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訊】獻詞：謹以此文獻給對文革學研究成就卓著並堅持不懈的王友琴女士、宋永毅先生；獻給我的太太米洪武——一個文革中的孤兒；也獻給文革、清算、六四鎮壓三重受害者，並寄予和解的願望！
前言：輪換的要求
任何一次重大社會變故（內含統治集團的重大制度調整）都會產生社會階層輪換的後果，或者說，正是階層輪換的訴求推動了純粹制度分析意義上的重大社會變化。「文革」也不例外，「文革」形式化結束後的科舉恢復也是如此，目前關於改革倫理判斷的激烈爭論也是「文本－－本文」意義上的輪換前兆。處於社會階層高端的敏感人士們往往最能預見輪換的後果，所以他們往往傾向於慣性佔據主導地位。「文革」中全貴族的「聯動」〔注1〕體系，是最好的證明；「文革」形式化結束後，伴隨清理「三種人」出現的經濟腐敗可以看作是「聯動」化資源分配的一個邏輯結果〔注2〕。
階層輪換具有強大的刺激性如王洪文從工人身份到頂尖級政治新貴，又如陳永貴以農民身份進入政治高導層，等等。在另一端，一旦這種輪換失敗，各種政治醜化〔注3〕就隨之而來。當然，這種醜化有著中國傳統的「文人黨爭」文化背景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不寬容性的現實支持，本文不再展開論述。
一、整黨的意義：清理成功的輪換者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整黨指令並成立整黨指導委員會。作為一次隱形的政治運動或者說階層輪換意義上的「續文革」，整黨的主要任務是清理「三種人」，附帶地解決以特權擅用為特徵的經濟腐敗問題。一年後的總結說：「在純潔組織方面，許多整黨單位對核查『三種人』以及其他堅持反黨、危害黨的分子，做了大量的紮實的調查取證工作，並普遍注意了把重點放在清查混進領導班子、要害部門和可能混入第三梯隊中的『三種人』，已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在抓緊核查工作的同時，還抓了對優秀中青年幹部的考察、選拔和培養，促進了幹部隊伍第三梯隊的建設。」〔注4〕
清理「三種人」與培養第三梯隊成為這一波階層輪換中的主流。然在階層輪換意義上重新分配權力，當然地也就出現了一個梯度推進結構，即中央權力格局已定，就要從省級著手。第一個被處於省級刑罰的「三種人」是吉林省的許肇昌〔注5〕，整黨文獻中說：「（1983年）十一月十日，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四人幫』餘孽、打砸搶首惡分子許肇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許肇昌在「文革」期間，是吉林省一派群眾組織的主要頭頭，曾先後竊踞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共青團吉林省委書記、東豐縣委書記、縣革委會主任等職。他緊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奪權，親自策劃、組織大型武鬥，搶奪人民解放軍槍支彈藥，製造流血事件，給長春市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損失。他肆意誣陷受害幹部、群眾，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另一端，這種借法治名義的整肅也遇了阻力－－主動抵抗或消極的不理解產生了，明顯的例子是耿起昌案件。1984年1月3日，新華社消息說：「原鄭州市蔬菜研究所副所長耿起昌因包庇反革命分子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耿起昌在『文革』期間，曾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委員、省革委會副主任。審判之前，耿起昌已被開除黨籍。」可以肯定地說，這種對「文革」成功者的清理作為一次大清算帶來了極大衝擊，因為從鎮反、四清以來的恐怖政治記憶仍留在那個時代的人們頭腦中。於是，1984年1月24日，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對外表態（回答法國記者提問）：「整黨沒有整知識分子，相反，正在繼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
