則上都屬於官辦學者、御用文人的範疇，但每一方卻又都竭力想讓歷史相信，爭論的對方正試圖把中國的命運引入黑暗。而事實則在於，新自由主義參與制造了今日中國的苦難，新左派則是昨日中國苦難的思想之源的殘跡。
鑒於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聲稱自己是真理的佔有者，並承擔著拯救中國於社會大危機之中的歷史責任，因此，對他們的爭論作思想的審視，有助於人們認清中國走出社會大危機的正確道路。
一、概念的界定
自由，這是一個被眾多缺乏真正學術智慧的庸人學者模糊化的概念。所以，在討論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之前，我們不得不費些精神，用盡可能簡捷的邏輯，明確各項與「自由」有關的概念。
以人類近代史的起點為界，自由主義首先是從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生命哲學。自由的生命哲學抗爭中世紀神權政治對心靈的專制和奴役，確認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理念，從而創造出屬於自由人的人格。歷史是人格的展開，正是這種自由人格引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專制鐵幕。直到今天，人類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運動，仍然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自由人格的生命哲學理念。
自由主義的生命哲學造就的思想家群體，又以天啟般的智慧，開拓出屬於自由主義的政治法律學說。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說的實踐，不僅為近現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直接影響到經濟體制的形成，甚至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以公民個人所有權、法律關係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契約自由三項法律原則為支撐點。
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百年，雖然以物質財富增長的狂飆突進論證了自己的價值，但同時也出現了兩項尖銳質疑其合理性的現象。一是不受限制的契約自由，導致對雇工群體的各種非人道待遇，而這種人道災難深深震撼了人類的良知；一是缺乏綜合協調的眾多個別意志推動的經濟運作，週期性地導致予社會以巨大破壞力的經濟危機。
與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伴生的人道災難和經濟危機告誡人們，自由的絕對性只能在精神領域實現，現實中的個人自由只有受到合理限定，才會與社會正義和社會運行必須的理性一致。
現實問題對初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引發了兩類思潮，一類思潮徹底否定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聯的政治制度；另一類則是改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
前一類思潮主要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基本沒有能力形成現實的社會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為禍百年，現已淪落為精神的破落戶。
改良主義的思潮則生機盎然，結出豐碩的成功之果：通過各種勞動保障性立法，將契約自由限定在人道的範疇之內；通過維護公共利益之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通過金融和相關法律之手，國家權力適度協調經濟運作，極大降低了經濟危機的頻率和強度。
經過不斷改良後形成的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越來越顯示出其符合人類追求幸福要求的價值。不過，需要指出，這種價值只有在現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中才能得到實現。
人類對幸福和正義的理解，如大海一樣起伏動盪。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人們對國家權力干預經濟活動的適度性權衡，對強調自由競爭與強調社會利益適度性權衡，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那種更傾向於自由競爭、減少國家干預、降低社會福利程度的經濟學思潮，被歸類入稱作「自由主義」的或者「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範疇。
但是，無論「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還是反「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都屬於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框架內的理論。因此，自由主義生命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的論戰物件是專制主義，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論戰物件卻不是專制主義，而是自由市場經濟價值體系內的另一種思想——這是理解作為經濟理論的「自由主義」的關鍵之點。
本文以下使用的「新自由主義」，除特別說明外，則專指一批中國經濟學專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學來的經濟思想理論，這種中國式的「新自由主義」是對外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不全面的模仿，或者說表面形式的模仿。
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做了什麼
時間本無意志，但人的意志經常深深刻在某些時間點上。一九八九年就是刻滿諸種意志的時間之柱。這一年因此在許多意義上成為歷史的分界，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如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主導的經濟改革具有明顯的超越經濟領域的趨向。那是一種可能帶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經濟改革。但是，具有社會全面進步意義的改革溺死於「六四」血海。「六四」之後，鄧小平，這個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獨裁者的意志主導的經濟改革，則有一個毫不含糊的最終目的——通過發展經濟，維護中共上層權貴集團的極權專制統治。
