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毛式领袖像西方哲人一样宣称，“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他们躲在人民后面，朝向人民开枪。
文革和纳粹有何异同——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题目。纳粹被战胜六十年，文革四十年，人们如何评介，众说不一。为纳粹辩护者，在正常西方社会里是极少数人，是极端派和边缘人；而鼓呼文革者，今天在中国却是大有人在。最近，拥毛成为一种热潮。北京甚至开张”红色经典”饭馆，大厅高悬：毛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巨幅横幅，且人潮汹汹，生意极热。
海外呢，则是鼓吹给造反派翻案，”反对妖魔化造反派”，要进行”二次文革”，”人民文革”。衮衮诸公，从拥毛开始，挺林彪，为陈伯达鸣不平，为中央文革说项；且聂元梓，蒯大富一类造反者也是振振有辞，为自己和文革正名，更有周泉缨等，说文革是”证伪”，毛是”试错”，且是伟大试错者（对此，我们会有另文以解）；而宋彬彬一类红卫兵更是毫无悔意，他们借助一个电影来为自身洗脱，甚至按照党的原则来否定文革，使文革反思和批判党文化，也就是为文革前后的刘邓官僚体制辩护。
有人把这一切称其为”文革无罪人”！
如此一来，文革和纳粹两个反思，呈现了完全不同，甚至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局面：一个是否定；一个几乎是要发难和翻案。在这样一种时刻，反思纳粹和文革之关系，就非常必要。其中最为重要是，文革和纳粹同属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屠杀人类和绝灭人类良知的残暴罪行。如果对于这一点有所怀疑，就会为东西方历史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开，就是灾难的轮转——所谓”下一次”！如果”下一次”真的到来，人类无疑会再次遭受巨大灾祸。这个可能性对于中国人尤其大！因为，上述迹象已经说明，文革幽灵已经徘徊在北京上空。
文革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在于人们不知道文革究竟是不是民主？是不是革命？是不是乌托邦？
一般而言，人们证明文革的所谓合理性、人民性，是以其有百万之众出现在广场上作为依据的。他们说，这是人民的意志，或者是毛和人民意志的合一。于是我们必须对这个场面加以评定。这是独裁者一贯的手法，在二十世纪一再使用。这个手法就是民粹主义的。民粹其实是独裁的另一面。我们重复说过，民主的前提和民粹的前提，是完全不一样的。民主要赋予人民监督，选举，言论的权利。有这个前提下，人民才会进入民主程序，而在此之前并不能进入。
反之，在人民完全没有上述权利的情形下，独裁者利用人民情绪，实行政治操纵，表面上其往往体现为民粹运动。这类运动实际是个人意志的变形，就是”一等于多 “的那种假民主和真独裁游戏。民粹与民主有着根本不同，却又极为相似。相似之处在于群众场面和革命特征。文革，就是这类可以被毛控制的、没有任何民主因素的人民运动，其完全依靠洗脑后人民的愚昧和精神混乱。
而纳粹和文革的异同究竟何在？这个异同的意义如何？延续性如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议题。
简单来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希特勒在其崛起的时候，必须按照民主规则行动和言说。他也绝对不是一开始就造就了纳粹的一统天下。他的纳粹党也是从少数变成多数，在林立的派别中——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类似文革的派别林立，通过其民粹和爱国主义鼓动，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是民主游戏的规律和一般表像。希特勒慕尼克政变失败——这是他走向得逞和胜利的征兆，他被审判和被宽恕，既说明希特勒受到约制，也说明希特勒受到纵容。
当德国总统兴登堡这棵大树倒下以后，独裁者才可以跨过他的障碍，得以统一天下，并消灭或者取缔任何反对派。这个过程说明，希特勒利用了德国的民主。
文革中，造反派有无希特勒的幸运呢？完全没有。因为文革造反派不具备利用民主国家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他们是在毛的国家机制而非兴登堡的国家机制里进行”革命”。他们的不幸，比起希特勒的”个人奋斗”来，也是完全遗憾的两回事情。
但是，毛利用人民情绪和希特勒利用民主（同时利用民粹意志和人民情绪）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早先援引的许多对纳粹和极权主义的研究，往往也适合文革。其原因在于，他们针对的是人类普遍的反价值和负规则。这些反价值和负规则和普世价值相反相成，且从反面，证明了普世价值存在之必要性。