作為利益分配的新輪換也提出了一些與政治報復即清算無關的問題，即如何進入權力體系的問題。比如，山西省太原市發生了輕工局團委副書記朱友林為其弟弟夫婦偽造團員證的事件，牛被開除了黨籍〔注6〕。不到兩個月後，上海市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做出了權力開放舉措，被作為正面典型來報道：「在整黨中改變了知識分子入黨難的局面。半年多來，全院共有四十一名知識分子光榮地加入了黨組織。」〔注7〕
上海的經典操作，既有序地開放了非對立性輪換機會，又呼應了權力中心即胡耀邦講話的政策方向。
在爭取到（哪怕象徵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後，更大規模的清算開始了。在廣西，曾任自治區革委會常委的顏景堂遭到逮捕，同時還有鄧文光（曾任常委）、劉目忠（柳州市革委會委員）〔注8〕；在湖南，副省長章伯森由於為自己在「文革」中的過錯辯護，被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注9〕；在遼寧，已由「三種人」成功地進入第三梯隊的朱福河因不滿大清算式的整肅，公開批判中央領導人，被開除黨籍〔注10〕；在天津，曾任市革委會常委的何光臨，因不滿大清算，「到處上訪」，被以經濟犯罪名義逮捕〔注11〕。
這四大省級案例，全部發生在1984年4月。
以大清算方式進行的政治整肅也遭到強硬方式的反抗，1984年7月份，黑龍江伊春市的王福綿事件與內蒙古包頭市王文清事件簡明地說明了這一點。7月10日，《人民日報》報道說：「黑龍江省伊春市最近查處了一個以造反派頭頭王福綿為首的尋釁鬧事的幫派小集團，粉碎『四人幫』後，王福綿繼續拉幫結派，為了要官要權，最近幾年中，他們製造謠言，侮辱、誹謗、圍攻領導，衝擊機關，擾亂會場，攪鬧法院，還是當年『文革』中造反時的那股邪勁。他們以落實政策為名，採取各種手段，在經濟上大撈一把。中央整黨決定公佈後，市委採取堅決措施，查清了這個幫派小集團的罪惡活動，並進行了處理。司法機關對觸犯刑律的王福綿等人依法逮捕。對幫派小集團的其他成員，有關部門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同情、支持這個幫派小集團的原市委領導班子中的人，市委決定待進一步查證核實後再作處理。」 7月20日，《人民日報》報道說：「中共內蒙古包頭市委最近及時嚴肅處理了一起『三種人』尋釁鬧事事件。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包頭市二十餘名『文革』中的造反派頭目借幫派頭目、打砸搶分子李金保患癌症死亡之機，聚眾鬧事，翻清查工作的案，氣焰極為囂張。現在，參與鬧事的二十四人中，「三種人」王文清、陳少彤、李純毅、張松林、周建民等五人已被清除出黨，其他鬧事者正由所在單位審查處理。」
高層權力結構已經穩定，任何小集團方式的反清算已經沒有了成功的希望。換言之，新的強權壓抑了舊的強權，它重複了中國歷史上「文人黨爭」的幾乎全部經典情節。
二、經濟腐敗：新輪換方式的亞種
對「文革」成功者的大清算導致了一種新的輪換方式的登場，一些能敏感捕捉到社會變化趨向的人們（一如當年的「聯動」分子）發現：他們正面臨著一個用政治特權換取經濟特權的時代的到來。加之，一個強硬的「復辟式」政治強權穩居高端，「應有的利益」計算邊界擴大了。
以陳雲1964年6月19日的一封信被重提為標誌〔注12〕，中共權力頂端的「太子黨」〔注13〕問題初見端倪。這個舊話重提的操作，是由《瞭望》週刊與新華社及中央文獻研究室共同完成的：《瞭望》週刊重新發表陳雲信件，新華社再予播發，中央文獻研究室加了按語。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按語說：「這是陳雲同志寫給一位幹部子弟的信。這封信，對於廣大黨員、幹部、青年特別是幹部子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按語中的「特別是幹部子弟」成了一句不幸的讖言，5年後的1989反對「官倒」的矛頭所指就主要是對準了這些人及其派生系統。在橫向擴散效果上或各低層次官僚系統中，謀求政治地位之外的經濟利益也成了一種新的遊戲規則，且這個規則至今有效。
就在耿起昌事件發生當月（1984年1月），鄭州鐵路局倒賣車皮指標與煤炭重大案件暴露〔注14〕；至於北京李佐君謀求多佔公房〔注15〕、甘肅宣相同多佔公房〔注16〕、山西賈岱峰多佔公房〔注17〕諸事件，不過是整黨過程中的「花邊新聞」而已。也就是說，在「三種人」遭到政治清算的同時，腐敗與特權的不受約束之勢已經不可遏止。這一系列的「花邊新聞」式的事件暴露，雖然沒被任何人與政治大清算聯繫起來，但是其可能的邏輯結果已經為傾力於整肅「三種人」的主導勢力所關注，因此，就有了陳雲（1946）信件被重提的操作。