「六四」事件使中共用偽善的謊言構築起的政治道德基石徹底崩潰。政治道德的影響力喪失之後，專制政治便企圖、也只能用利益收買人心。鄧小平就是要通過經濟改革為收買人心創造物質基礎。
專制政治本質上是社會的天敵，權貴階層必然要以對社會的全面壓抑與掠奪，作為其特權存在的前提。因此，專制政治沒有能力真正收買天下蒼生。於是，鄧小平以老政客的詭詐與精明確定，為擁有知識和擁有資本的兩個最具能量的階層，知識份子和商人，打開進入權貴階層之門——專制權力將主要收買知識份子和商人。
歷史可悲地按照獨裁者的意志運行。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或者說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御用文人構成的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是一隻極為貪婪的政治動物。它唯一的意志就在於，依託專制權力，借經濟改革之名，行攫取社會財富之實。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正適應了中共政治黑幫集團的意志取向。於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成為顯學，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成為專制權力的新寵，御用文人中的顯貴。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中共官僚特權階層駕馭的經濟改革，迅速建立起「完善」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以腐敗的專制權力為主軸，以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無恥的知識之間的黑幕交易為動力，而它的天性就是要把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御用文人和官辦學者組成的「上層一萬家」，迅速地推上財富之巔。引領權貴市場經濟運作的「經濟改革」，則變成一支蘸著底層民眾的血淚，書寫不公正歷史的罪惡之筆。而新自由主義文人，則是握著這支筆的魔鬼之手。
「六四」之後，中共經濟改革惡跡如荼，現僅舉概要，以明其惡。
以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增強社會競爭性的理念為旗幟，中共廢止了原本就極其脆弱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中國最貧困的群體——九億農民，因此被完全排除在一切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之外。
尤其無法容忍之處在於，由於醫療費用是按照中國「上層一萬家」的生活水準為標的確定，就生活水準而言「上層一萬家」處於九天之上，農民淪于九地之下，所以，農村原有的簡陋不堪的醫療保障體系被新自由主義者借諸專制權力摧毀之後，農民根本無力承擔醫療費，而成為「非醫療」群體，許多年老農民生重病之後，只好以自殺來結束生命。
教育產業化是中共經濟改革的另一重大舉措，也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項明確體現。產業化十年，中國教育光怪陸離。學術腐敗如雨後新竹，生機蓬勃；教學質量似黃果樹大瀑布，一落千尺。學費高昂，底層民眾多有賣血以籌子女學費；學術低迷，莘莘學子青春毀于大學。教授風流，常召妓以娛肥腹粗腰之身；學生無錢，不得不賣身青樓，以維持艱難之學業。
當歷史有一日冷峻審訊：中國教育何以墮落至此。必有答曰：「官辦學者為專制籌謀有功，教育產業化，便是官僚集團賞賜給官辦學者的一塊豐饒的「自留地」，以供其任意縱橫，瞬間暴富。
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義者們奉獻給中共經濟改革的得意之策，也是歷史必將記住的不公正的過程。
工薪階層，普通民眾，半生風雨，一世辛勞，或胼手砥足，或節衣縮食，所得積蓄，瞬息之間，便消失於住房改革，房開商的錢袋卻與其便便之大腹，一起豐滿鼓漲。每一個成功的房開商後，都有一個權勢灼人的貪官，和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貪官為房開商攫取民財提供權力保護；經濟學家為房開商刮食民脂民膏提供黑色的智慧。奸商、貪官、無恥文人——三位一體，恰可成吸血之魔；三足鼎立正托起屬於權貴的「太平盛世」。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被新自由主義者們譽為經濟改革的「攻堅戰」。事實已經證明，「攻堅戰」的實質，就是腐敗的權力通過新自由主義設計的改革方案，與奸商惡賈勾結在一起，合法地瘋狂掠奪由工人的血汗凝聚而成的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半個世紀間，由工人奴工般艱苦的勞作構建而成。工人極低的工資同他們創造的價值完全不成比例。只是過去國有企業為工人提供簡陋的住房和公費醫療，還可使工人低質量的生活得到保障。
中共當局首先通過住房改革，廢止了無償住房制，工人不得不把終生積蓄拿出來購買遮風擋雨之所；隨後通過醫療改革，廢止了工人的公費醫療制度；最後，又通過改革「攻堅戰」——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造，由各級貪官主導，把國營企業以幾十倍壓低的價格，出賣給與貪官沆瀣一氣的商人。商人又在幕後把其購買國企獲得的超巨額利益，回饋給貪官。而數千萬工人則由此失去了生活的唯一依託，成為被社會拋棄的人。
證券市場和所謂「現代金融管理機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經濟改革的名義引入中國的。
十年滄桑，證券市場證明它不過是由經濟學家投資知識，貪官投資腐敗權力組成的「有限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社會效應只在於，通過黑箱運作把無數股民的金錢、渴望、焦慮和痛苦，變做投資者的財富與歡樂。
「現代的金融管理機制」則使銀行演化成一種特殊機制——通過銀行的投資運作，儲民的儲金合法地轉化成貪官與奸商錢袋裏的財富和銀行的金融黑洞。
縱觀「六四」之後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無非害民、損民、欺民之策；新自由主義參予實施的改革計畫，儘是殘民、賊民、虐民之舉。
貪官污吏出專制權力，奸商惡賈出骯髒的金錢，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首的官辦學者出墮落的知識，共同構建起政治黑幫集團對中國的統治。政治黑幫集團壟斷了權力，金錢和知識，底層民眾則由此喪失了實際可能真正行使的基本人權——現代中國專制體制下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實已經冠絕古今。
十六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所作所為，可一言以蔽之：毀滅正義與良知；掠奪底層民眾；強化腐敗之專制。