如此推论下去，在两种前提下出现的东西方极权主义，其本质为一，是属于一种人类罪恶范畴。东西方独裁者对于民粹和民主的利用，在一个明确的层面上来看，就是他们全是反自由主义原则，反人性反人类。这个反对的内涵极为明确：
一是、他们制造一种理想，毛式和希特勒式理想。
二是、他们以非人的残暴手段，来实现这个子虚乌有的邪恶和愚蠢的理想。手段的残暴，证明目的的残暴，他们违反人类起码的尊严和权益。康得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次可以说明纳粹和文革的野蛮虚妄。
三是、在煽动人们情绪方面，独裁者的演说术和宣传术往往超过其前人的逻辑诠释和说教效应。兴登堡，没有力量说服德国人遵守起码的国际协约，让德国人和希特勒的煽动保持距离。文革中，人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对毛的煽动无动于衷。
四、德国法西斯起源和中国法西斯起源完全不同，但是毕竟有所联系。按照阿伦特的观念，法西斯的兴起，源于垄断资本主义造就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被这个一体化趋势挤压甚至抛弃的社会力量，形成她所谓的”边缘人”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西方社会原有的法制和文明，他们以”新自由”的名义（见哈耶克语）反对自由，遂形成希特勒及其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
中国革命和文革造就的，是本来就自外，或者他外于法定政治框架的广大群众。国人在经济上被尽数剥夺，政治上不受保护，人民中的正面群体，如工农，就是最大的被剥夺者，不受没有任何法制的保护；而负面群体，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黑帮……更是”一无所有”。不像西方社会，只是边缘人不受保护，中国人，本来就是不受任何现代法制保护的既边缘又主体的人群。由于他们每日每时都处在社会边缘地带，他们的革命性，破坏性非常强烈。这就给毛式革命者一个个无穷的机会 ——其实，正是毛式革命，含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这个总危机的局面。文革发动，正是毛利用了这个革命潜在性危机。
可悲的是，这个革命，这个文革，是在重复法律和政治架构以外的”解放”意志而无他求。人们根本不意识政治建设和法律建设的任何含义。解放，遂成为动乱和恐怖。西方”边缘人”群体的特征——反社会，反传统，反道德，鼓吹暴力，实行恐怖——现在，轮到国人自己的实践。毛式人民，由此陷入这个暴力的漩涡，无法自拔。他们在文革中被焕发的破坏力量，与纳粹运动诉诸的目的，实行的风格，达致的效果，完全一致。其表层的革命性，与其说是反抗官吏，不如说是破坏社会—— 而与人民革命的逻辑如出一辙。
人们说，群众是受压的——但是，是谁在压迫他们呢！正好是让他们造反的人。这个人论是说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循环论证——我，压迫了你，所以，你要革命，要文革——但是，你，还是拥护我的——你，只是在寻找除我之外的压迫者——于是，你们开始互相斗争——然后，我，来收拾你们所有人，收拾残局——一切，回到出发点。这个矛盾意象，就是文革的全部秘密。
五、法西斯是欧洲文化的怪胎，但是，这无法证明他不属于欧洲。毛式文革，却不是中国的货色。这个货色，不同于建立在封建文化层面上的皇权统治和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任何欧洲民粹派的独立反抗意识——如，无政府主义。毛式文革，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和任何文化根据的暴民兽行，其文化意义，比起纳粹文化来，也等于零。
六，我们不是说纳粹文化有什么意义可言，而是说，至少，希特勒还会保留瓦格纳精神和拜鲁依特那座伟大歌剧院。。。。。。
七，其实，只是在挖掘德国纳粹起源和挖掘德国极权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传统的时候，经过列宁主义的嫁接，中国人，才逐渐熟悉，并且输入了和国人精神风马牛不相及的俄国革命文化。这个马列主义文化，经过毛式变形，成长为一种极端丑陋和无知，无奈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其实是文化败类的指导下，文革，得以爆发和进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摆脱这个文化怪胎，回到稍微正常一点的传统的，或者西方主流式的思维上去。可惜，至今，这个转型和转向，来得模糊和混乱。（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政治中政教分离的法则，起源和现实，他们以为鼓吹一种宗教和政治合一，由宗教，基督教引导的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就可以找到方向。笔者不以为然。其中误解就是，中国人没有建成文化中的宗教和政治，他们还停留在毛式立杆见影的革命思维方式上，以为就像教会直接导致耶稣式反对罗马，反对犹太贵族的革命起义，是我们的模本。