就在陳雲信件被重提以後的整黨過程中（從1984年2月至10月），政治特權伴隨經濟特權的擴張絲毫沒有減弱，像貴州突擊辦理幹部子女頂替事件（10天竟然辦完了6900人的手續〔注18〕），再如江蘇省的「人情執照」即國家工作人員自辦企業〔注19〕並偷漏稅事件，無疑說明陳雲革命性的約束已經失效，代之以大規模的平行轉移已經成浩蕩之勢。
這個平行轉移是階層輪換的一個亞種，它的品質標誌仍是將政治投資貼現為經濟收益。
在這個大規模的平行轉移中，社會庸俗化特色需求的文化合法性，進一步地保護了腐敗的慣性發展。特殊部門或壟斷利益集團的利益賁張，一直沒有得到遏止。從鄭州鐵路局的尋求壟斷權力租金被通報的1984年1月5日到福建省長樂縣緝私機構走私事件被曝光的3月15日，僅僅70天左右的時間。
這兩個事件的對比意義在於：鄭州事件在陳雲信件重印之前，長樂事件在陳雲信件重印之後。中紀委對長樂事件的通報說：「長樂縣四個執法犯法、貪贓枉法的經濟犯罪團伙，打著『緝私』的旗號，大肆進行走私分私活動，共非法所得贓款二十三萬五千餘元。在這四個犯罪團伙所涉及的單位中，縣工商局的情況最為嚴重。這個局的正副局長中，先後有一人犯罪，四人有違紀行為。全局十七個黨員，除兩個新調來的以外，都有違紀犯法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去年一月，這個局的黨支部書記、局長林孟祥，竟和另外兩名支委（都是副局長）共同策劃謊報冒領『密報』費十筆，明目張膽地由黨支部作出了集體貪污公款的決定。新調整的縣委已決定解散這個局的黨支部，並繼續深查這個局的問題。」〔注20〕
反觀長樂事件，如果說時至今日未能解決的遠華走私案是一場腐敗戲劇高潮的話，那麼長樂事件只不過是一個簡短的開場白而已。
清算「文革」輪換成功者，的確保證了舊貴族復辟後的權力穩定性及傳承的有序性即用第三梯隊替代「三種人」，但是悄然氾濫的經濟腐敗無疑降低了這場大清算的道德性。
這是個巨大的問題，也是形成了「1989年誤判」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三、利益計算的偏差：1989年六四與「文革」的關係
「文革」作為社會政治學的一個題目及其研究成果，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政治學術的一個不可忽視學術現象。但是，將「文革」與「六四事件」內在關係做出一種基本判定，仍是個空白。
仍以使用官方正式系統文獻〔注21〕的方法來勾勒兩者的關係，我們就不難發現：對六四事件採取的鎮壓最重大借口就是「文革殘餘分子」即所謂三種人的介入，但事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個借口。換言之：舊貴族集團擔心新的輪換發生的利益計算（事實上是一種誤斷），至少是促使這場慘劇的最重大因素。而這個誤判的義理性則是：在整肅即清洗「三種人」時，復辟集團顯發生了道義虧欠即上節所論的伴隨清洗髮生的大規模廣泛性腐敗。
1989年4月份，官方媒體試圖說服學生的最大理由就是警惕「文革」重演，《經濟日報》評論員文章說：「十年『文革』給我們國家、民族和許多過來人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和痛苦的記憶。最近一些地方出現的不同程度混亂、騷亂和動亂，雖然其誘因和根源同『文革』不完全相似，但最終發展結果和引起的社會破壞，則有相通之處。那樣一場歷史惡夢，有誰願意重溫？那樣一幕民族悲劇，又有誰願意重演？因此，以史為鑒，以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不斷提高對於安定團結和創造穩定政治局面重要意義的認識，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課題。」〔注22〕第二天，《人民日報》評論員文重複了這一論點：「『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現在三十歲以上的人們，誰都不會忘記那段動亂的年月。全國人民包括青年學生在內，誰也不會希望那樣的悲劇重演。如果聽任各種誣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小字報滿天飛，如果聽任各種『奪取』和『搶佔』蔓延，如果到處罷課、串聯，我們的國家很可能又將陷入一場全面性的內亂。一切單純的善良的青年學生，都應當懂得，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事件中，往往魚龍混雜，居心叵測者正等待著你們的感情衝動的行為失當而混水摸魚。西安、長沙發生的有人趁機搞打、砸、搶、燒的事件，還是值得警惕的。」〔注23〕
