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6日讯】献词：谨以此文献给对文革学研究成就卓著并坚持不懈的王友琴女士、宋永毅先生；献给我的太太米洪武——一个文革中的孤儿；也献给文革、清算、六四镇压三重受害者，并寄予和解的愿望！
前言：轮换的要求
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故（内含统治集团的重大制度调整）都会产生社会阶层轮换的后果，或者说，正是阶层轮换的诉求推动了纯粹制度分析意义上的重大社会变化。“文革”也不例外，“文革”形式化结束后的科举恢复也是如此，目前关于改革伦理判断的激烈争论也是“文本－－本文”意义上的轮换前兆。处于社会阶层高端的敏感人士们往往最能预见轮换的后果，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惯性占据主导地位。“文革”中全贵族的“联动”〔注1〕体系，是最好的证明；“文革”形式化结束后，伴随清理“三种人”出现的经济腐败可以看作是“联动”化资源分配的一个逻辑结果〔注2〕。
阶层轮换具有强大的刺激性如王洪文从工人身份到顶尖级政治新贵，又如陈永贵以农民身份进入政治高导层，等等。在另一端，一旦这种轮换失败，各种政治丑化〔注3〕就随之而来。当然，这种丑化有着中国传统的“文人党争”文化背景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宽容性的现实支持，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一、整党的意义：清理成功的轮换者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整党指令并成立整党指导委员会。作为一次隐形的政治运动或者说阶层轮换意义上的“续文革”，整党的主要任务是清理“三种人”，附带地解决以特权擅用为特征的经济腐败问题。一年后的总结说：“在纯洁组织方面，许多整党单位对核查‘三种人’以及其他坚持反党、危害党的分子，做了大量的扎实的调查取证工作，并普遍注意了把重点放在清查混进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可能混入第三梯队中的‘三种人’，已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在抓紧核查工作的同时，还抓了对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考察、选拔和培养，促进了干部队伍第三梯队的建设。”〔注4〕
清理“三种人”与培养第三梯队成为这一波阶层轮换中的主流。然在阶层轮换意义上重新分配权力，当然地也就出现了一个梯度推进结构，即中央权力格局已定，就要从省级着手。第一个被处于省级刑罚的“三种人”是吉林省的许肇昌〔注5〕，整党文献中说：“（1983年）十一月十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四人帮’余孽、打砸抢首恶分子许肇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许肇昌在“文革”期间，是吉林省一派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曾先后窃踞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东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他紧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亲自策划、组织大型武斗，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弹药，制造流血事件，给长春市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他肆意诬陷受害干部、群众，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在另一端，这种借法治名义的整肃也遇了阻力－－主动抵抗或消极的不理解产生了，明显的例子是耿起昌案件。1984年1月3日，新华社消息说：“原郑州市蔬菜研究所副所长耿起昌因包庇反革命分子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耿起昌在‘文革’期间，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审判之前，耿起昌已被开除党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对“文革”成功者的清理作为一次大清算带来了极大冲击，因为从镇反、四清以来的恐怖政治记忆仍留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头脑中。于是，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对外表态（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整党没有整知识分子，相反，正在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作为利益分配的新轮换也提出了一些与政治报复即清算无关的问题，即如何进入权力体系的问题。比如，山西省太原市发生了轻工局团委副书记朱友林为其弟弟夫妇伪造团员证的事件，牛被开除了党籍〔注6〕。不到两个月后，上海市的华东纺织工学院做出了权力开放举措，被作为正面典型来报道：“在整党中改变了知识分子入党难的局面。半年多来，全院共有四十一名知识分子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注7〕
上海的经典操作，既有序地开放了非对立性轮换机会，又呼应了权力中心即胡耀邦讲话的政策方向。
在争取到（哪怕象征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后，更大规模的清算开始了。在广西，曾任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颜景堂遭到逮捕，同时还有邓文光（曾任常委）、刘目忠（柳州市革委会委员）〔注8〕；在湖南，副省长章伯森由于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过错辩护，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注9〕；在辽宁，已由“三种人”成功地进入第三梯队的朱福河因不满大清算式的整肃，公开批判中央领导人，被开除党籍〔注10〕；在天津，曾任市革委会常委的何光临，因不满大清算，“到处上访”，被以经济犯罪名义逮捕〔注11〕。