其实，只有完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定位和复兴，才能够选择国人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文革，文化革命，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民主和民粹，又是如何区别的呢？民主，是不是永恒和永恒正确的人类选项呢？比如，卡尔.波普是如何定义民主，且为民主之前景，有所担忧的呢？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深层次思索文革的一个角度。因为，文革毕竟牵涉到民主，或者民粹，或者大民主。我们暂且把所有这些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其实这些概念也并不具有其自天然的”隔绝性”，而可以互”不”容和和混淆。他们往往是互相牵涉和彼此渗透的。在此方面，波普说的很好。他的观点是这样：
一、民主，首先不可能不被利用。以前，希特勒或者恺撒，就可以利用之。谁，可以规定和保证，以后，民主，就无法被独裁者利用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观，像本雅明和福科那样，把历史看成为一种偶然和碎片的话，历史偶然性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发生二次文革，也不是不可以想像的！）人类历史上英雄和领袖动机发生作用，往往就是借助民主乘虚而入，这个是历史本身的证明。如果没有必然性的历史只是让位于偶然性的历史，起码，国人的前途堪虑！
二、如何保证民主之必然性，”崛起”的中国人，是不是需要民主，现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像恺撒和纳粹的历史所证实的那样，文革，就是历史无民主的民粹产物和专制产物。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产物的后续发展方向。不能继承伟大事务的事务不可能伟大（西塞罗语）——从政治上判断，国人，继承了什么伟大的事务呢！其继承性和无继承性，将会出现在何出处呢！
三、卡尔.波普说，”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着）”伯里克利心里很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在。”（同上）”我们从休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同上）他们屠杀了米洛斯岛邦的男人……
波普对于民主的几乎是悲观主义的看法，和文革民众的呼应一旦东西结合，给我们涂抹的是一幅可怕的前景。在对比德国与中国的时候，我们尤其看重他对于纳粹德国和魏玛德国之比照——他于是说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以后，他却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同上）
四、所以，伯里克利说，要用全民评价代替全民统治——这个说法有些难点——就在于，只有统治者才有评价权。我们引用上述说法的目的，既不是重温希腊历史，甚至，也不是考证纳粹德国。我们援引这些说法，是希望我们国人，有一种自我启迪的能力——就是说，理解和读懂得毛式民主和其文革——这个假民主，在利用” 人民统治”方面做出的负面榜样。毛式领袖像西方哲人一样宣称，”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他们躲在人民后面，朝向人民开枪——这是一种对于民心的射击。
死难者的牺牲带来了什么！是要进行再次文革吗！还是寻找一种有别于文革，却是”人民多数统治”替代性民主膺品呢！我们的民主自由的基本资源又是什么呢？国人要全部统合到诞生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和以后被君斯坦定大帝合法化的西方法制和宗教精神吗？毛式造神运动，难道无法从反面启迪我们，找到一种本土化的宗教精神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讨论文革受难，就很像昔日的忆苦思甜，无法定出文革和后文革的政治去向……
──转自《人与人权》(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