然而，「魔鬼三角」之波詭雲譎，不如人心之難測。同樣欲強化中共專制的「新左派」，在痛苦的沉寂之後，竟對新自由主義發出思想決鬥的挑戰。這究竟是為什麼？
三、新左派為什麼仇恨新自由主義
新左派實質上是被鄧小平打入冷宮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左派前冠以「新」，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時髦。在經濟領域，新左派堅持認為，只有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才能為中共獨裁專制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鄧小平之所以把新左派打入冷宮，並非因為他們對專制的忠誠，而是因為他們對計劃經濟的堅持。鄧小平早已意識到，計劃經濟在中國的實踐是失敗的；蘇聯的崩潰則表明計劃經濟會導致專制政治的大潰敗。作為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相信，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可以用來為專制政治服務；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劃經濟不能有效地維護專制政治，那就應當通過經濟改革，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以滿足強化專制政治的需要。
鄧小平，以及其後的江澤民冷落新左派，是由於新左派們顢頇頑固，不知變通，而鄧小平到江澤民又賜給新左派比較寬鬆的生存空間，是因為獨裁者明白，新左派心中雪藏著對專制終身不渝的依戀。
中共專制政治必須以計劃經濟為基礎；沒有計劃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不過，在考察新左派時，不必太注重其理念，因為，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大都是心靈之外的存在。
新左派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堅持計劃經濟，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什麼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他們的衣食父母。如果離開以教授或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內容的職業，新左派們就喪失了其唯一的謀生手段。可見，新左派的現實生存都要仰賴可能永遠不會實現的共產主義。這是新左派堅持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根本原因。
在此點上，新左派遠不如新自由主義者聰明。如果把鄧小平、江澤民等獨裁者比作狗的主人，那麼，新左派就是蠢笨的狗——它咬住一根已經沒有肉的骨頭，寧死不鬆口；新自由主義者則屬於聰明的狗，它會適時放開無肉之骨，撲向另一塊肥肉。
新左派對新自由主義刻骨的嫉恨之情，不是基於對中國命運的關懷——崇尚給中國造成無數人間苦難的計劃經濟者，不可能真正關懷中國的命運——而是由於社會政治地位的變化。
新左派代表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過去長期處於中共政權的中心，享有政治顯貴和精神顯貴的尊榮。但是，自鄧小平公開宣稱「市場和計畫都是方法」後，新左派及其代表的思潮迅速退出歷史中心，以致被徹底邊緣化。與之同時，鵲巢鳩佔，新自由主義以主流經濟學者的名義，成為主導經濟改革的理論新貴，並受到萬眾矚目。一卑一亢，一落一起，世事滄桑，世態炎涼，新左派「怎一個愁字了得」！又怎能不於懷念往昔尊榮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思想新寵——新自由主義嫉恨如仇。那種刻骨銘心的嫉恨，可有一比：恰似人老珠黃、雞皮鶴發之大老婆，對撒嬌賣呆、風騷俗豔之小老婆所有的嫉恨情懷。
新左派無新自由主義者的聰明機變，卻也有政客的精明。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新左派雖然也作出過一些意志表現，但總體上處於蟄伏狀態。他們明白，當其時也，新自由主義正獲熱戀，權勢熏天，不可與之爭鋒。胡錦濤爬上權力之巔後，新左派如冬眠之蛇遇春雨而復蘇，昂首瞪目，向天鼓噪。因為，新左派敏銳地意識到，胡錦濤，這個不學無術的前學生輔導員，同他們一樣，除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什麼知識也沒有——胡錦濤是他們的同類！
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論據中，包括了經濟改革造成的人民苦難、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和權力的空前腐敗，以及民族道德的崩潰，而這似乎為新左派贏得了政治道德的籌碼。但是，新左派又以向毛澤東時代全面回歸和重溫計劃經濟之夢，作為中國命運的方向。這就使新左派論據中蘊涵的政治道德，在其結論中消失殆盡，蕩然無存。理由在於，對於人民，毛澤東時代和計劃經濟乃是另一種悲劇，另一番苦難。
新左派以人民的苦難和社會不公正為論據，要求驅逐新自由主義，使自己重返歷史中心。不過，這個要求註定只能是水中撈月。新左派代表的思潮已經完全不適應強化中共現代專制的需要，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權貴集團所接受。即便胡錦濤個人更寵愛新左派，情況也不會有根本變化。而作為一種為專制主義的生存殫精竭慮的思潮，天生只能通過專制政治的寵愛，來獲得發展的前提。
不過，新左派將繼續在狹小的空間中生存下去。中共權貴集團完全明白，新左派是專制政治的忠誠戰士，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乃是何種方式最適於維護專制生存權之爭。所以，只要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沒有崩潰，新左派就不會徹底喪失生存空間。
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乃是中共暴政思想理論危機的一次爆發。它表明中共暴政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思想理論危機會產生、加速、或者強化專制的政治危機的效應，但是，無論雙方在論戰過程中表現出多少聲嘶力竭的激憤，歷史都不會真正嚴肅地關注這次論戰。因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在最終的政治立場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強化現代專制而生存與戰鬥。
對於中國，有歷史價值的爭論乃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爭論。這個將決定中國命運的爭論會在政治大變革的暴風雨中展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