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报导）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九亿是农民。独立分析人士注意到，在非法摊派，贪污腐败等很多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听不到农民发出的声音。现代中国的农民为什么给人以“失语”的印象？怎样保证农民的话语权？记者安培邀请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农村问题分析人士姚立法先生和贵州的独立分析人士曾甯先生一起进行讨论。
记者：我想先请问湖北的姚立法先生，你看在中国很多问题上，听不到农民的声音，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姚立法：我认为第一是不准你说。中国制度下是不容许农民说真话。我熟悉很多农民，像山东的崔祥联、湖北的余兰芳，都是农民中的佼佼者、农民的领袖。他们说真话，但是说了真话之后呢，有的被劳教，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你为农民利益说真话，那么就很可能，甚至是一定会带来横祸，不是村霸、流氓、地痞来打你，就是中共党内的那些腐败份子想方设法设圈套，找由头（理由）来致你于死地。
第二呢，没有人听你说真话。中共党内的一些基层组织的官员、政府的官员有几个能够坐下来听农民说真话呢？几乎是没有！官员里头有人真心实意的去和农民接触、听农民说真话，很可能这个人的仕途就完了。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我们还不谈远的，还不谈五七年的右派说真话、八九年的学生说真话等等，我们还不谈，我们就谈现状，农民确实不敢说真话。
记者：姚立法先生的观念是，一个是不允许农民说话，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没有人听，那么曾宁先生您的观点？在古代像中国洪秀全、冯云山都是农民的代表，那时很多时候乡绅、秀才都会是农民的代言人，但是现在似乎比较缺乏这些代言人。
曾宁：今天的中国社会，之所以农民没有话语权，听不到农民的声音，农民是一个“失语”的群体，根本的原因还是现行的政治体制的问题，它基本上阻断了、堵绝了中国农民声音的发出。
今天的中共政权本身就认为自己是农民、工人的当然代表，政府和执政者就认为它们说的话、它们做的事、它们的政策就是农民的利益的反映。那么此外还有什么需要农民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
因此这样的体制本身就不允许农民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不允许农民的代表像吕邦列先生、陈光诚先生、刘正友先生等等，这些人士都是近一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也包括农村出现一些私有经济以后，出现的一些颇能代表农民的利益，也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一些农民的代言人。但是这些代言人却是不容于中共政权和中国的执政者，他们往往受到迫害。
记者：那么现在中国的农民，不是仅仅停留在传统农田里干活这个角色了，千千万万的农民进入了城市，深入到各个行业。姚立法先生据您观察，农民自己本身有多大要说话的欲望？怎么样改变现在农民“失语”的这个现实呢？
姚立法：农民并不是不愿意把他们的愿望表达出来，他们是很愿意表达他们的愿望的。但是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允许农民结社。现在的农民没有结社的权利，那么就是分散的，分散就没有力量，单打独斗的话就遭到迫害，那就是这样一个“失语”的群体。
再一个就是说，手中有权力的行政官员，他的权力的来源，根据宪法的规定，应该是来源于人民。而现在官员权力的来源在形式上具合法性，在实质上不具合法性；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国民的总数占绝大多数，而他们在行使公民投票权的时候却落空了。第三的话呢，中国应该出台新闻法，这样农民的一个语言的表达权利才能够慢慢的执行。
记者：姚立法先生谈到农民投票权的问题，中国媒体曾经报导，在山西一个村庄，有的村民以一千八百元的价格，把自己的选票卖掉了，那曾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姚立法：这个情况我倒是没有听到，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农民啊包括其他的民众，他本身的这种权利意识和参政的这种欲望也不是很强，就可能把自己手中的选票卖给别人。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这种参政本身毫无意义，有它本身的虚假性、欺骗性，因此他还不如拿来变现，变成现实的金钱的利益，那何乐不为呢？也不排除这种心态。
怎样保障中国农民真正的有自己的代言人？中国农民真正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想可以有几个解决的途径：首先最关键的还是要进行体制变革。那么在不能够进行体制变革情况下，要怎样尽量的保证中国农民的话语权呢？可以有一些试图解决的办法，比如说真正的尊重法律、落实法治。宪法中有一些保障人权的条款，村民自治法中有关农村的一些法令、法规当中，一些关于农民的合法的权利，也有一些明文的规定；但是问题在现在中国司法的环境下，根本不能够得到落实。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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