學生們非但沒有接受與他們個體經歷無關的「文革教訓」，反而使用了一個令清洗「文革」勢力成功的舊貴族產生廣泛聯想的宣傳方法，即所謂的「關係圖表示」。當時官方的發言人袁木（在《經濟日報》與《人民日報》兩評論之後）特別指出：「有些人把與領導人同姓的中青年負責幹部說成是某領導人的兒子，不同姓的說成是女婿，有的與事實完全不符，有的出入很大。總之，我不贊成畫『關係圖』這類的作法，像『文革』中搞的『百丑圖』，社會效果不好，不利於安定團結。」〔注24〕
官方的「自由聯想」實在是基於對新的階層輪換發生的擔心，因此，「借文革說事」乃至於使用5年前整黨的術語如「打砸搶」，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行為。
1989年5月3日在袁木答中外記者問時，再次表明對「文革」復現的擔心，不過他說得很「委婉」。這「委婉」中已表明了對「三種人」即「文革分子」的猜忌，他說：「對於在前一時期的動亂中，直接進行打砸搶燒違法行為的人，我們已經隨時發現，隨時拘捕了一些，比如在西安、長沙。雖然有一些沒有露面，躲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惡毒的人，但在目前複雜的形勢下，許多人被裹進了動亂，魚龍混雜，難以分清，我們不準備現在採取措施。如果採取直接的拘捕之類的措施，那我們就是愚蠢的。我們採取這樣的態度、立場和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從心眼裡愛護我們的學生，因為他們是我們的了弟。」〔注25〕。
這是一項致命的誤判，並且試圖從「文革」殘餘勢力中分化學生的努力失敗了－－因為根本就沒有所謂三種人的參與。
一個月後，一場震驚世界的血案發生了。知識分子抗議集團徹底被摧毀，舊貴族集團在可能的後悔中保住了自己的利益，但事實與邏輯證明：六四一代的青年人，成了「文革」與整黨的雙重受害者，如果加上六四事件本身，他們成了三種惡行的受害者。
背負三重受害身份的六四一代，也許至少在政治上還不理性乃至其精英分子缺乏必要的學術素養，但是，他們確實中國現代化政治正式膜拜共產主義後最不幸的一代人，他們的「幼稚」的歷程也成為了苦難豐碑的塔身。
結束語：能夠真正告別「文革」嗎？
「文革」作為一個中國文化語境中的現代政治術語，在階層輪換意義上，它是個雙面妖魔，或者說總是一波又一波的由聖變魔的過程。它的迫害與清算（報復）慣性，從沒休止過。所以，說研究「文革」必須超越「1966－1976」的框架。
當「本文－文本」分析意義上的經濟腐敗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時，「新文革」的衝動再次聚集。「新文革」思維的具體表現是：（一），認為存在人民文革即認可非道德化的階層輪換；（二），在公共權力無法解決貧富懸殊之際，有意掀起一場「經濟文革」。
這種「經濟文革」不僅為體制內的主張漸變的學者如吳敬璉所擔心且抨擊，也被體制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精神領袖類人物所反對，比如一位老經濟學家在與我的學術通信（2006年3月23日）中說：「現在最可惡的一批人，不顧是非，利用財產平均理論討好窮人，最後害了一切的人。他們從來不做真正對窮人有利的事，他們還很得勢。中國可能就壞在這些人手裡。」
時隔40年，中國會發生一場「文革」嗎？（與40年前「政治文革」對稱的「經濟文革」）。－－這是一個未可輕下結論的命題。但是，要真正告別「文革」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一）在公共品效力嚴重缺失的情況下，放開它的替代渠道而不是一力擴張政府的權能；
（二）進行文化改造的初步嘗試，而不是復辟文化消極面；代之以寬容與和解，而是宣揚仇恨、設計清算。這首先要求「自備神性」的公共品系統為過去造成的社會傷害而道歉，比如六四事件全面和解、廢止所謂打擊邪教的法條。
（三）民間知識精英階層提供一個多布森〔注26〕意義上的民間意識形態體系，足以成為公共權力系統所秉持的失效意識形態的參照。
行文至此，我對民間力量保持著充分的樂觀態度，儘管民間精英的知識構架還較粗糙，但畢竟是機遇總是勝過了義憤。惟其如此，民間系統的擴大才能理性地彌補公共品效力嚴重不足導致的整體社會缺陷。