这四大省级案例，全部发生在1984年4月。
以大清算方式进行的政治整肃也遭到强硬方式的反抗，1984年7月份，黑龙江伊春市的王福绵事件与内蒙古包头市王文清事件简明地说明了这一点。7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黑龙江省伊春市最近查处了一个以造反派头头王福绵为首的寻衅闹事的帮派小集团，粉碎‘四人帮’后，王福绵继续拉帮结派，为了要官要权，最近几年中，他们制造谣言，侮辱、诽谤、围攻领导，冲击机关，扰乱会场，搅闹法院，还是当年‘文革’中造反时的那股邪劲。他们以落实政策为名，采取各种手段，在经济上大捞一把。中央整党决定公布后，市委采取坚决措施，查清了这个帮派小集团的罪恶活动，并进行了处理。司法机关对触犯刑律的王福绵等人依法逮捕。对帮派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有关部门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同情、支持这个帮派小集团的原市委领导班子中的人，市委决定待进一步查证核实后再作处理。” 7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共内蒙古包头市委最近及时严肃处理了一起‘三种人’寻衅闹事事件。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包头市二十余名‘文革’中的造反派头目借帮派头目、打砸抢分子李金保患癌症死亡之机，聚众闹事，翻清查工作的案，气焰极为嚣张。现在，参与闹事的二十四人中，“三种人”王文清、陈少彤、李纯毅、张松林、周建民等五人已被清除出党，其他闹事者正由所在单位审查处理。”
高层权力结构已经稳定，任何小集团方式的反清算已经没有了成功的希望。换言之，新的强权压抑了旧的强权，它重复了中国历史上“文人党争”的几乎全部经典情节。
二、经济腐败：新轮换方式的亚种
对“文革”成功者的大清算导致了一种新的轮换方式的登场，一些能敏感捕捉到社会变化趋向的人们（一如当年的“联动”分子）发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用政治特权换取经济特权的时代的到来。加之，一个强硬的“复辟式”政治强权稳居高端，“应有的利益”计算边界扩大了。
以陈云1964年6月19日的一封信被重提为标志〔注12〕，中共权力顶端的“太子党”〔注13〕问题初见端倪。这个旧话重提的操作，是由《瞭望》周刊与新华社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完成的：《瞭望》周刊重新发表陈云信件，新华社再予播发，中央文献研究室加了按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按语说：“这是陈云同志写给一位干部子弟的信。这封信，对于广大党员、干部、青年特别是干部子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按语中的“特别是干部子弟”成了一句不幸的谶言，5年后的1989反对“官倒”的矛头所指就主要是对准了这些人及其派生系统。在横向扩散效果上或各低层次官僚系统中，谋求政治地位之外的经济利益也成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且这个规则至今有效。
就在耿起昌事件发生当月（1984年1月），郑州铁路局倒卖车皮指标与煤炭重大案件暴露〔注14〕；至于北京李佐君谋求多占公房〔注15〕、甘肃宣相同多占公房〔注16〕、山西贾岱峰多占公房〔注17〕诸事件，不过是整党过程中的“花边新闻”而已。也就是说，在“三种人”遭到政治清算的同时，腐败与特权的不受约束之势已经不可遏止。这一系列的“花边新闻”式的事件暴露，虽然没被任何人与政治大清算联系起来，但是其可能的逻辑结果已经为倾力于整肃“三种人”的主导势力所关注，因此，就有了陈云（1946）信件被重提的操作。
就在陈云信件被重提以后的整党过程中（从1984年2月至10月），政治特权伴随经济特权的扩张丝毫没有减弱，像贵州突击办理干部子女顶替事件（10天竟然办完了6900人的手续〔注18〕），再如江苏省的“人情执照”即国家工作人员自办企业〔注19〕并偷漏税事件，无疑说明陈云革命性的约束已经失效，代之以大规模的平行转移已经成浩荡之势。
这个平行转移是阶层轮换的一个亚种，它的品质标志仍是将政治投资贴现为经济收益。
在这个大规模的平行转移中，社会庸俗化特色需求的文化合法性，进一步地保护了腐败的惯性发展。特殊部门或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贲张，一直没有得到遏止。从郑州铁路局的寻求垄断权力租金被通报的1984年1月5日到福建省长乐县缉私机构走私事件被曝光的3月15日，仅仅70天左右的时间。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意义在于：郑州事件在陈云信件重印之前，长乐事件在陈云信件重印之后。中纪委对长乐事件的通报说：“长乐县四个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的经济犯罪团伙，打着‘缉私’的旗号，大肆进行走私分私活动，共非法所得赃款二十三万五千余元。在这四个犯罪团伙所涉及的单位中，县工商局的情况最为严重。这个局的正副局长中，先后有一人犯罪，四人有违纪行为。全局十七个党员，除两个新调来的以外，都有违纪犯法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一月，这个局的党支部书记、局长林孟祥，竟和另外两名支委（都是副局长）共同策划谎报冒领‘密报’费十笔，明目张胆地由党支部作出了集体贪污公款的决定。新调整的县委已决定解散这个局的党支部，并继续深查这个局的问题。”〔注20〕
反观长乐事件，如果说时至今日未能解决的远华走私案是一场腐败戏剧高潮的话，那么长乐事件只不过是一个简短的开场白而已。
清算“文革”轮换成功者，的确保证了旧贵族复辟后的权力稳定性及传承的有序性即用第三梯队替代“三种人”，但是悄然泛滥的经济腐败无疑降低了这场大清算的道德性。
