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3日讯】2006年6月21日央视一套《共同关注》栏目播出的是《上学为什么这么难》。其中讲述了浙江省诸暨市大塘中心小学体育教师应海飞，一个巴掌把化名小钰的小学生打成耳膜穿孔。这名老师与该校校长到学生家中赔礼道歉时，曾经承认自己打了小钰的脸，而且被小钰的父亲录了音。然而，当小钰的父母要求应海飞赔偿医疗费用并且正式道歉时，应海飞和校长却公开否认打了小钰。小钰的父母拿着收集到的一系列铁证先后把应海飞及大塘中心小学告到诸暨市法院和绍兴市中级法院，两级法院都以证据不足而拒绝立案。这样一来，小钰不仅留下了肉体上的残疾，更遭受了来自老师及学校的更加残酷的谎言压制和精神摧残，小钰从此不敢再去上校。两年后小钰经大塘镇政府联系转学到桂山小学，因为他的钢笔被同学折断之后告诉了家长，新的班主任老师便在课堂上要求同学们不要与他一起玩耍。小钰母亲为此与班主任老师发生冲突，小钰又一次拒绝上学，只好由他的父亲利用空闲时间给他讲授一些书本知识。
我自己曾经当过农村教师，而且很不恰当地体罚过学生，老师把学生打伤的事情我也亲眼目睹过的，应海飞把小钰打成耳膜穿孔应该不是故意作为。几年前我也曾经到大塘镇做过电视采访，这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袜业之都，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穿过生产于这个小镇的或名贵或廉价的袜子。应海飞和大塘中心小学并不是没有能力赔偿小钰的医疗费用，而只是习惯于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来表现自己象共党一样掌握惟一正确的绝对真理的极端傲慢。这件并不十分严重的事情，已经持续发生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五年来虽然有浙江电视台记者王志强的积极介入和跟踪报道，小钰依然没有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一个稚嫩脆弱的孩子的善良心灵，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师并不十分严重的错失以及随之而来的拒不认错给彻底摧毁了。
中国人从来没有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并且容忍别人的缺点错误的习惯，即使连祖宗赋予的姓氏都被儿子辈的赵老太爷强行剥夺的阿Ｑ，也会运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之类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把处于劣败地位的自己武装成为战无不胜的“胜利者”。到了《新青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中，包括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周作人在内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并没有真正明白“民主”与“科学”的真谛所在，偏偏要采用反“民主”和反“科学”的极端思维去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及正当人权，于是便有了1924年5月13日，周作人以陶然的署名致信《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信中针对北京大学一名杨姓教师给不认识的韩姓女生写情书而被揭发、被革职的事件发表意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5．4’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无过失的人。”
周作人虽然是一位比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们稍微文明一点的“能够自知过失”的人，却从来没有象留学欧美的胡适、陈源、徐志摩那样严格遵守费厄泼赖（fairplay）的公平公正原则。一旦卷入“党同伐异”的学界和政界之争，他依然是一个“颠倒反复无所不可”的绍兴师爷。正是沿着《新青年》同人中的陈独秀、鲁迅、李大钊们所开辟的中国传统儒教加苏俄邪教的野蛮逻辑走下来，中国社会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养成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并且容忍别人的缺点错误进而实现费厄泼赖（fairplay）的公平公正的文明习惯和宽容氛围。一年前我拜访一位以斥骂共党著名的还算正直的老共党，趁他高兴试探性地问到所谓“两头红”的问题。他愤愤然地不肯承认自己学生时代投奔所谓的“革命”是出于自己的盲目无知，更不肯承认自己所谓的“两头红”是很血腥也很野蛮的一种表现，俨然是共党所有的罪恶里面，根本就没有他自己一丝一毫的责任。如此一来，他就无法导致良性互动的理性双赢的结果。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