再見吧，形形色色的所謂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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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部分：
〔注1〕關於「聯動」的有關文獻，請參見陶鐵柱《「聯動」與共產主義小組》（在徐，P43－72）、肖文《文革回憶》（在徐，P73－92），載於徐友漁主編的《1966我們那一代人的回憶》；版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其中：一個驟轉的情節是，江青（1966年12月）對這一紅色貴族組織的判語的發出，江對平民紅衛兵組織「西糾」說：「紅衛兵小將們我們是支持你們的，但有一小撮人自視血統高貴，他們是什麼東西。」
〔注2〕關於伴隨清理「三種人」出現的經濟腐敗，請參見官方正式的文獻《整黨大事記（1983，10－1984，10）》；版本：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本文采用的過程中完全還原為當時報紙報道，以下不另說明。
〔注3〕「四人幫」倒台後，民間傳播過一個來自高層的政治笑話：王洪文主持會議時批評遲到的鄧小平，鄧說：「我年齡大了，人民大會堂的台階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不像你王副主席一樣，沒走過任何一個台階，坐著火箭上來了。」
〔注4〕同〔2〕《前言》P2－3。
〔注5〕同〔2〕，但這一案件在文獻中並沒標明報道來源，估計是高層內部的《動態清樣》之類的文件報告的，只是到正式做成文獻系列時才公開引用。
〔注6〕請參見《人民日報》1984年1月16日的報道。
〔注7〕同〔6〕，1984年3月6日。
〔注8〕請參見《廣西日報》1984年4月12日的報道。
〔注9〕請參見《湖南日報》1984年4月14日的報道。
〔注10〕請參見新華社1984年4月17日的報道。
〔注11〕請參見《天津日報》1984年4月13日的報道
〔注12〕同〔2〕該信（對一位叫陸愷悌的人）說：「我以父兄的責任，還要叮囑你一件事，……就是你和霓雲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麼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為，這是決不允許的。你們必須記得共產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範。革命黨人的行動僅僅是為人民服務，決不想有任何酬報，誰要想有酬報，誰就沒有當共產黨員的資格。」；時間：1984年1月29日。
〔注13〕正式以學術方式使用「太子黨」概念的人應該是丁學良，他認為「太子黨」問題存在有礙公平競爭。請參見其論文《非民主制度下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載於《比較》學術雙月刊1989年第3期。
〔注14〕同〔2〕，1984年1月5日中紀委通報。
〔注15〕請參見《人民日報》1984年1月11日的報道。
〔注16〕請參見《人甘肅日報》1984年1月17日的報道。
〔注17〕請參見新華社1984年1月20日的報道。
〔注18〕請參見新華社1984年2月5日的報道。
〔注19〕請參見新華社1984年2月8日的報道。
〔注20〕同〔2〕，中紀委1984年3月15日的報道。
〔注21〕這個正式文獻系統是《戒嚴令發佈之前4.15－5.20動亂大事記》；版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8月）。使用方法同〔2〕。
〔注22〕請參見《經濟日報》1989年4月28日的評論員文章《顧大局，反動亂，求穩定》。
〔注23〕請參見《人民日報》1989年4月29日的評論員文章《維護大局，維護穩定》。
〔注24〕請參見《人民日報》1989年4月3日的報道。
〔注25〕請參見《人民日報》1989年5月4日的報道。
〔注26〕請參見多布森《綠色政治思想》（郇慶治譯）之<導論>P3；版本，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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