这是个巨大的问题，也是形成了“1989年误判”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三、利益计算的偏差：1989年六四与“文革”的关系
“文革”作为社会政治学的一个题目及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学术的一个不可忽视学术现象。但是，将“文革”与“六四事件”内在关系做出一种基本判定，仍是个空白。
仍以使用官方正式系统文献〔注21〕的方法来勾勒两者的关系，我们就不难发现：对六四事件采取的镇压最重大借口就是“文革残余分子”即所谓三种人的介入，但事后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借口。换言之：旧贵族集团担心新的轮换发生的利益计算（事实上是一种误断），至少是促使这场惨剧的最重大因素。而这个误判的义理性则是：在整肃即清洗“三种人”时，复辟集团显发生了道义亏欠即上节所论的伴随清洗发生的大规模广泛性腐败。
1989年4月份，官方媒体试图说服学生的最大理由就是警惕“文革”重演，《经济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十年‘文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许多过来人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和痛苦的记忆。最近一些地方出现的不同程度混乱、骚乱和动乱，虽然其诱因和根源同‘文革’不完全相似，但最终发展结果和引起的社会破坏，则有相通之处。那样一场历史恶梦，有谁愿意重温？那样一幕民族悲剧，又有谁愿意重演？因此，以史为鉴，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不断提高对于安定团结和创造稳定政治局面重要意义的认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课题。”〔注22〕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文重复了这一论点：“‘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们，谁都不会忘记那段动乱的年月。全国人民包括青年学生在内，谁也不会希望那样的悲剧重演。如果听任各种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小字报满天飞，如果听任各种‘夺取’和‘抢占’蔓延，如果到处罢课、串联，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一场全面性的内乱。一切单纯的善良的青年学生，都应当懂得，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事件中，往往鱼龙混杂，居心叵测者正等待着你们的感情冲动的行为失当而混水摸鱼。西安、长沙发生的有人趁机搞打、砸、抢、烧的事件，还是值得警惕的。”〔注23〕
学生们非但没有接受与他们个体经历无关的“文革教训”，反而使用了一个令清洗“文革”势力成功的旧贵族产生广泛联想的宣传方法，即所谓的“关系图表示”。当时官方的发言人袁木（在《经济日报》与《人民日报》两评论之后）特别指出：“有些人把与领导人同姓的中青年负责干部说成是某领导人的儿子，不同姓的说成是女婿，有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有的出入很大。总之，我不赞成画‘关系图’这类的作法，像‘文革’中搞的‘百丑图’，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注24〕
官方的“自由联想”实在是基于对新的阶层轮换发生的担心，因此，“借文革说事”乃至于使用5年前整党的术语如“打砸抢”，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为。
1989年5月3日在袁木答中外记者问时，再次表明对“文革”复现的担心，不过他说得很“委婉”。这“委婉”中已表明了对“三种人”即“文革分子”的猜忌，他说：“对于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违法行为的人，我们已经随时发现，随时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长沙。虽然有一些没有露面，躲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但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许多人被裹进了动乱，鱼龙混杂，难以分清，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如果采取直接的拘捕之类的措施，那我们就是愚蠢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立场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从心眼里爱护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了弟。”〔注25〕。
这是一项致命的误判，并且试图从“文革”残余势力中分化学生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三种人的参与。
一个月后，一场震惊世界的血案发生了。知识分子抗议集团彻底被摧毁，旧贵族集团在可能的后悔中保住了自己的利益，但事实与逻辑证明：六四一代的青年人，成了“文革”与整党的双重受害者，如果加上六四事件本身，他们成了三种恶行的受害者。
背负三重受害身份的六四一代，也许至少在政治上还不理性乃至其精英分子缺乏必要的学术素养，但是，他们确实中国现代化政治正式膜拜共产主义后最不幸的一代人，他们的“幼稚”的历程也成为了苦难丰碑的塔身。
结束语：能够真正告别“文革”吗？
“文革”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政治术语，在阶层轮换意义上，它是个双面妖魔，或者说总是一波又一波的由圣变魔的过程。它的迫害与清算（报复）惯性，从没休止过。所以，说研究“文革”必须超越“1966－1976”的框架。
