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今年是发生在北京的六四镇压17周年。198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虽然被军队镇压了，但它对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它与当今中国各地蓬勃兴起的维权运动又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呢?
记者高山邀请1989年六四镇压后被当局通缉、逮捕和监禁，目前流亡美国的王军涛和在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记者：六四这事件已过了十七年了，十七年来，虽然中共政权似乎想遗忘这个事，而且年青人对六四也许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实际上您觉得“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是不是有影响？
王军涛：我觉得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走向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分成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方面就是在六四以后，中共的执政者为了重新恢复他们执政稳定，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进一步的控制和对六四的参与者加以镇压，使得中共政权整个朝向着更威权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恢复它们统治在老百姓中间的这种觊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经济进一步进行了改革，造就了今天比较畸形的发展社会。在经济上是发展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贫富差距增大，更加腐败了。
第二个方面，六四之后，整个海外世界，包括海外的华人世界，开始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做了更大的关注，在各个方面参与促进，且成立了一系列的组织，也形成一些国际性的机制，关注这个问题。
第三个，我觉得在六四之后，中国十七年的发展形式，证明了在十七年前被扼杀的中国发展前景，实际上是一个好的前景。
在最近两年中，关于围绕着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的纪念，已经让中国老百姓一系列的抗争的行动都表明了，他们在重新的恢复对于六四这方面问题的记忆，而且希望以六四做为一个契机，来解决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记者：刘青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刘青：六四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明显和强烈的。在六四之前，中共政权可能认为在它们领导下的某种民主还是可取的，但是在六四之后，它们已经是非常害怕和恐惧民主，因此采取了强烈的镇压的措施，这样杜绝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政治道路。
在89年六四之前，从高层来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和强烈的要杜绝这种道路；但在六四之后这种道路杜绝了。
再者，对于社会，它们一方面是进行经济改革，甚至经济上的腐败；另外一方面它们对于社会是采取了强力的镇压措施，不让社会有新的火花和聚集的可能出现。从六四到现在十七年来，可以看得出来，只要社会上有一点强烈的不满或者有人凝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遭到强烈的镇压。
记者：王军涛先生，六四之后的十七年，你觉得中国维权运动是不是对六四有个传承的关系呢？
王军涛：我跟他们讨论过，我觉得这一点传承是毫无疑问的。他们都比较认同在六四那一天被扼杀的中国发展前景，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信念，而不像邓小平的路线：只在经济上改革但在政治上保持威权。在这方面他们是认同六四被扼杀前景和希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特点上表现的有所不同。最近我看到说围绕的维权运动的内部分歧讨论像范亚峰这些学者和高智晟律师等等，他们都在这方面都表现高度的认同，就是他们在讨论六四的精神是什么？他们愿意去继承这一精神。
记者：刘青，您觉得这个六四学生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对当今的维权运动还有要求民主这方面的诉求，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刘青：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都是有传承的。只是因为中共政权在信息上的控制和压制，使很多人对这种情况不了解。
比如民主墙，在民主墙之前有一些民主运动，包括中共掌权之前的一些民主的争取和努力，其实对民主墙都是有影响的，而且民主墙对后来的一些事情也都是有影响的。
像89年六四这样大的事情，中国民众知道的相当多，很多人受到了89年六四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共政权在信息上的控制，还有由于信息了解的残缺不全，使一些具体做的人，在思想和感觉上甚至是感情上都可能有断代的现象。
记者：中共政权在十七年来对六四一直是采取回避不谈的态度。最近有一个天安门母亲唐德英，她的十五岁的儿子六四时候在成都被打死了，现在她得到了一些困难补助，您觉得是不是表示着中共政权对六四的态度有转变呢？
王军涛：我觉得这件事情还不能说明中共政权对于六四政策有一个根本性的明确的转变。这七万块钱的困难补助是数额高了，但这确确实实是含有对六四这个事情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个地方官员在权限范围内对这个事情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我觉得最多也做到这一步。
至于说是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态度还是坚决的，因为最应该补偿和最应该做出回应的是丁子霖女士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运动，对这个运动中共政权至今还是置之不理，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
记者：天安屠杀是用真枪和坦克进去镇压，并没有用橡皮子弹或摧泪瓦斯等等的东西，中共政权好像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在最近的广东的东洲事件，它们也是向老百姓开了枪。昨天公安部副部长还说要对群体性事件要加以防范，您觉得中共政权为什么没吸取天安门镇压的教训呢？
刘青：它们自己还在吸取教训，比如说它们把一切可能发生这种群体事件的火花，在最初发生的时候就把它扼杀掉，不使它真正形成大规模的群体运动，这就是它们吸取的一个教训。
对于它们来说更主要的是“政权”，如果一旦政权面临威胁的时候，包括从前使用过的手段，它们仍然会再次使用，所以那次对它们来说不是一个教训问题，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问题。
记者：王军涛您觉得中共政权有没有可能对六四进行从新评估呢？
王军涛：我想这还是取决于中共的执政者是不是有决心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在没有下这样决心的时候，对六四任何的评估都会引发政治风潮，假如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思想准备的话，那么面对这样风潮，它们还会继续重犯它们在六四所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者罪行。
我想最主要的问题还在这个地方。它们对于六四这个事件，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都知道它们做了一件错事，即使是要维持它们政治统治来说的话，它们这个包袱太重了，而且它们做的太粗糙、太生硬、太残忍，所以激起整个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
另一方面，它们又知道任何一个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都会导致新一轮的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风潮，这是它们不能做的，所以这件事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和平变革政治体制的决心和意志，只要没有，那么它们就不会去重新评估这件事。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