当“本文－文本”分析意义上的经济腐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时，“新文革”的冲动再次聚集。“新文革”思维的具体表现是：（一），认为存在人民文革即认可非道德化的阶层轮换；（二），在公共权力无法解决贫富悬殊之际，有意掀起一场“经济文革”。
这种“经济文革”不仅为体制内的主张渐变的学者如吴敬琏所担心且抨击，也被体制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类人物所反对，比如一位老经济学家在与我的学术通信（2006年3月23日）中说：“现在最可恶的一批人，不顾是非，利用财产平均理论讨好穷人，最后害了一切的人。他们从来不做真正对穷人有利的事，他们还很得势。中国可能就坏在这些人手里。”
时隔40年，中国会发生一场“文革”吗？（与40年前“政治文革”对称的“经济文革”）。－－这是一个未可轻下结论的命题。但是，要真正告别“文革”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在公共品效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放开它的替代渠道而不是一力扩张政府的权能；
（二）进行文化改造的初步尝试，而不是复辟文化消极面；代之以宽容与和解，而是宣扬仇恨、设计清算。这首先要求“自备神性”的公共品系统为过去造成的社会伤害而道歉，比如六四事件全面和解、废止所谓打击邪教的法条。
（三）民间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一个多布森〔注26〕意义上的民间意识形态体系，足以成为公共权力系统所秉持的失效意识形态的参照。
行文至此，我对民间力量保持着充分的乐观态度，尽管民间精英的知识构架还较粗糙，但毕竟是机遇总是胜过了义愤。惟其如此，民间系统的扩大才能理性地弥补公共品效力严重不足导致的整体社会缺陷。
再见吧，形形色色的所谓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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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
〔注1〕关于“联动”的有关文献，请参见陶铁柱《“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在徐，P43－72）、肖文《文革回忆》（在徐，P73－92），载于徐友渔主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版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其中：一个骤转的情节是，江青（1966年12月）对这一红色贵族组织的判语的发出，江对平民红卫兵组织“西纠”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有一小撮人自视血统高贵，他们是什么东西。”
〔注2〕关于伴随清理“三种人”出现的经济腐败，请参见官方正式的文献《整党大事记（1983，10－1984，10）》；版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本文采用的过程中完全还原为当时报纸报道，以下不另说明。
〔注3〕“四人帮”倒台后，民间传播过一个来自高层的政治笑话：王洪文主持会议时批评迟到的邓小平，邓说：“我年龄大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不像你王副主席一样，没走过任何一个台阶，坐着火箭上来了。”
〔注4〕同〔2〕《前言》P2－3。
〔注5〕同〔2〕，但这一案件在文献中并没标明报道来源，估计是高层内部的《动态清样》之类的文件报告的，只是到正式做成文献系列时才公开引用。
〔注6〕请参见《人民日报》1984年1月16日的报道。
〔注7〕同〔6〕，1984年3月6日。
〔注8〕请参见《广西日报》1984年4月12日的报道。
〔注9〕请参见《湖南日报》1984年4月14日的报道。
〔注10〕请参见新华社1984年4月17日的报道。
〔注11〕请参见《天津日报》1984年4月13日的报道
〔注12〕同〔2〕该信（对一位叫陆恺悌的人）说：“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时间：1984年1月29日。
〔注13〕正式以学术方式使用“太子党”概念的人应该是丁学良，他认为“太子党”问题存在有碍公平竞争。请参见其论文《非民主制度下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条件》，载于《比较》学术双月刊1989年第3期。
〔注14〕同〔2〕，1984年1月5日中纪委通报。
〔注15〕请参见《人民日报》1984年1月11日的报道。
〔注16〕请参见《人甘肃日报》1984年1月17日的报道。
〔注17〕请参见新华社1984年1月20日的报道。
〔注18〕请参见新华社1984年2月5日的报道。
〔注19〕请参见新华社1984年2月8日的报道。
〔注20〕同〔2〕，中纪委1984年3月15日的报道。
〔注21〕这个正式文献系统是《戒严令发布之前4.15－5.20动乱大事记》；版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8月）。使用方法同〔2〕。
〔注22〕请参见《经济日报》1989年4月28日的评论员文章《顾大局，反动乱，求稳定》。
〔注23〕请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4月29日的评论员文章《维护大局，维护稳定》。
〔注24〕请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4月3日的报道。
〔注25〕请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5月4日的报道。
〔注26〕请参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之<导论>P3；版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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